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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泓凯｜“给成年人的鬼故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瓦尔堡及其战争摄影图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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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泓凯｜“给成年人的鬼故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瓦尔堡及其战争摄影图集（上）崇真艺客瓦尔堡战争照片，遍布弹痕的多力克柱

“给成年人的鬼故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瓦尔堡及其战争摄影图集

乔泓凯

摘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地震仪”的瓦尔堡陷入了精神崩溃的边缘。瓦尔堡在编制战争卡片的同时搜集了大量战争照片，以此对战争的症候集合体进行测绘。这批照片直到最近才于伦敦瓦尔堡研究所的内部搬迁过程中被发现。瓦尔堡在战争中的工作既是对历史危机的一种反应形式，亦是基于个人精神危机与自传性“战争心理学”（Kriegsseelenkunde）的、“为此在而战”的尝试。战争照片构成了一个与《记忆女神图集》相应的“战争图集”，作为对后者制图学原则的预先给出，其揭示了异教情念程式与现代技术的不祥的结合，以及图像的“动力学”结构。战争照片构成了幽灵般的现实与记忆的灼痛之地，暗示着经验贫乏时代重建认识论与设置“思想空间”（denkraum）的努力。

关键词：瓦尔堡；第一次世界大战；图集；动力学；情念程式；思想空间；

Title: “Gespenstergeschichte für ganz Erwachsene”: Warburg in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his War Photographs Atlas

Keywords: Aby Warburg; World War I; Atlas; dynamics; Pathosformel; Denkraum;

Abstract: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Aby Warburg was on the verge of Schizophrenia. While compiling the “Kriegskartothek”, Warburg collected a large number of war photographs, mapping the symptom assemblage of the war. Warburg's work during the war was both a form of response to the crisis of history and an attempt to “Kampf um Dasein” based on a personal mental crisis and an autobiographical “Kriegsseelenkunde”. The War Photographs Atlas reveals a ominous combination of pagan “Pathosformel” and modern technology, as well as the intrinsic intensity and ‘dynamics’ of the images. The war photographs constitute the ghostly reality and searing place of memory, showing efforts to reconstruct epistemology and set up a ‘denkraum’ in an age of the poverty of the experience.

1914年7月29日，瓦尔堡在日记中记录了他所感受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云：“整个德国都将被战火焚毁！——能阻止这一切吗？一切皆系于我们自己。”[1]战争爆发后，瓦尔堡的焦虑日趋严重，1914年9月，他感到自己工作的平衡突然被击成了碎片[2]；10月，瓦尔堡在日记中直接表达了对战争的支持，为此，他甚至开始练习骑术和射击。面对1914年这场人类学、乃至形而上层面的“元灾难”（Urkatastrophe），作为“地震仪”的瓦尔堡通过战争卡片汇编与战争摄影图集等方式，积极地对作为“成年人的鬼故事”（这亦是瓦尔堡为《记忆女神图集》的副标题）的、战争的症候集合体进行测绘。地震仪揭示了“现象界”之下的、不可见的内在历史（精神）运动。正如瓦尔堡所说：“有时看起来我好像在扮演心理历史学家（ich als Psychohistoriker）的角色，试图从图像的自传性（Autobiographical）反射中诊断西方文明的精神分裂症（die Schizophrenic des Abendlandes）。一面是狂喜的宁芙（狂躁），另一面是哀悼的河神（抑郁）（die ekstatische Nympha [manisch] einerseits und der trauemde Flussgott [depressiv] andererseits)。”[3]而考虑到瓦尔堡在战后旋即精神崩溃[4]，瓦尔堡在战争中的工作便需要被同时视作对历史危机与个人心理危机的一种反应形式。豪格（Stefen Haug）在最近的研究中强调，战争促使瓦尔堡的研究发生了“范式转化”[5]一战之后，瓦尔堡对宇宙学与普遍“文化心理学”的热情与日俱增，这一趋势已然在瓦尔堡的战争摄影图集和战争卡片（“战争迷信”研究）中有其体现。

乔泓凯｜“给成年人的鬼故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瓦尔堡及其战争摄影图集（上）崇真艺客图1 瓦尔堡1914年10月的日记

瓦尔堡在一战期间搜集的战争照片构成了一个与《记忆女神图集》（Der Bilderatlas Mnemosyne）相应的“战争图集”，这批照片直到2004年在伦敦瓦尔堡研究所的一次内部搬迁过程中才被发现。有迹象表明，最初的照片总数不少于5000张，现在只剩下大约1550张[6]。这些照片被放置在三个照片盒中，（根据照片背面的编号印章）A盒中的照片包含一个从T3331到T5082的序列（编号间存在明显的断裂，且开头的22张照片未编号），共计545张；B盒则包含一个从A1023到A3054的编号序列（同样存在断裂，另有一些以编号T开头的照片），共计587张；C盒则包含一个从A2到A999的编号序列（同样存在断裂，另有一些以编号D开头的照片以及与战争相关的邮票和明信片），共计417张[7]。战争摄影图集也可以被视作是诸母题、情念的超历史、超个体性的迁移以及症候式蒙太奇的视觉知识型等《记忆女神图集》的制图学原则的实验性的预先给出。照片自身也构成了幽灵般的现实或记忆的灼痛之地。

一、失灵的地震仪：瓦尔堡的战争卡片与战争图集

卡西尔在给瓦尔堡的悼词中如是说：“瓦尔堡……总是处于生命本身的暴风雨和旋风之中；他一直深入到其最后的、最深刻的悲剧间题。”[8]处于“风暴之眼”处的瓦尔堡同时也肩负着“历史之眼”的使命，他用以形容尼采和布克哈特的“地震仪”的隐喻也构成了这种（阿特拉斯式的）使命的准确写照：作为“承载者”，在危机时代接收来自古代的遥远记忆能量。对瓦尔堡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症候集合体或冲突地质学，战争的风暴摧毁了“地震仪”，令瓦尔堡的精神指针陷入了彻底混乱。瓦尔堡的助手海瑟（Carl Heise）回忆道：

瓦尔堡对1914年爆发的战争并非毫无准备……他预见到了德国的灾难，他经常说他感觉自己就像卡珊德拉……他开始编制一份索引，将最重要的事件“制成卡片”。当然，卡片的主要内容并非前线战斗报告，而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的精神性的症候反应（symptomatischen geistigen Reaktionen）、不断加剧的充满仇恨的宣传倾向，以及愈发罕见的充满希望的理性之声……最初他仍感到自己是事件的掌控者……但随着战争变得愈发漫长、愈发绝望，这种感觉使他精疲力竭，不堪重负，但他并未屈服，而是以无与伦比的顽强精神进行战斗——之所以说是战斗，是因为他的工作房间越来越像一个战场[9]。

海瑟真切地描述了，瓦尔堡对世界灾难（文化悲剧）的深刻体验，同时也将我们引向了瓦尔堡在一战期间所进行的战争卡片（Kriegskartothek）工作——作为瓦尔堡与前线的战斗同步开展的“另一场战斗”，瓦尔堡试图“用自己熟悉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在此意义上，“战争卡片”和“克罗伊茨林根（Kreuzlingen）日记”共同构成了了解瓦尔堡精神康复过程的“两个尚未得到分析的辅助工具”[10]。这些卡片主要由带有标题的报纸和杂志文章的摘录或转述构成（此外也涉及部分明信片、图像材料等），形制为规则的10.8×14.8cm的矩形，顶部边缘处有单独的区域用于誊写书目与材料的信息，背面还附有可能是后期存档时加盖的序号印章，根据施瓦茨（Peter Schwartz）的考证，瓦尔堡的战争卡片汇编是一个存放在编号101到172的笔记盒中（附带详细的命名索引）的、涉及9万余份材料的庞大系列，目前瓦尔堡图书馆中仅存有名为“战争与文化”（Krieg u. Kultur）的第115号笔记盒、名为“宗教伦理/战争遇难者/基本事件”（Religion Ethik/Kriegstote/Elementare Ereignisse）的117号笔记盒与名为“战争与艺术，1915/16”（Krieg und Kunst 1915/16）的第118号笔记盒。其中，第117号笔记盒的主题与瓦尔堡同期的“路德研究”形成了明显的互文关系，其大标题下又分为“迷信，预言”（Aberglaube, Prophezeiungen）、“宗教”（Religionswesen）、“教皇与战争”（Papst u. Krieg）、“共济会”（Freimaurer）、“战争伦理”（Ethik d. Krieges）、“战斗行为”（Verhalten im Kampf）、“战争勇气/伦理学”（Krieg Tapferkeit/Ethik）、“战争遇难者”（Kriegstote）等众多子题[11]，有效地反映了在一战期间激增的战争迷信现象。

乔泓凯｜“给成年人的鬼故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瓦尔堡及其战争摄影图集（上）崇真艺客

图2 第117号卡片盒

图3 第二期《画刊》封面

瓦尔堡在战争期间的另一项重要的工作便是后来以《路德时代语词与图像中的异教古代预言》（Heidnisch-antike Weissagung in Wort und Bild zu Luthers Zeiten）为题出版的路德研究，这也是瓦尔堡在精神分裂前完成的最后一项系统性学术工作。贡布里希明确地指出了该文与战争之间的密切联系：“这个决定再一次帮助瓦尔堡摆脱旧的主题……他把新的研究与政治宣传和编写小册子的有关时事的经历联系起来。他希望研究德国历史中以前的一段危机时期，即宗教改革时期……与他的时代和环境一样，瓦尔堡把路德看作伟大的人类解放者之一，看作为了启蒙和把信仰从狭隘教条的秷楛中解放出来而战斗的英雄形象。”[12]韦德波尔（Claudia Wedepohl）指出，虽然该文发表于1920年，但该文的实际起始时间可追溯到1915年甚至更早：“瓦尔堡的‘路德’论文在很大程度上，早已在1915年他的书信、笔记和日记的字里行间被起草出来……研究宗教改革的实际动力来自于他对意大利退出同盟国的适度失望。”[13]同时期，瓦尔堡还与民族志家格雷奥格·蒂勒纽斯（Georg Thilenius）和语言学家朱里奥·潘孔切利-卡尔齐亚（Giulio Panconcelli-Calzia）合作创办了意大利语刊物《画刊》（La Rivista Illustrata），瓦尔堡设法在1914年秋季和1915年春季于意大利发行了两期刊物，“以此维系欧洲思想界的组织”[14]。在某种程度上，瓦尔堡甚至希望以此阻止意大利的倒戈。瓦尔堡对意大利的立场、以及“充满谎言”的国家宣传机器深感失望，在瓦尔堡看来，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的“为意大利而战”的鼓吹是一场完全的“大众催眠”（Massenhypnose）。瓦尔堡在意大利事件中再次发现了当代政治事件背后潜隐的异教情念（他将邓南遮称为“大祭司”[15]）、战争神学与世俗民族主义之间的张力[16]，以及关于战时宣传中图像、语词的意识形态功能的“政治图像学”（这些主题亦构成了瓦尔堡“路德研究”中的核心内容）。纽曼（Jane O. Newman）在最近的研究中有效地强调了瓦尔堡的路德研究与彼时流行的“战争神学”（Kriegstheologie）的密切联系[17]。与本雅明、肖勒姆等同时代犹太学者一样，瓦尔堡的工作同样暗示了对一个高度战时神圣化的世界中的危机的回应。不过正如麦克尤恩（Dorothea McEwan）所指出的那样，“事后来看，我们很难接受瓦尔堡居然会相信，通过出版两期期刊，他就能阻止与意大利的战争；这完全是对形势、政府意愿及人民意愿的错误判断。”[18]在1917年12月底答复德国世界大战收藏家协会的一封信件中，瓦尔堡暗示了《画刊》与战争卡片工作的同步性：“（战争卡片）最初是为1914/15年用意大利文出版的、图文并茂的战争期刊进行合理的准备而产生的。”[19]在这份刊物的编辑过程中（约自1914年12月起），瓦尔堡多次致函《汉堡自由报》和《汉堡通讯员报》的编辑与新闻办公室，要求后者为其提供大量（尤其是具有煽动性与诽谤性的）图片及新闻的确切来源，部分报刊内容也构成了《记忆女神图集》最后图板中的令人瞩目的材料。

而在战争卡片之外，瓦尔堡还在战争期间收集了大量的战争照片。如前所述，现存的照片仅为原始“战争图集”的一小部分。这批新近被发现的照片的时间跨度大致为1914年9月到1918年3月，其中可以确定日期的最早的照片为C盒中的编号D2，最晚的一张照片则为A盒的T5082。

图4、5 瓦尔堡战争照片（及其背面），编号T5082

如果将战争图集与瓦尔堡同期进行的其他工作（战争卡片等）联系起来考察，则不难发现其内容上的显著相关性。实际上，这批照片最初正是为《画刊》出版而搜集的图像材料。在1914年11月的一封信件中，瓦尔堡解释了他与蒂勒纽斯和潘孔切利-卡尔齐亚正在为《画刊》杂志寻找正规的配图渠道[20]；12月，瓦尔堡在致妻子玛丽·瓦尔堡的信件提到了一家名为“德国海外通讯社”（Deutscher überseedienst，即DüD）的图片供应机构，显然瓦尔堡此时已经做出了他对供应商的选择[21]。在“DüD”的负责人汉森（Hansen）于同月致瓦尔堡的一封信件中，汉森向瓦尔堡承诺会提供法国教堂背后的重型火炮装置的航拍照片：“今天我和副总参谋部的德特尔莫瑟（Deutelmoser）少校在一起，向他要了一张法国大教堂后面的法国重炮兵连的航拍照片。”[22]在瓦尔堡与DüD的众多通讯往来中，这个细节尤其值得关注——教堂（遗迹、废墟）和战争机器的并置在战争图集中反复出现，同时也直接指向某种瓦尔堡式的命题：宗教场所与世俗性暴力之间“动能倒转”，此种神圣与（异教情念）世俗之间关系结构亦是瓦尔堡“文化科学”的基础性论题之一（也见诸《记忆女神图集》图板78、79）。紧接着，在12月30日瓦尔堡致汉森的一封信件中，瓦尔堡提供了一组带有编号（以大写字母A与D开头）的照片（作为对DüD供图的筛选结果）：

我们对您提供的图片进行了初步筛选。这些图片如下：

A116 热心助人的水手

A145 葬礼

A155 前线电话

A163 救护推车（Lazarettzug）

A168 作为父亲的兵士

A195 俄国战俘

A196 海矿

A199 埋葬地点

A206 安特卫普教堂塔楼上的观察哨

A211 缆绳维修

A225 风暴前夕

A261 教堂中的难民

A370 医疗犬

D3 飞机运输[23]

这则材料有效地解释了系列战争照片与《画刊》主题之间的重合，同时也暗示了战争图集中许多重要的主题（葬礼、天气预兆、战争与宗教等）。“DüD”供图的清单也部分地填补了现有照片序列中的一些断裂，尽管其中许多照片已然不复存在。因此，瓦尔堡的战争图集的组织与顺序并非无迹可寻，相反，这些照片均围绕特定的事件（以及瓦尔堡刊物中的主题）而带有其明确的叙事含义。正如迪迪-于贝尔曼（后称“于贝尔曼”）所说：“（战争照片）仍给人以《记忆女神图集》的印象：两者都是某种绝妙的失序之物；大量的图像中涌现出惊人的亲合力。”[24]尽管于贝尔曼并未考察战争照片的功能性的编号与（作为刊物插图）的叙事顺序，但于贝尔曼无疑捕捉到了战争图集与贯穿瓦尔堡毕生研究的诸多根本性图像母题之间的强烈共振。实际上，如果考虑到一战对瓦尔堡精神的撕裂性冲击，我们便很难不将战争照片视为某种古代情念与（破坏“思想空间”的）技术的不祥的视觉结合体、某种根本性的症候群或被压抑的、危险的剩余物（记忆能量）的“奇观化”。战争的万花筒构成了瓦尔堡意义上的“幽灵史”、“魔鬼辩证法”的终极展演，以及“成年人的鬼故事”般令人眩晕的蒙太奇形式：

军事游行、海军的信号手势语言、德占时期的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夜间探照灯、废墟中的村庄、战场策略的预演、纸制衣物的目录、坦克的残骸、向离开的水手泪别的女人、塔楼上的器械、一位（或许是战争罹难者）犹太人的葬礼……临时搭建的军事墓地、占领中欧犹太村落的士兵、东线上的东正教复活节游行……[25]

（未完待续）

注释：

[1]Aby Warburg, WIA, III.10.3., Diary, 29.7.1914

[2]Aby Warburg , WIA, FC, Warburg to Mary Warburg, 25.09.1914.

[3]转引自Ernst Gombrich, Aby Warburg: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with a Memoir on the History of the Libra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303.

[4]瓦尔堡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后果与自己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他觉得自己是罪魁祸首。正如恩布登（Heinrich Embden）所说：“他作为一个忠于德皇的爱国者、一个德国犹太人的身份以及他的身体健康似乎都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险。”（转引自Claudia Wedepohl, “Agitationsmittel für die Bearbeitung derUngelehrten.Warburgs Reformationsstudienzwischen Kriegsbeobachtung, historisch-kritischer Forschung und Verfolgungswahn”. In Gottfried Korff ed., Kasten 117: Aby Warburg und der Aberglaube im Ersten Weltkireg, Tübingen: Tübinger Vereinigung für Volkskunde e. V., 2007: 366-367.）

[5]这一结论来自斯蒂芬·豪格（Stefen Haug），进一步参见豪格于2015年6月10日在柏林洪堡大学所做的题为“我是图像学家，而非艺术史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瓦尔堡方法论的范式转变”（Ich bin Bild-, nicht Kunsthistoriker. Warburg, der Weltkrieg und die Wende in der Wissenschaft）的报告。

[6]参阅Peter Schwartz, “Aby Warburgs Kriegskartothek.Vorbericht einer Rekonstruktion”. In Gottfried Korff ed., Kasten 117: Aby Warburg und der Aberglaube im Ersten Weltkireg, Tübingen: Tübinger Vereinigung für Volkskunde e. V., 2007: 55-56.

[7]参阅Le?o Serva, War, Warburg And The World War I Press Photos: The Press Photography Collection of World War I in the Warburg Archive: report of a research. Joinville: Clube de Autores, 2020: 1-4.

[8]转引自迪迪-于贝尔曼：《记忆的灼痛》，胡新宇等译，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5年，第15-16页。

[9]Carl Heise, Pers?nliche Erinnerungen an Aby Warburg.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5: 47-49.

[10]Peter Schwartz, “Aby Warburgs Kriegskartothek.Vorbericht einer Rekonstruktion”. In Gottfried Korff ed., Kasten 117: Aby Warburg und der Aberglaube im Ersten Weltkireg, Tübingen: Tübinger Vereinigung für Volkskunde e. V., 2007: 40.

[11]参阅Ibid., 50-51.

[12]贡布里希，《瓦尔堡思想传记》，李本正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34页。

[13]Claudia Wedepohl, “Agitationsmittel für die Bearbeitung derUngelehrten. Warburgs Reformationsstudienzwischen Kriegsbeobachtung, historisch-kritischer Forschung und Verfolgungswahn”. In Gottfried Korff ed., Kasten 117: Aby Warburg und der Aberglaube im Ersten Weltkireg, Tübingen: Tübinger Vereinigung für Volkskunde e. V., 2007: 326.

[14]Georges Didi-Huberman, Atlas, or, The anxious gay science, Shane Lillis tra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8: 185.

[15]在库蒙（Franz Cumont）对罗马西布莉崇拜的研究中，瓦尔堡认为他找到了 1915 年春在意大利发生的事件（乃至墨索里尼时代）的预言性提示。

[16]按照韦德波尔的说法，瓦尔堡的“思想空间”概念是在1915年的政治事件的背景中发展出来的。瓦尔堡在笔记中将强调了以“政府、外交、议会、平等机构”等为现实形式的、在动机与行动之间的“思考空间”。

[17]Jane O. Newman, “Enchantment in Times of War: Aby Warburg,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Secularization Thesis”, Representations, Vol. 105, No. 1 (Winter 2009), pp. 133-167.

[18]Dorothea McEwan, “A fight against windmills. On Rivista Illustrata, Warburg'spro-ltalian publishing initiative.” In Dorothea McEwan, Studies on Aby Warburg, Fritz Saxl and Gertrud Bing.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2023: 57.

[19]Warburg institute Archive (WlA), 1V.65.2, .,Vereinigung der Weltkriegssammier, 1914/19“.

[20]Aby Warburg, WIA GC/12125 Warburg, Aby to Warburg, Paul 22/11/1914.

[21]另一家备选的图片供应机构可能是乌尔施泰因报社报社（Ullstein Publishers）。

[22]Aby Warburg ,WIA GC/6071 Hansen to Warburg, Aby 14/12/1914.

[23]Aby Warburg ,WIA GC/6072 Warburg, Aby to Hansen 30/12/1914.

[24]Georges Didi-Huberman, Atlas, or, The anxious gay science, Shane Lillis tra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8: 186.

[25]Ibid., 189.

作者简介：乔泓凯，复旦大学艺术哲学系博士候选人、写作者、德文版《记忆女神图集》中译者。主要研究方向为影像理论与艺术哲学，尤其关注瓦尔堡。学术论文收录于《电影艺术》、《法国哲学研究》、《北京电影学院学报》、《艺术史与艺术哲学》等刊物。曾在UCCA当代艺术中心做讲座“阿比·瓦尔堡的宇宙学”。近期文章有《在坟墓中永生》、《空心山和太阳土》、《漂浮的迷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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