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文刊于《艺术世界 ArtReview》2023夏季刊
撰文:任越,已获转载授权
尹秀珍
《洗河》,1995
行为、摄影,80 × 120 厘米,共16版
而近年来,尹秀珍的创作开始愈加在哲学意义上显露“自我”与其外化形式的关系。这里的“自我”并非绝对的个体经历与意志,而更似众人共有而未必时刻共通的精神。这提醒我们可以另辟蹊径,来观察尹秀珍为物质材料赋形(或祛形)的思考与表达过程,暂时将对艺术史叙事框架的参照稍作搁置,转而关注尹秀珍作品中的“迹”与“器”,以及促成其创作策略与作品面貌的种种内生和外驱之力。
尹秀珍
《活水》,1996
摄影,120 × 180 厘米
图片鸣谢艺术家及佩斯画廊
尹秀珍
《废都》,1996
图片鸣谢艺术家及佩斯画廊
在“迹”与“器”的不断嵌套与相互转化中,亟待维护的自然环境、即将消失的旧城残影,如同饱含宿命感的涟漪在行动与展览现场荡开。而连接起往昔与未来的,或许正是这种无处容身的“临时迹”。
「尹秀珍持迹以制器,通过‘可携带城市’系列让流动与停驻、个体与公共极有意趣的辩证得以建立:那处在天平两端的,正是行李箱所譬喻的全球化时代的流变不居,和旧衣所构建的、让匆匆行客借以为依的醒目印象。」
无论在材料或形式上,尹秀珍1998年创作的《尹秀珍》(“鞋”系列)都容易令人想到哥伦比亚艺术家多丽丝·萨尔塞多(Doris Salcedo)的作品《忧郁》(Atrabilious,1992–93)和墨西哥艺术家艾琳娜·肖维(Elina Chauvet)更晚在墨西哥华雷斯市街头展出的《红鞋子》(Zapatos Rojos,2009)。与萨尔塞多和肖维各自作品鲜明的反战争、反性别暴力的主题相较,虽同样以鞋履投射缺席与纪念,《尹秀珍》富有冲击力的视觉形式展现出的却是艺术家对个人成长轨迹的寻获和辨认:尹秀珍将自己35岁前各个成长阶段的单色印刷肖像印上鞋垫、置入鞋身,让鞋子开始连接大地与面孔,作为满载个人生命史切片的容器在外部世界和观众眼中留下痕迹。肖像与鞋子构成两种“痕迹”的容纳关系,“制器”的行动也由此凸显了鞋子作为日用物的深层象征意义——这也正是艺术家要付诸努力的部分。我们可以将之视作一种艺术家对“我(曾)在场”的强调,在《尹秀珍》中,世界与自我的纠葛展现出一种同时蕴于日常的温淡、深情甚至异怖,这种复杂的力量感在处理相似主题的艺术家中可谓罕见。
美术史家巫鸿曾论及,古代中国的礼器作为英文中的“可携器物”(portable objects),实际上也拥有可与金字塔相比拟的政治、宗教和美学意义。[1] 尹秀珍在这一系列中所使用的日常之“迹”与可携之“器”,因为借由艺术家的美学表达成为当下全球社会的微观图景和精神萃制物,也当然能够被称作具有当代的“纪念碑性”。戏剧性而又残酷的是,2001年,尹秀珍受德国西门子公司委托,用西门子公司的旧员工制服制作了大型装置《衣服飞机》;一个月后,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发生,尹秀珍本人也极受震动——我们谁能预知意外到来的时间与量级呢?仿佛有条不紊的收集、经验与生活,都只是为了一次毁灭性事件所做的漫长准备;命运也擅长透露形迹,只是尚在旅途的人们懵然不知。“国际航班”(2002–)系列由此诞生。
「在依然有效触及城市化、全球增长等公共议题的前提下,尹秀珍早年对公共领域进行直接介入的热情在这里变得审慎;很难不以为,她对公共事件的回应式创作和旨在唤起共鸣的先期艺术语言,逐渐转向了对材料更为精微的把握和已经内化的、多层次的审美考量。」
除了与丈夫和女儿的合作,在大约2015年之前,以建筑材料(包括水泥粉)、废旧家具和旧衣为代表的现成物是尹秀珍创作生涯中的绝对主角。其后,与对旧衣的持续使用并行,尹秀珍逐渐更为倚重物质本身的自我转化潜能,也开始对以陶瓷为代表的可塑材料进行更多质性探索和实验。在这一过程中,物质相互制衡的“力”及其能为原材料带来的意外变化逐渐取代了物的形式,开始靠近艺术家思考的核心。
左一始顺时针:
尹秀珍,《壁器–6》,2016,瓷、穿过的衣服,95.5 × 95.5 × 2 厘米
尹秀珍,《壁器–10》,2016,瓷、穿过的衣服,111 × 58 × 1 厘米
尹秀珍,《礼器–8》,2015–2016,瓷、穿过的衣服,49 × 31 × 24 厘米
尹秀珍,《融器–刀子–9》,2017,瓷、刀子,37 × 43.8 × 2 厘米
图片鸣谢艺术家及佩斯画廊
观察材料之间相互反应和制衡的兴味,在尹秀珍新近创作中对水泥与黄油的应用上也清晰可辨。2021年,昊美术馆持续性艺术项目“我与博伊斯”的第四个展览“尹秀珍:制动”呈现的正是艺术家对这两种材料的实验性应用。尹秀珍在昊美术馆独立于博伊斯展区的空间内修筑了一块等真比例的“高速公路”,并邀请观展公众在水泥未干时用锤子和木棒将口罩、酒瓶、充电宝等物品嵌进“路面”,稍后再将融化的黄油浇筑到物品拓下的凹痕当中。在公众协力参与的整个创作过程中,水泥为黄油赋形,而微温的黄油也渗透进逐渐冷硬的水泥,瓦解着艺术家早年就与之结缘的、具有“水硬性”的混凝土。这样的对抗与渗透,让带有微妙个性的日用物在代表着社会发展基础设施的高速路上留下虚空的痕迹,而这些痕迹又反身成为容器,被注满了带有温暖和人性意味的动物黄油。这或许印证着尹秀珍一贯秉持的希望,即个体的经验感受可以对压倒性的社会潮流提供一种哪怕微弱的搅动和抑止;个体与系统之间的“应力”,也正由此浮现。

玻璃博物馆二层白盒子展厅的“涟漪应力”系列(2021–23)包含两个部分。其一,尹秀珍将平板玻璃与新鲜水果交替层叠,一同烧制。被安置在地上的一组平板玻璃以青绿和湖蓝为主色,表面布满了气泡、裂痕与破损,其下则是遇高温后即刻碳化的水果所留下的焦黑污迹,整体看去如同显微镜下复杂的生物细胞图像。这组玻璃新作或可被视为对《融器》的直接回应,而瓷与铁的互博却似乎在此变成了水果的全面“溃败”。经历了疫情封锁期间水果等新鲜食材的不易得,尹秀珍对公域的思考与介入从早期的收集材料和制作互动装置转变为凝缩高度一致的个体经验,并将其(尽可能地)抽象化;回想《废都》,今天看来,重制已不可能留存的场景是一种对“复现”的执着,也是一种迷恋的程式。人们常以为自己怀念的是事物被毁损前的样子(一如我们如今提到“疫情前的生活”),但最终流传下来的却恰恰是破坏的后果和破坏行为本身。《涟漪应力 一》由此引人猜测,或许是这种破坏性的内化驱动着尹秀珍去实践一种最低末的暴力,即将饱满的水果在烧制玻璃的同时碳化封存,再将“遗迹”呈现给同样在生命中目睹了种种崩坏与解体的众人。而一体两面地,《涟漪应力 二》是尹将水盆、碗等日用品与石膏一同在制作玻璃的过程中搅拌,以此改变玻璃的“应力场”后烧制退火的结果。最终,容器消失不见,痕迹长久留存,日常之物也呈现出意味深长的陌生面貌——这种潜藏的超越性,让平日里可能引而不发的物之性格昭然若揭。
《108口气在上海玻璃博物馆》(2023)是尹秀珍设计的场域特定公众参与项目。在展览开幕前数周,尹秀珍通过玻璃博物馆向人们发出“来玻璃博物馆留下一口气”的邀请:被招募来体验吹玻璃的观众们留下的形态各异的吹制玻璃气泡被写上他们的姓名,最终与尹秀珍收集来的旧衣一同安装在“涟漪应力”展厅的天花板上。这令人想到2018年在银川当代美术馆举办的个展“行思·中国制造”:在展览中,尹秀珍让密密麻麻的管状织物自天花板悬垂下来,与向银川市民收集来的500多双旧鞋一起组成的腿脚的丛林。其实此处已经很难判断出“迹”与“器”的明确关系——二者开始依存、蔓延,像鞋与肉身长久磨合之后理所当然地被视为肉身的标识物,也像个体的迥异经验被他们的“108口气”所封存。此外,这件作品“升顶”的装置方式也与2021年尹秀珍在纽约佩斯画廊的个展“Along the Way”中对旧衣的处理相似。或许只有剥离才能产生诗意:安装在天花板吊顶位置的作品,使观者必须仰视曾经再亲熟不过的呼吸与衣物,也感受日常应力的抬升与流动。
尹秀珍
《泪器–1》,2016
瓷、金箔,共108件
图片鸣谢艺术家及佩斯画廊
尹秀珍
《泪器》,2021-2023
灯工玻璃
图片鸣谢艺术家及上海玻璃博物馆
打通玻璃博物馆外墙才得以安装的《潜喉》与《大喇叭》使用了沉重的铸造琉璃——这两件体量巨大的作品通体呈“修真粉”,是艺术家自己经过反复实验调制而成的一种烧制玻璃色谱中原本没有的肉色。由于两件作品的退火时间漫长、工艺复杂且容错率低,尹秀珍最终将作品破裂的部分用金属横钉锔了起来,让最朴素的固定方式保留琉璃的破损与伤痕,如同使异物嵌入肉身。观者透过《潜喉》中的水晶球,可以望到被颠倒的玻璃博物馆园区景色;这样带有童真色彩的设计加以肉色琉璃的温润,自然令人联想到母体与子宫。在《内省腔》(2008)完成十多年之后,温情又以这样坦率的方式在尹秀珍的作品中显影。
尹秀珍
《潜喉》,2021–2023
铸造琉璃、水晶球、金属
尹秀珍
《大喇叭》,2021–2023
铸造琉璃、金属
尹秀珍
《内省腔》(局部),2008
穿过的衣服、不锈钢、镜子、声音、海绵,1500 × 900 × 425 厘米
图片鸣谢艺术家及佩斯画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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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斯画廊创立于1960年,它是全球最知名的当代艺术画廊,代理了众多二十至二十一世纪最为重要的艺术家及艺术家基金会,始终扮演着艺术界生力军的角色。佩斯画廊如今已步入第七个十年,将继续秉承其使命,为全球最具影响力和创造力的艺术家提供支持,并与全世界的人们共同分享这些具有时代前瞻性的艺术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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