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院刊 | 李思飞：希腊鱼尾兽在中国——中古祆教“护佑神兽”图像研究
![]()
{{newsData.publisher_name}}
{{newsData.update_time}}
浏览：{{newsData.view_count}}
来源 | {{newsData.source}} 作者 | {{newsData.author}}
在入华粟特人史君石堂（580）的神异图像中，基座北侧的翼马鱼尾兽极富异域色彩，为中原汉地罕见。本文考索此类鱼尾兽的起源及流变，认为鱼尾兽图像很可能源自古希腊神话海怪“刻托斯”（ketos）。刻托斯作为带有丧葬意涵的图像语汇随亚历山大东征传入波斯、中亚和西北印度，后经粟特人中介来到中国。西方基督教艺术挪用它来表现圣经巨兽利维坦。而中亚粟特纳骨瓮和中国祆教艺术中的有翼鱼尾兽，则被视为接引亡灵的冥府使者（psychopomp），其职能延续了希腊刻托斯的来世寓意。粟特壁画中的有翼复合神兽，则是祆教神佑“灵光”的具象体现。史君石堂鱼尾兽和龙、虎、象组成的四兽与中国的四灵异曲同工，反映了祆教艺术与汉文化的互通。2003年6至8月，考古人员在西安北郊大明宫乡井上村发掘清理了史君墓。史君墓石堂被公认为是最集中反映粟特文化的中国祆教艺术品之一。石堂基座北侧可见一翼马鱼尾神兽，其带翼马首与鱼尾的复合造型颇具异域色彩，不属中原文化图像系统，且与流行于同时期纺织物的翼马纹样不甚相同。同类形象在中国仅见于虞弘石堂和青海都兰古墓出土金饰片。鱼尾兽最早出现于希腊艺术，具有独特职能和寓意。关于翼马鱼尾兽的来源及涵义，国内学界偶有述及，却未有系统论述和深入阐释。本文对中古中国、伊朗及古典世界的鱼尾兽追踪溯源，考辨其图像源流与文化意涵，并对这一外来图像与汉文化的互通略作申论。
迄今中国发现的有翼鱼尾兽有两类：一类是由飞马和鱼尾组合成的翼马鱼尾兽，在汉地出土文物中仅见于入华祆教徒葬具史君石堂和虞弘石堂；另一类为带翼人身加鱼尾的人鱼兽，见于青海都兰热水古墓黄金饰片。
史君石堂基座以减地浅浮雕刻画大角翼羊、骑马狩猎、四臂神、飞天及神异怪兽图像。基座北侧长方形石板正中央，有正面蹲坐的四臂神，两上臂作托举状，两下臂搭于双膝。四臂神东侧雕刻一象一虎，西侧刻一龙和一造型奇特的复合神兽〔图一〕，石板两端各有一肩生双翼两肘上举的飞天。由马首、前蹄和鱼尾拼合的神兽头戴日月宝冠，颈系飘带，肩生羽扇状双翼，卷曲的鱼身遍布鱼鳞，鱼鳍和鱼尾飘逸飞动，栩栩如生。值得注意的是，此兽双翼由肩部向两侧平展，羽稍内卷。这与中国早期有翼神兽双翼的位置迥异。如此描绘纯侧面动物之翼，虽有违透视法则，却给予物象三维视觉效果，是萨珊波斯艺术和粟特艺术普遍的程式化手法。此外，鱼尾兽的日月宝冠和飘带，左翼下方涡卷、内卷羽稍及尾鳍前部的联珠纹，均体现出伊朗艺术的造型特征。
图一 史君石堂基座北侧浮雕与翼马鱼尾兽线描图
2003年西安北周史君墓出土 西安博物院藏
1999年山西太原出土隋代虞弘墓（592）石堂亦可见两处翼马鱼尾兽。一处在石堂前壁左方〔简报编号第一块，图二：1〕，另一处在石堂内东壁南部〔简报编号第二块，图二：2〕。两处均位于石屏下部三分之一的小画面上，构图简单，情节性不强，应是其上部占三分之二图像的装饰和补充。此兽造型与史君墓鱼尾兽相比更简率，马首无冠，仅一翼示人，鱼身未刻鳞鳍，鱼尾简化为几何形。有趣的是，史君石堂和虞弘石堂两处鱼尾兽均在羽翼底部饰以涡卷。这一细部透露了典型伊朗艺术特征。至于虞弘石堂鱼尾兽为何出现两次，姜伯勤认为，第一次神兽单独出现暗示墓主亡灵进入冥界，第二次神兽正与雄狮相搏，狮子应是地狱的象征。此情状与祆教经典描述相符。猫科动物（如狮、虎、猫）在祆教圣书《阿维斯塔》（Avesta）中通常具有负面涵义。在祆教观念中狮子往往是黑暗、罪恶之神阿赫里曼的化身。这里鱼尾兽低首弓颈、奋起前蹄撞向扑来的恶狮，或可解读为明与暗、善与恶的对立。虞弘石堂图像程序在入华祆教艺术中尚属孤例，引发了种种解读，但其翼马鱼尾兽具有宗教内涵当无可置疑。
图二：1 虞弘石堂前壁左方线描图
图二：2 虞弘石堂内东壁南部线描图
1999年太原隋代虞弘墓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关于鱼尾兽的涵义，郭物指出，它是伊朗－雅利安神话中统领水族的鱼精——“卡拉鱼”（Kara 神鱼）。然而，卡拉鱼的形象不仅文献阙载，在已知伊朗文物里也缺乏图像印证，因此无可考究。将鱼尾兽与神话角色“卡拉鱼”相认同的推论难以证实。
第二类有翼鱼尾兽，来自青海都兰热水2018血渭一号墓所出黄金饰片〔图三〕，系警方缴获，非科学发掘品。金饰片呈长条形，镂空轻薄，錾刻有翼人鱼，其前部为一着翻领左衽袍服男性，束发额带，后飘绶带。男子领口、袖口和臂间均有网格纹饰，左手持来通（rhyton），右手触羽尾。人鱼腰部张开一对羽翼，下方伸出兽类前肢，后部为回旋四圈的鱼身和鱼尾。镂空处原嵌有宝石，已脱落。整件饰片在绶带末端、来通口沿、兽爪及鱼尾处均遗有圆形钉孔。据都兰县博物馆馆长张杲光介绍，饰片可能是钉缀于某种器物上的装饰。无独有偶，另见民间收藏中也有一件造型肖似的金片。更值得注意的是，此兽双翼形态与史君石堂鱼尾兽几无二致，皆水平伸展，羽尖内卷，羽鳍纹理纤毫毕现，并饰飘带。这种奇特人鱼形象，有学者猜测或表现了吐蕃苯教传说中半人半神的神灵。但从人鱼兽的设计特别是来通的出现来看，无疑借鉴了萨珊和粟特艺术元素。近年青海地区出土的众多含有伊朗因素的文物，不仅为北朝以来粟特商队在丝路青海道的活动提供了物证，亦足以说明伊朗文化对青藏地区审美情趣与艺术表现的影响。从风格上看，第二类鱼尾兽大抵是在唐代经粟特人中介传入吐蕃的。至于金片系当地仿制还是中亚输入，尚不得而知。
图三 有翼人鱼金饰片
2018年青海都兰县热水墓群血渭一号墓出土 都兰县博物馆藏
综合上述三例，有翼鱼尾兽在汉地考古发现中虽属稀见，但皆造型优美，逼真灵动，无生涩造作之感。这种想象与写实交融的纯熟形象，真切显露出其异域渊源。
有翼鱼尾兽不属汉文化图像系统，在伊朗文化圈却不乏实例。与入华祆教徒墓葬同时代的萨珊波斯也有许多神异动物图像，主要见于非科学发掘的印章和封印。据这些文物上的婆罗钵语（Pahlavi，即中古波斯语）铭文判断，其年代当属萨珊王朝晚期至伊斯兰时代早期。这类印章和封印通常具有护身符的功用，印面上的神怪异兽应被视为驱除恶灵的辟邪物。尽管萨珊晚期特别是6世纪后涌现出大量异兽纹印章，但刻画有翼鱼尾兽者〔图四〕并不多见。后者常由牛首、马首或羊首与卷曲鱼尾杂合而成，其尾部与本文所述鱼尾兽的表征十分相似。但限于印章本身尺寸较小，又属非科学发掘品，出土信息佚失，难以进一步甄辨考证。
图四 萨珊印章的鱼尾兽纹饰 伊朗出土
1. 柏林伊斯兰博物馆藏 2.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那么，贵勋史君的故乡——粟特本土是否有可与翼马鱼尾兽类比的形象呢？迄今发现的粟特绘画、纳骨瓮（Ossuary）和金银器等考古资料中，可见诸多有翼复合神兽。现藏塔什干国家博物馆的一件6－7世纪陶制纳骨瓮上就刻有鱼尾兽〔图五〕。该兽前部为马首和前肢，后部为上扬的鱼尾，网状鳞纹依稀可辨，呈飞奔形象刻于图案左上角两侧的人物上方。相同图式复现两次。
图五：1 粟特陶制纳骨器 公元6-7世纪
乌兹别克斯坦图伊泰帕（Tuytepa）遗址出土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国家博物馆藏
7－8世纪粟特壁画中，由马、牛、羊或骆驼等偶蹄类动物上身与鱼尾组接而成的有翼神兽屡屡现身。伊朗裔美国学者阿扎佩（G. Azarpay）最早将这类复合生物引入学界视野，20世纪70年代即发专文予以论述。鱼尾兽通常飞翔在显赫人物如国王、贵族、英雄或富商等权贵人士（有时亦为神祇甚至恶魔）面前或头部周围。意大利学者康马泰（M. Compareti）指出，粟特艺术中诸如翼狮、翼狗或翼驼鱼尾兽等形态的复合神兽，与伊朗文化的一个重要概念——“farr”（波斯语，意为“灵光”）密切相关。灵光被视为善界主神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的一种神力和外在表象，能幻化出各种形状，象征神的守护和福佑。《阿维斯塔》第十九章《扎姆亚德·亚什特》称颂灵光为“至善至美、令人向往、光辉灿烂和神通广大的造物”“凌驾于一切被造物之上”。在祆教盛期，灵光又成为“神赐王权”的隐喻性表达。有翼鱼尾兽即灵光的化身，被赋予吉祥神佑之寓意。另外，粟特壁画中的显赫人物往往带有头光或焰肩，这些特征亦传达了与护佑神兽相似的意涵：即对某人的颂扬和赞美。
灵光的象征物在粟特艺术中呈现出丰富样式。譬如在片治肯特（Penjikent）壁画上，象征荣耀或神佑的神物除了翼马鱼尾兽（XXV区12号房址）〔图六〕外，还包括翼驼鱼尾兽（XXIV区1号房址）、衔珠鸟（XXVI区28号房址）、衔环鸟（XXVI区7号房址）和至少两例握有飘带的手（XXIV区1号房址和XXV区12号房址）等图像。
由上可见，粟特的有翼鱼尾兽既出现在宗教丧葬图像里，又频频现身于世俗语境中。
图六 片治肯特XXV区12号房址西壁南段壁画线描图
塔吉克斯坦片治肯特遗址出土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中古伊朗有翼鱼尾兽的形象和审美意趣，皆能在古典艺术中找到来源。从图像学特征来看，有翼鱼尾兽应源于希腊神话海怪“刻托斯”（希腊文，拉丁字母转写ketos）。希腊语用ketos指代鲸、海豚、金枪鱼及各种被定义或未被定义的海洋怪物（无论其是否带有神话功能和内涵）。文献记载中，ketos一词最早可追溯到荷马史诗，《伊利亚特》（Iliad）中有两处（第十三卷和第二十卷），《奥德赛》（Odyssey）中有三处（第四卷、第五卷和第十二卷）使用该词。虽然词源尚不确定，但从文献用例不难看出，ketos一词核心义项即“体型巨大的海洋生物/怪物”。
刻托斯最著名的功能是担当希腊神话中海洋女神涅瑞伊德斯们（Nereids）的坐骑，它出场的最早神话场景，是驮载涅瑞伊德斯为侄儿——大英雄阿喀琉斯［Achilles，即最年长海洋女神忒提斯（Thetis）之子］运送新武器前往特洛伊的情节。刻托斯也是海神夫妇波塞冬（Poseidon）与安菲特里忒（Amphitrite）的骑兽和得力扈从。在大多数古典语境下，刻托斯代表着希腊艺术家创造出来的一类神秘形象。它在造型艺术中多被描绘成复合生物，其标志性特征包括长而扭动的鱼尾（或海豚的新月形尾）、爬行动物躯干（常有鳞鳍）和怪异兽首。与其他希腊怪物不同的是，刻托斯不止是真实动物各部分的组合，其形象尤其头部多有虚构。它的口鼻部有狮、狗、鱼、猪等不同形式，总长着有褶皱且上翘的鼻子和长耳。前肢常为狮腿或鳍状肢，有时则从其表亲海马（hippocampus）那里借用马腿。这类海洋生物带翼的特殊表征可能受到鱼鳍的启发。
历史上，最早将鱼尾与其他动物组合的创想可能孕生于两河流域的《创世史诗》，其造型在中巴比伦时期凯喜特王朝（Kassite
Dynasty,公元前1202－1188）国王梅利希帕克（Melishpak
II）的库杜鲁（Kudurru，阿卡德语意为“界碑”）〔图七〕上已初现端倪。该界碑上部雕有背负权杖的鱼尾山羊，象征来自深渊的淡水神和智慧神埃阿［Ea，即苏美尔语的恩基（Enki）］，具有辟邪功能。广受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恩泽的希腊文化，可能从前者汲取了鱼尾兽的造型灵感。不过，就图像学而言，鱼尾兽的标准化外形和明确内涵是在古典希腊形成的。
图七 巴比伦国王梅利希帕克二世黑色石灰岩界碑
约公元前1200年 伊朗苏萨出土 巴黎卢浮宫藏
刻托斯还发挥着重要的丧葬功用，兼具一定的装饰价值。鱼尾兽的丧葬意涵是为特定神话语境服务的。据希腊神话与古典作家记述，冥界（Hades）流淌着一条冥河（Styx），逝者需要冥府使者（psychopomp，古希腊语意为“送魂者”）的接引方能平安渡入来世。刻托斯往往被赋予冥界属性，其不合常理的双翼（尽管有时会与鳍相混淆）即配合了驮灵神兽的功能。由此，鱼尾兽被视为蕴含墓葬意象的图像语汇，广泛应用于与冥界有关的主题。此类神话生物还包括海龙、海马、鱼马人伊克堤俄肯陶洛斯（ichtyocentaurus）、海中狮、海中狮鹫（griffin，音译格里芬）、海兔和人鱼特里同（triton）等。
刻托斯随希腊殖民活动与罗马人的征服而传入意大利半岛的伊特鲁里亚（Etruria）和罗马帝国，成为地中海文明圈的流行纹饰。正如其杂糅了现实与幻想的奇特外形，鱼尾兽也展现出多重内涵。它的身影常出现在希腊世界的墓葬壁画、石棺和骨灰瓮上；同时也充当纯粹的装饰元素，广泛用于服装纹饰或瓶饰画〔图八：1〕，如其头部有时用来装饰角杯或建筑滴水嘴；刻托斯辨识度最高的负面身份是安德洛墨达故事里的凶暴海怪，公元前6世纪伊特鲁里亚陶瓶〔图八：2〕就描绘了安德洛墨达帮助帕尔修斯杀死刻托斯的场面，海怪下方标有“刻托斯”希腊语题记。刻托斯在希腊罗马艺术中的历史绵延近千年，其外形和功能并未经历太大变化。古典时代晚期开始，刻托斯图像分别向西方和东方传播。在西罗马和拜占庭帝国，它被吸收为基督教墓葬艺术元素并获得了新的身份。刻托斯的形象被早期犹太教－基督教信仰挪用于表现《圣经》旧约故事里的海洋巨兽利维坦（Leviathan），这头像鲸一样的海怪曾吞下违抗上帝的约拿（Jonah），并于三天三夜后将其吐出。在后来的基督教时代，大海兽与约拿的故事时常被描绘在基督徒的石棺上〔图九〕，寓意重生、复活与皈依。刻托斯还促成了罗马式（Romanesque）及后代艺术中地狱之颚（the jaws of the Hell）图像的生成。采用希腊－罗马的鱼尾兽为《圣经》虚构怪兽利维坦的造型服务，是原始基督教艺术（proto-Christian art）循环利用古典图像志的典型案例。
图八：1 海洋女神骑刻托斯 坎帕尼亚红绘钟形广口陶罐
约公元前4世纪 意大利阿雷佐地区出土
阿雷佐国立考古博物馆藏
图八：2 柯林斯式黑绘双耳细颈陶瓶
公元前575-550年 意大利切尔韦泰里出土
柏林老博物馆（Altes Museum）藏
图九：1 描绘约拿故事的石棺正面
3世纪末 梵蒂冈城大墓地出土
梵蒂冈皮奥基督教博物馆藏
图九：2 石棺正面浮雕（局部）
约拿被利维坦吞食又吐出
在东方，自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后三个世纪内，希腊艺术家所创造的题材、风格与具象准则流传之广，遍布甚至远超亚历山大所征服及其希腊、帕提亚继承者所统治的区域，尤其是在视觉文化上秉承古典传统的犍陀罗（Gandhara）地区。犍陀罗石质圆形化妆盘“黛砚”（Toilet-tray）上描绘海生怪兽〔图十〕者占总数四分之一多。这类半兽半鱼的形象大部分遵循了刻托斯的特征，唯独尾巴不是起伏的，而多呈盘卷环形。它们时而作为骑兽与海洋女神或厄洛斯相伴，时而单独出现。黛砚的用途尚不清楚，但必然与其主题和图像有联系，它们尤其彰显着拥有者的财富和声望。有学者把黛砚上的海兽与佛教葬仪及来世信仰联系在一起。这似乎支持了鱼尾兽固有的冥界意涵。此外，鱼尾兽亦用于建筑装饰。贵霜王朝夏都迦毕试古城出土的墙角饰（2－3世纪），即可见一只长着卷鼻、长颈、马腿和海螺形尾的有翼奇兽〔图十一〕。
图十 海洋女神骑鱼尾兽犍陀罗滑石黛砚
1-3世纪 巴基斯坦白沙瓦地区出土
巴黎吉美博物馆藏
图十一 贵霜时期雕刻鱼尾兽的片岩墙角饰 2-3世纪
阿富汗迦毕试古城绍特拉克（Shotorak）寺院出土
巴黎吉美博物馆藏
在北印度另一贵霜时期文化中心马图拉（Mathura），亦可寻得刻托斯的遗痕。坎卡利蒂拉（Kankali Tila）遗址门楣上雕有多个被披帛人物骑着的鱼尾异兽〔图十二〕，显然在风格上与刻托斯一脉相承。有趣的是，门楣三排新月形饰带的两端还出现了另一印度神兽——摩羯（makara，又称摩羯罗）。摩羯和刻托斯在文献中有明确联系，印度古代经典《毗湿奴法上往世书》（Visnudharmottara）记述了“makara-ketu”一词，而爱欲之神迦摩天（Kamadeva）通常被描述为“makara-ketana”，因此这种识别亦得到了词源学观点的证实。摩羯主要职司恒河女神的兽形载具（vāhana），它与刻托斯在形式和功能上极为相似，均有卷鼻、大口、鳞身鱼尾和宗教象征意义。希腊海怪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摩羯图像系统在印度及佛教艺术中的发展，阿马拉瓦蒂（Amaravati）佛教雕刻〔图十三〕即是明证。公元2世纪大力罗摩（Balaräma）神殿入口仪式柱（stambha）的砂岩柱头上刻有一只造型奇伟的神兽〔图十四〕——一种具有狮、鸟和水生动物特征的杂合生物，印度学者盖伊（J. Guy）认为此有翼狮鹫是从阿契美尼德文化借用的非印度元素。但这只锥形尾翼狮所显现的外来特征更接近于希腊鱼尾兽，应是希腊与美索不达米亚元素相结合的产物。
综上，自古典时代晚期以来，刻托斯已由希腊本土“飞越”到了欧亚大陆。后世的鱼尾兽形象不断掺杂在地因素，从冥界意象到神佑或重生象征，它服务于不同的神话信仰，为当地人所好尚。
图十二：1 贵霜时期红砂岩弧形顶饰
约15年 信奉者的游行
印度北方邦马图拉坎卡利蒂拉出土 新德里国家博物馆藏
图十二：2 弧形顶饰（局部）披帛人物骑鱼尾兽
图十三 阿马拉瓦蒂围栏柱内侧浮雕
印度阿马拉瓦蒂遗址出土 大英博物馆藏
1. 阿马拉瓦蒂围栏柱内侧上缘浮雕 2世纪 右侧刻一张口有翼鱼尾兽
2. 围栏柱内侧下缘浮雕（局部） 3世纪 两端刻摩羯
图十四 马图拉大力罗摩神殿入口仪式柱砂岩柱头上的神兽
约2世纪 印度马图拉出土
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回到史君墓鱼尾兽，还有一点不容小觑：即神兽并非单独出现，而是与龙、虎、象共呈（见图一）。这种组合是否有其他参照和特定意义？与中国文化有何关联？我们不妨对石堂基座四面图像逐一释读。
基座南侧中央有一戴项圈的大角翼羊，两侧各分布五个动物头像和一位飞天。西侧为骑马狩猎场景，有三位骑马狩猎男子、两头狮子和一头野猪，两端各有一飞天。东侧亦为狩猎场景，有三位狩猎者，两只羊和一只鹿，两端各有一飞天，周围饰树木、山石和云朵。北侧画面前文已述，不赘。细加审察，可形成下述认识：第一，每侧图像两端各有一飞天，皆作屈肘上举状，与基督教艺术的有翼天使形近神似，似有托举天际之意，隐喻基座之上石屏各场景发生在一个超自然的空间。第二，南侧大角翼羊及其两侧的神怪异兽，与史君墓石门门楣图像布局雷同，很可能体现了天神（善）与恶魔（恶）对立的祆教观念。大角翼羊是伊朗文化圈特别是粟特艺术习见的象征动物，据学者研究，其最可能象征的是广受伊朗民族崇奉的司水与丰产女神阿娜希塔（Anahita）。第三，东、西两侧的狩猎场景系入华祆教徒葬具图像的共同题材。值得注意的是，西侧场景中的对狮，与几件巴克特里亚银盘上的动物极为相似，均为一对前腿抬起，呈X形布局的狮子（或豹），其东伊朗风格清晰可见。两者的相似性可以作为这类非科学发掘银盘断代的合理依据。参照史君石堂，银盘的制作年代很可能是5－6世纪，制作地位于嚈哒统治下的巴克特里亚。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基座北侧中央的蹲坐型四臂神与史君墓甬道北端石门门楣正中四臂神形象如出一辙，且皆位于北面位置，应是制作者有意为之。这一细节与祆教葬俗多有渊源。祆教教义认为，各种危险、邪恶皆来自北方，因此教徒死尸头部不能朝北。这已为考古资料所证实：已发掘的入华粟特裔贵族墓葬墓向朝南，而他们的石葬具却以东西向横置于墓室北侧，这样放置使墓主头向朝西，而不是朝北，符合祆教教义和习俗对北方的厌忌。史君石堂在两处北面描绘獠牙外露的四臂神，前后呼应，当有驱魔镇邪之意。
翼马鱼尾兽与龙、虎、象结组而成四兽，令笔者联想到古代中国的“四灵”（亦称“四神”“四象”“四维”“四宫”“四兽”等）。四灵起源于中国古天文学用于表现星空二十八宿布列方式的形象图案，其与方位的配属来自古代天象学和军事阴阳学行军布阵的需要。四灵的文献记载最早见于《礼记正义·曲礼上》，描写的正是军队在四灵军旗下有序运作的场面：“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汉初，将四灵兽从配左右前后推广到配东西南北，于是有《淮南子·天文训》将苍龙、白虎、朱鸟、玄武分配东、西、南、北四方的载述。四灵的实物形象因时代、地域不同而有所替变，西汉中期后基本形成青龙、白虎、朱雀（鸟）、玄武这一流传久远的固定模式。由于表达了四宫星宿、四季、四方等意象，蕴含吉祥灵通寓意，四灵纹被大量施用于铜镜、石雕、瓦当等具有神异功能的器物和礼仪性建筑，成为汉至唐宋时期墓葬习用的装饰元素。考古材料中四灵齐备的图像组合最早见于西安东郊国棉五厂汉墓M6出土铜温酒炉，年代约为西汉早期。墓室壁画中的四灵不仅是天宇四方的具象体现，多符合其配属方向，具有标定方位的作用，还承载着趋吉避凶、镇煞厌胜的功能，拱卫并导引墓主灵魂飞升天界。
综上，龙、虎、象与翼马鱼尾兽并呈，或许暗合了中国的四灵观念。此四兽配置与传统四灵的差异在于朱雀与玄武的缺席及大象和鱼尾兽的出现。何以出现这种替变？答案还须从两者的文化内涵中探寻。著名汉学家伯希和（P. Pelliot）在关于“四天子”传说的研究中指出：天下有四天子，又称“四主”，即“人主”中国皇帝，“象主”印度君主，“宝主”波斯或拂菻国王，“马主”月氏或突厥王，分别统治东、南、西、北四方。自佛教传入中土以来，中国人向来把大象视为祥瑞动物。佛教与大象的原乡均位于中国以南的印度。由是观之，来自印度的大象，在中国古人眼中当又添一层象征南方的寓意。史君墓四兽中大象或代替了四灵中属南方的朱雀。相应地，倘若“四天子”传说以马指代统属北方的草原游牧民族，那么具有马首的鱼尾兽，则很可能是北方之象——玄武的替代物，被赋予礼北之兽的象征意义。翼马鱼尾兽与玄武在构型与职司上颇有共通之处。虽然玄武早期曾出现单龟体，但西汉中期后，龟蛇合体渐成其主流形象，其根本属性亦为复合神兽。依照中国古人的阴阳观，龟为阴虫之老，其性属阴；而蛇在汉代一直是邪恶的化身和鬼魂的象征，可通行于冥间。龟、蛇皆有冬眠于地下洞穴的习性，这使其与地下、冥界等产生关联。据此，古人以龟蛇合体的玄武喻示阴间或冥界是非常合宜的。这也与鱼尾兽原初的冥界意义不谋而合。值得一提的是，西汉武帝建元四年（前137）河南永城柿园梁王刘买墓中发现的四神云气图中〔图十五〕，有青龙、白虎、朱雀，唯独没有“蛇缠龟”形象的玄武，而代之以形似海马或鱼的怪兽。此兽与鱼尾兽外形近似，是否受到域外影响有待进一步辨析。要言之，翼马鱼尾兽驮载亡灵进入冥界，与中古中国墓葬中四灵导引升仙的寓意完美契合，皆服务于追寻永生与复活的意图，反映了二者精神层面的互通。龙、虎、象与鱼尾兽组成的四兽序列，或可理解为四灵的一种变形，既保持了与方位的联系，又承载护卫升天的功能。
图十五 河南永城柿园西汉梁王墓（前137）墓室顶部壁画
河南博物院藏
至此，本文简略勾勒出鱼尾兽沿欧亚大陆传承的轨迹。兽首与鱼尾组合的创想最初可能发源于古老的两河文明，其图像基本定型于古典希腊，随亚历山大远征东传，后为祆教艺术所采纳，最终经由入华祆教徒的中介来到中土。中国文化与伊朗文化是丰富鱼尾兽内涵的重要因素。前者为翼马鱼尾兽与龙、虎、象结组出现提供了可资参照的背景和动因，后者将其从驮灵神兽拓展为祆教神佑、灵光等文化象征。鱼尾兽这一希腊遗产在异质文化环境中辗转传播和长期延续，是丝路多元文化叠印共融的一个缩影。
本文完整注释信息请检阅纸本期刊正文。
文章由作者授权，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李思飞：《希腊鱼尾兽在中国——中古祆教“护佑神兽”图像研究》，原文刊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3年第10期。
《故宫博物院院刊》
出版周期：月刊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0452-7402
国内统一刊号 CN 11-1202/G2
语种：汉语
开本：16开
国内邮发代号：2-411，国外发行代号：MO101
每期定价：25元
订阅方式：
1、邮局统一订购
国内邮发代号：2-411
2、线上订阅购买
天猫淘宝旗舰店：ggcbs.tmall.com
店内查找“期刊悦读”，选购
点选上文二维码，通过天猫旗舰店或微信书店下单订购
投稿方式：
投稿链接：
https://ggbw.cbpt.cnki.net/EditorCN/Index.aspx
{{flexible[0].text}}
{{newsData.good_count}}
{{newsData.transfer_count}}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