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祥笑 | 参军服色与参军戏的起源及流变

内容摘要：参军戏是唐宋时期盛行的戏剧样式，服色是参军戏研究的重要问题。王国维提出参军服色有白、黄、绿三种，学者多因之而有所辨析。纵观参军戏的发展历程，白色非参军之职的服色，亦非参军戏中角色之服色，而是参军戏本事中犯官的服色。参军服色经历了黄、绿到诸色的变化，反映了参军戏的发展过程。黄色是参军戏形成之初所扮官员的服色。绿衣是参军戏定型时，参军这一脚色的标志性装扮。后期的参军戏其搬演内容不限于弄假官，参军脚色因扮演不同戏剧角色而服色各异，可称之诸色。北宋时期出现参军色之名，参军色在节庆乐事中承担指挥、调度职责，其服色为红色。戏剧服饰是舞台构成之一，是戏剧程式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参军服色的变化伴随着参军戏及参军脚色的形成与演变。这一现象在中国戏剧进程和戏剧脚色的演化过程中具有典型意义。

关键词：参军戏    参军    服色    参军色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943X（2022）05-0092-12

       孟祥笑，1987年生，山东临沂人。2016年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获戏剧戏曲学专业博士学位。现为信阳师范学院传媒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戏剧史研究。在《文艺研究》《学术研究》《光明日报》《文艺评论》《乐府学》等期刊、报纸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主持完成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项。论文曾获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参军戏是唐宋时期盛行的戏剧样式，在中国戏剧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向为戏剧史学界关注。历来对参军戏的研究涉及参军戏的起源、表演形式、发展演变等。其中，参军服色及其性质是参军戏研究中争议较多的问题。王国维《古剧脚色考》述及参军服色时说：“其服色，在唐以前，则或白、或黄、或绿，宋亦谓之绿衣参军。”[1]胡忌《宋金杂剧考》赞同王国维之说。[2]任半塘《唐戏弄》认为白、黄为罪服；唐代参军穿绿衣，为戏中官服，已近于定制。[3]黄天骥说：“演出参军戏要有特殊的化装和道具……至于服色，参军多穿绿。”[4]宋俊华承继前贤，调和诸说，认为：“‘参军’经常模仿各种人物，服饰因事而异，灵活性较大。唐以前有‘白夹衫’、‘黄绢单衣’等，唐代以至五代则固定于‘绿衣’上。”[5]由此可知，学者在王国维论断基础上，注意到参军服色的变化、成因及性质，但迄今未见将参军服色与参军戏形态发展紧密结合起来的论述。

       戏剧服饰关乎特定戏剧样态的舞台呈现。将参军服色的内涵与参军戏的发展结合起来考察，会发现参军服色是参军戏演进历程的映像，反映了参军戏产生、发展、成熟和参军脚色演化的整个过程。它对探索参军戏乃至中国戏剧演变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王国维等所言参军服白出自《乐府杂录》，其文如下：

       开元中,黄幡绰、张野狐弄参军——始自后汉馆陶令石躭。躭有赃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乐,即令衣白夹衫,命优伶戏弄辱之,经年乃放。后为参军,误也。[6]

       上引石躭的故事是否为戏剧，关系到对参军戏的认识以及参军服色的讨论。学者对此颇多论述。明代钱希言《戏瑕》说：“终年乃放，后为参军，戏所由始矣。”[7]任半塘《唐戏弄》说：“参军戏体之早，可以归汉。”[8]冯沅君根据古代服饰制度，对“服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她说：

       考白衣古尝以为未仕者或已仕而不在官者的服色。《史记·儒林传叙》说：“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东观汉纪》称郑均有贤名，拜侍御史，迁尚书，告归，敕赐尚书禄终其身，时称白衣尚书。由此看来，石耽的衣白夹衣可能是因为他已革职的原故。“命俳优弄辱之”一语又只能解为以他为俳优嘲谑的对象。所以依据这两句话，既不能说石耽为优乃衣白，也难断他本身为优。[9]

       冯氏上述论断甚是。古代社会中以服色划分等级。魏晋时期，白衣为平民之服。[10]和帝本已赦免了石躭，又特命石躭衣“白夹衫”，显然是通过降低其身份，有意贬低、戏弄他。在这里，“石躭”为“故事”中的嘲弄对象，而非戏剧中的角色。换言之，《乐府杂录》所载优伶戏弄赃犯石躭的故事应该是后来参军戏表演所依据的本事，并非描述参军戏这一戏剧样式本身。简言之，白色并非“参军”这一戏剧脚色的服色，而是参军戏故事原型中犯官的服色。

       参军服黄见于《太平御览》引《赵书》所载周延故事：

       石勒参军周延,为馆陶令,断官绢数百匹,下狱,以八议宥之。后每大会,使俳优着介帻，黄绢单衣。优问：“汝为何官？在我辈中。”曰：“我本为馆陶令。”斗数单衣曰：“政坐取是,故入汝辈中。”以为笑。[11]

       上引文所述是否为参军戏，依然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王国维根据参军这一职官产生的时间，在参军戏来源于“石躭说”抑或“周延说”的问题上持两端态度。[12]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长编》，张庚、郭汉城《中国戏曲通史》皆从参军官的角度肯定参军戏起源于周延的故事。[13]实际上，职官序列中有无参军官并非判断参军戏起源的标志。[14]华钟彦《戏曲丛谭》说：“此戏（参军戏）之本事，来源甚久，惟只有戏弄杂形，并无戏曲程式，故谓此戏，始自开元。”[15]此说从戏曲程式角度判断参军戏的起源，颇具启发意义。我们认为，从戏剧发生学和形态学来说，“周延说”是否为参军戏，关键在于它是否具备了扮演的特征。分析上引《赵书》的记载可知，俳优间的对话以及“斗数（抖擞）单衣”的动作表明了其为艺术再现生活的戏剧表演场景。[16]

       “黄绢单衣”是“周延说”中值得注意的戏剧服饰。戏剧服饰是戏剧程式化的直观显现，在认识“周延”故事性质上有独特的作用。任半塘《唐戏弄》说：石躭衣白夹衫，周延着黄绢单衣，“宜皆为罪人之服。当时戏中偶然仿之，未必即为戏中之官服”[17]。宋俊华《中国古代戏剧服饰研究》说：“绢衣在当时是贱服，主要为庶民或囚犯所服。参军穿黄绢衣，自然与其身份‘卑贱’有关。”[18]这些说法注意到了周延所着服饰的性质及其与参军戏形成之间的关系，然而在古代服饰制度的解释上有未到之处。根据相关历史文献，“白衣”“黄绢单衣”为“罪服”之说与古代服饰制度不合。

       从战国到魏晋，罪人之服为赭衣。《荀子·正论》：“杀，赭衣而不纯。”杨倞注曰：“以赤土染衣，故曰‘赭衣’。纯，缘也。杀之，所以异于常人之服也。”[19]《梁书·武帝纪》：“若悉加正法，则赭衣塞路。”[20]由此可见，特殊颜色和制作方法的赭衣为古代罪犯所服。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白夹衣为生活服饰。但“周延说”中的“黄绢单衣”则不同，它们是服务于表演的戏剧服饰。冯沅君说：“一投眼到‘使俳优着介帻，黄绢单衣’，则马上觉得被问的是扮演周延的优人，而不是他自己。”[21]。任半塘认为：“明明谓使周自身为俳优，所谓介帻单衣，乃周化装以后之巾服，全文意甚融贯，原无问题。”[22]冯、任两说虽各不同，然皆以为“黄绢单衣”系演员所着，且服务于表演的戏剧服饰。

       “周延”着“黄绢单衣”参与戏剧表演的形象见于出土文物。新疆张雄夫妇墓出土了一批木俑，根据形象、服饰，学者判定其中两个完整的男绢木偶与《赵书》所载周延故事有关——“此墓滑稽木偶也着黄绢单衣，动作表情也正似‘斗数单衣’，又狼狈又无可奈何的样子”。文中还特别提到“总章元年（668年）‘始一切禁服黄’以后，只有在装扮历史人物时才有可能依旧例仍著黄”[23]。这说明“周延”故事中的服饰装扮为后世戏剧表演所继承。由以上讨论可知，周延身着黄色是参军戏中参军最初的服色。

       参军戏形成之后，包括服色在内的戏剧要素仍在不断发展变化。至唐，参军戏定型为假官戏，扮演参军者的服色为绿色。《乐府杂录》载：

       开元中有李仙鹤善此戏，明皇特授韶州同正参军，以食其禄，是以陆鸿渐撰词云“韶州参军”，盖由此也。武宗朝有曹叔度、刘泉水。咸通以来，即有范传康、上官唐卿、吕敬迁等三人。[24]

       王国维根据上述资料说：“其为戏名或脚色名，尚未可定。”[25]任半塘说：“按段录文意，明谓戏名之曰‘参军’在前，仙鹤之善其戏在后，官因戏名而得；非谓仙鹤之善其戏在前，遂授参军，戏名因仙鹤之官名而得也。”[26]无论如何，从前引文中所记善于演参军戏的人员来看，参军戏在开元时已经十分盛行。与之相应，参军服饰装扮开始固定。赵璘《因话录》载：

       肃宗宴于宫中，女优有弄假官戏，其绿衣秉简者，谓之参军桩。天宝末，蕃将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为优，因使隶乐工。是日遂为假官之长，所为桩者，上及侍宴者笑乐。[27]

       目前对上引文中“参军桩”的解释争议较大。王国维说参军脚色之称自此始。[28]华钟彦《戏曲丛谭》赞同王氏之说，进一步指出：“参军桩犹参军装，谓装扮参军也。”[29]任半塘则说：“疑‘桩’或含有主角之意。亦乏的证。”[30]黄天骥认为：“把参军桩理解为‘主角’或‘为首者’的意思，是不必犹豫的。因为《因话录》说的‘所为桩者’明明即‘假官之长’。”[31]分析《因话录》的前后内容可知，如果绿衣秉简者为假官之长，那么参军戏中扮演一般之假官非绿衣秉简，这与文献的记载不符。[32]且华先生以“参军装”释“参军桩”，有戏剧术语训释之前例。如《武林旧事》记载的“装旦”，《笔花集》称之为“粧旦”。《辍耕录》有“孤装”，《梦粱录》《水浒全传》称“装孤”，《笔花集》为“粧孤”。《水浒全传》还有“装外”。[33]由“孤装”可称为“装孤”可知，“装旦”“装外”亦可称之为“旦装”“外装”。凡此，皆为戏剧中装扮成某种脚色之义。由此可知，唐肃宗朝时，绿衣秉简已经成为参军戏中参军脚色固定的装扮。

       关于参军服绿的性质，任半塘说：“戏中之绿衣，不必配合唐代官吏之何等品级，亦不必谓采用某朝代之服制，乃唐戏中之官服耳。”[34]他又说：“戏中取此为官服，显然有意避开正官服，故虽假官之长，亦不外绿衣木简而已。特虽同一曰‘绿’，而布帛有殊，泽素有别，绝非朝服、士服、罪服、戏服，于此亦皆一律。料戏服或介乎士服与罪服间耳。”[35]。任先生此论意在探索绿衣的来源以阐释其性质。实际上，参军服绿与士服、罪服无关，它是唐戏中的官服，与唐代舆服制度和社会生活情况有关。《旧唐书·舆服志》载： 

       贞观四年又制，三品已上服紫，五品已下服绯，六品、七品服绿，八品、九品服以青，带以鍮石。

       上元元年八月又制……文武三品已上服紫，金玉带。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并金带。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并银带。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并鍮石带。[36]

       据上引《舆服志》的记载，唐代不同时期对官员服色的规定虽有变化，但绿色始终为中下等级官吏的服色。因此，绿服在一定情况下可代指贬官。《新唐书·杨炎传》载：

       自道州还也，家人以绿袍木简弃之，炎止曰：“吾岭上一逐吏，超登上台，可常哉？且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祸，安可弃是乎？”及贬，还所服。[37]

       据《新唐书》载，杨炎几经宦海沉浮，始终保存“绿袍木简”，以备贬谪之用。又《新唐书·李训传》：

       训既败，被绿衣，诡言黜官，走终南山，依浮屠宗密。[38]

       据上引文可知，唐代参军戏中参军穿绿表明其所扮演的是等级较低的官员，在某些情况下暗含了因罪被贬的内涵。由此可见，唐代尤其是唐代前期参军着绿衣与参军戏作为戏弄有罪官员戏剧之间的关联。绿色固定为参军脚色的服色后，进一步成为参军戏的戏剧程式之必要构成。《吴史》载：

       徐知训怙威娇淫，调谑王，无敬畏之心。尝登楼狎戏，荷衣木简，自号参军，令王髽髻鹑衣为苍头以从。[39]

       岳珂《桯史》卷十记宋人之参军戏：

       俄一绿衣参军，自称教授，前据几，二人敬质疑，曰：“是故雷姓。”揖者大诟，袒裼奋拳，教授遽作恐惧状，曰：“有雨头也得，无雨头也得。”坐中方失色，知其风己也。[40]

       上引文内容显示，唐代之后服绿仍是参军戏中扮演官员脚色的固定装扮。于慎行《谷山笔尘》说：“优人为优，以一人幞头衣绿，谓之参军，以一人髽角敝衣如童仆状，谓之苍鹘……参军之法，至宋犹然。”[41]宋俊华说：“唐代参军脚色的服饰颜色已经程式化了。到了宋代，也有很长一段时间参军穿绿衣。”[42]其所据即此。“参军之法”一语表明，参军服绿已经成为参军戏程式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参军服绿作为程式化的装扮表现在，其所扮角色非现实生活中的官员，也着此装扮。如《江南余载》称：

       徐知训在宣州，聚敛苛暴，百姓苦之。入觐侍宴，伶人戏作绿衣大面若鬼神者，傍一人问：“谁何?”对曰：“我宣州土地神也，吾主入觐，和地皮掘来，故得至此。”[43]

       引文中参军着绿衣大面扮演土地神，说明至晚在五代时，参军戏表演的内容已经不限于戏弄假官了。王国维指出《江南余载》“绿衣大面土地神”是有关参军戏的资料。[44]唐代中后期参军戏及参军脚色的变化并不限于此。晚唐李商隐《娇儿诗》：“忽复学参军，按声唤苍鹘。”[45]又据前引《吴史》《谷山笔尘》可知，苍鹘为参军戏中与参军相配合的另一个重要脚色。亚里士多德《诗学》说：“埃斯库罗斯最早把演员由一名增至两名，并削减了歌队的合唱，从而使话语成为戏剧的骨干成分。”[46]亚氏所言说明戏剧中增加角色会带来戏剧表演形态和内容的变化。参军之外增加苍鹘这一脚色，不仅可以配合扮演相互调弄的官员和随从，其“故事”内容还可以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唐无名氏《玉泉子真录》载：

       崔公铉之在淮南，尝俾乐工集其家僮，教以诸戏。一日，其乐工告以成就，且请试焉。铉命阅于堂下，与妻李坐观之。僮以李氏妒忌，即以数僮衣妇人衣，曰妻曰妾，列于旁侧。一僮则执简束带，旋辟唯诺其间。张乐命酒，不能无属意者，李氏未之悟也。久之，戏愈甚，悉类李氏平昔所尝为；李氏虽少悟，以其戏偶合，私谓不敢而然，且观之。僮志在发悟，愈益戏之，李果怒，骂之曰：“奴敢无礼，吾何尝如此。”僮指之，且出，曰：“咄咄!赤眼而作白眼，讳乎?”铉大笑，几至绝倒。[47]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据上引文，并结合《唐阙史》所载“三教论衡”，《江南余载》所举“绿衣大面”，认为：“李可及之儒服险巾，褒衣博带；崔铉家童之执简束带，旋辟唯诺；南唐伶人之绿衣大面，作宣州土地神，皆所谓参军者为之；而与之对待者，则为苍鹘。”[48]王氏显然将参军与苍鹘脚色对演的体制视为判断参军戏的标准，这一标准说明了唐代中后期参军戏广阔的表演空间。后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予以了探讨。孙楷第《也是园古今杂剧考》说：“唐优戏之弄参军弄假官，自始即为假官。其后遂为脚色之称，即不扮员吏亦可谓之参军。”[49]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长编》说：“其（参军戏）范围和故事，已经可以随时转移。”[50]任半塘在《唐戏弄》中指出参军戏体例为“以普通优伶，用参军戏体制，扮演一般之故事或时事，而偶及于罪人，不限于参军官之故事，亦不限于参军一面之被侮弄，并不限于弄假官而已，伎艺亦不限于科白，有时且重歌唱，甚至合舞”[51]。此说得到了当代学者黄天骥的赞同。他说：“‘弄参军’虽有一定规矩，却又比较灵活，能够把唐代诸般伎艺熔于一炉。”[52]

        通过以上讨论可知，唐代中后期参军戏表演内容十分广泛，参军脚色随着扮演角色的不同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从王国维所列举参军戏的材料中可知，参军脚色可扮演的角色为儒者甚至神鬼等。出于戏剧表演的需要，这些角色穿着的服饰颜色必然不同。因此，这一时期参军的服色可称之为诸色，包括绿色。

       宋代参军有两义。王国维说：“北宋则谓之参军色，为俳优之长。又观《夷坚志》《桯史》《齐东野语》所载参军事，其所搬演，无非官吏，犹即唐之假官戏也。”[53]王国维已经注意到了宋代参军的不同职能。任半塘明确指出宋代参军有“戏内”“戏外”之别：“唐五代参军戏内之参军与苍鹘，皆为脚色，咸淡见义，其事有征；若离开脚色或演员之身分，而改向戏外充执事人，名曰‘参军色’，则向来无征。”[54]胡忌承继此说：“宋代的参军却有两义，我们必须要加以严格的区别。在戏剧表演中的‘参军’是直接源于唐的参军戏；不在戏剧演出中者，有‘参军色’，与角色无涉。”[55]也就是说宋代戏内、戏外参军有不同的职能，对应的服色亦不同。

      由宋代相关史料可知，作为戏内之“参军”，其表演方式承继了唐五代之参军戏，依然以扮演官员为重要内容。洪迈《容斋随笔》载：

       士之处世，视富贵利禄，当如优伶之为参军，方其据几正坐，噫呜诃箠，群优拱而听命，戏罢则亦已矣。[56]

       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十八载：

       庄宗自为俳优，名曰“李天下”，杂于涂粉优杂之间，时为诸优朴扶掴搭。[57]

       孙楷第据上述材料说：“知庄宗所为，即弄参军戏。”[58]岳珂《桯史》载： 

       有参军者前，褒桧功德。一伶以荷叶交倚从之，恢语杂至，宾欢既洽，参军方拱揖谢，将就倚，忽堕其幞头，乃总发为髻，如行伍之巾，后有大巾镮，为双叠胜。伶指而问曰：“此何镮？”曰：“二胜镮。”遽以朴击其首曰：“尔但坐太师交倚，请取银绢例物，此镮掉脑后可也。”[59]

       周密《齐东野语》云： 

       宣和间，徽宗与蔡攸辈在禁中自为优戏，上作参军趋出。攸戏上曰：“陛下好个神宗皇帝。”上以仗鞭之云：“你也好个司马丞相。”[60]

       以上资料说明，宋代参军戏依然以扮演官员为主，然而参军所扮官员职级较高，甚至可以上至皇帝。参军所扮官员职级不同服色亦不同。除扮演官员外，宋代参军还可扮演不同的戏剧角色。赵彦卫《云麓漫钞》：“优人杂剧，必装官人，号为‘参军色’……今人多装状元进士，失之远矣。”[61]“状元”“进士”皆为科举功名之称，尚非官员，故赵氏言“失之远矣”。

       需要指出的是，宋代参军戏及其中各类脚色的名称开始发生变化。陶宗仪《辍耕录》：“副净，古谓之参军。”[62]朱权《太和正音谱》曰“靓”：“古谓‘参军’。”[63]王国维《古剧脚色考》赞同上述说法，并进一步提出，净为参军之促音。[64]胡忌《宋金杂剧考》说：“‘参军’在宋以后，名称已转变为‘副靖’（副净）。”[65]由此可知，宋代参军戏及其脚色已经被宋杂剧及其脚色名称取代，故宋杂剧脚色的服色可为宋参军脚色服诸色之参考。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宋杂剧绢画《眼药酸》和《杂剧图》中，卖药士人穿橙色大袖长袍，农人着褐衣长袍皆由副净扮演。[66]这里的橙色和褐色反映了宋代参军戏中参军脚色（也就是副净脚色）所服诸色的情况。

       戏外之“参军色”是宋代宫廷教坊重要的演出人员。根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粱录》等文献记载可知[67]，参军色在宋代宫廷演出时，主要是诵念致语，进祝颂之辞，手持类似竹竿的道具，导引乐舞杂剧演出，不扮演剧中人物。参军色的职能主要在戏剧表演之外。

       “参军色”的“戏外”职能，实际上是参军戏发展成熟之后，参军脚色职能分化的结果。前文提到唐肃宗时有女优善弄参军戏，被为假官之长。任半塘将假官之长视为扮演假官中官阶较高者。从《因话录》前后文来看，所谓“假官之长”非指官阶高者，而是对表演者表演才华和技能的肯定，是假官戏中的主导，有可能在参军戏中承担指挥功能。在中国传统乐事活动中，技艺娴熟者往往在乐事活动中承担重要的职能。《教坊记》载：“宜春院亦有工拙，必择尤者为首尾。既引队，众所属目，故须能者。”[68]这里的为首者被称为舞头，又可称之为引舞。黎国韬指出：“引舞经常出现于宋代宫廷队舞的表演之中，又被称为‘竹竿子’。”[69]宋代“参军色”因为手持竹竿从事指挥，故学者往往认为“参军色”就是“竹竿子”。[70]由此，参军脚色在戏剧中的主导功能使其从参军戏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宫廷教坊部色名目——参军色。

       “戏外”之参军色的服色是什么呢？此类“参军色”多见于戏曲文物，山西省浮山县上东村宋墓壁画上绘有参军色形象，其头戴展脚幞头，身穿圆领宽袖长袍，双手执竹竿置于胸前，幞头为黑色，长袍为红色。[71]参军色的上述形象来源可能更早。陕西彬县五代后周冯晖墓中，在甬道东壁、西壁分别绘有一男一女手持竹竿，引领乐舞队伍的参军色图像。其中，“男性人物头戴硬角幞头，幞头两脚上翘，身着红色圆领袍服，双手持杖胸前。女性人物头戴幞头，幞头两脚折起上举，并各饰带叶红花一朵，身着浅红色圆领短袍，双手执杖于胸前”。[72]（见图1）[73]河南洛阳孟津新庄五代壁画墓有类似的图像。该墓甬道东壁和西壁壁画南侧第一人，皆两手叉手，手握竹竿。手持竹竿者列于乐队最前，应当是参军色。他们皆戴黑色圆翅上翘幞头，穿黑色圆领窄袖长袍，腰束红带。（见图2）[74]洛阳龙盛小学五代壁画墓中的参军色与孟津新庄类似。甬道西侧参军色戴圆翅上翘幞头，身穿圆领宽袖缺袴长袍，腰束红带，双手交叉横握棒于胸前。甬道东侧参军色头戴圆翅上翘幞头，身穿圆领宽袖袍，腰束带，两手交叉斜握棒于胸前。通过图像可知，他们所着体服颜色接近于红色。（见图3）[75]

       观察上述参军色图像可以发现，他们所著服饰极为相似，这表明五代时期戏外此类参军色的服饰样式和色彩已经逐步固定下来。据相关专家考证，孟津新庄墓年代上限不早于晚唐末期，下限不晚于五代时期。龙盛小学墓葬形制与洛阳后晋孙璠墓基本一致。由此可以猜测，参军色服色可能经历了逐渐固定为红色的发展演变过程。

       参军色的上述形象影响了古代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洛阳宜阳仁厚宋代壁画墓南壁墓门东侧门吏的首服和体服饰均与浮山宋墓壁画参军色相同，只有手持物不同。（见图4）[76]《中国戏曲文物通论》一书指出宋代戏曲人物手持物“多为细木杖，抑或为骨朵和软仗者”[77]。作者认为这些道具的功用“相当于后世指挥棒一类的道具去安排、调度整个的杂剧演出”[78]。由此可知，宜阳宋墓门吏手持之骨朵可用于乐舞指挥，这与参军色手持竹竿指挥、调度乐舞活动功能相似。据考古工作者考证，宜阳宋墓墓主为稍有资财的地主、平民。我们推测，其壁画所显示的门吏形象并非实写，应当为门神之类形象。中国历代门神的服装大多从戏剧服饰而来。[79]宜阳宋墓门神与参军色的服饰相似，说明二者之间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相互印证。

       宋俊华认为根据所扮演官吏的级别变化，参军出现了红袍等服饰。[80]事实并不这么简单。据《东京梦华录》载：“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81]平常百姓如此，对教坊艺人，其服色有更严格的规定。宋耐得翁《都城纪胜》载： 

       散乐，传学教坊十三部，唯以杂剧为正色。旧教坊有筚篥部、大鼓部……参军色、色有色长，部有部头……其诸部分紫绯绿三等宽衫，两下各垂黄义襕。[82]

       这里的紫、绯、绿，是对教坊诸部服色的规定，并根据颜色来划分成三个不同的等级。紫色一般为教坊色长之服色。《东京梦华录》卷九“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条载：“教坊色长二人，在殿上栏杆边，皆诨裹宽紫袍，金带义襕，看盏斟御酒。”《梦粱录》所载与之同。[83]参军色作为乐舞之指挥，其在乐事中的地位较高，说明其着绿色的可能性小。综合各种情况分析来看，绯即红色为参军色装扮的可能性大。

       综上所述，参军服色的变化伴随着参军戏的发展及参军脚色舞台艺术功能的分化。白色为生活服饰，是参军戏的本事阶段。参军服黄，是戏剧服饰，此时参军角色形成，时为参军戏的早期形态阶段。绿衣是参军戏和参军脚色确立阶段时参军脚色所服。参军着诸色，是在参军戏及参军脚色发展成熟的阶段。从参军脚色功能分化出来的戏外“参军色”，服色固定为红色。参军服色与参军戏发展及流变关系的讨论，展示了中国古典戏剧形态嬗变的一个侧面，不仅为参军戏研究不可或缺，也对认识中国戏剧和戏剧脚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1] 王国维：《古剧脚色考》，《王国维戏曲论文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第186—187页。

[2] 胡忌：《宋金杂剧考》，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98页。

[3] 任半塘：《唐戏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90页。

[4] 黄天骥：《论参军戏和傩——兼谈中国戏曲形态发展的主脉》，《戏剧艺术》，1999年第6期。

[5] 宋俊华：《中国古代戏剧服饰研究》，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6页。

[6] （唐） 段安节：《乐府杂录》，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1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49页。

[7] 钱希言：《戏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4页。

[8] 任半塘：《唐戏弄》，第339页。

[9] 冯沅君：《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2页。

[10] 《三国·吴志·吕蒙传》载：“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晋） 陈寿撰，（宋） 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278页。

[11] （宋） 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572页。

[12] 王国维《古剧脚色考》：“或谓后汉未有参军官，故段说不足信。案司马彪《续汉志》，虽无参军一官，然《宋书·百官志》则谓参军，后汉官孙坚为车骑参军事是也。则和帝时，或已有此官，亦未可知。”王国维：《古剧脚色考》，第186页。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然后汉之世，尚无参军之官，则《赵书》之说殆是。”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王国维戏曲论文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第8页。

[13] 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长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43页。张庚、郭汉城：《中国戏曲通史》，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第24页。

[14] 董每戡：《中国戏剧简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9年，第84页。

[15] 华锺彦：《戏曲丛谭》，《华锺彦文集》（上），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页。

[16] 参见孟祥笑、游耀旺：《参军戏起源问题再探讨》，《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17] 任半塘：《唐戏弄》，第990页。

[18] 宋俊华：《中国古代戏剧服饰研究》，第170页。

[19] （清）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27页。

[20] （唐） 姚思廉：《梁书·武帝本纪中》，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698页。

[21] 冯沅君：《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第119页

[22] 任半塘：《唐戏弄》，第350—351页。

[23] 金维诺、李遇春：《张雄夫妇墓俑与初唐傀儡戏》，《文物》，1976年第12期。

[24] （唐） 段安节：《乐府杂录》，第49页。

[25] 王国维：《古剧脚色考》，第186页。

[26] 任半塘：《唐戏弄》，第338页。

[27] （唐） 赵璘：《因话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年，第69页。

[28] 王国维：《古剧脚色考》，第186页。

[29] 华锺彦：《戏曲丛谭》，第52页。

[30] 任半塘：《唐戏弄》，第826页。

[31] 黄天骥：《论参军戏和傩——兼谈中国戏曲形态发展的主脉》。

[32] 如后文中《吴史》记载徐知训“荷衣木简”为参军。岳珂《桯史》“绿衣参军”扮演教授。

[33] 胡忌：《宋金杂剧考》，第92页。

[34] 任半塘：《唐戏弄》，第989页。

[35] 任半塘：《唐戏弄》，第990页

[36] （后晋） 刘昫等：《旧唐书·舆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52—1953页。

[37] （宋）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杨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727页。

[38] （宋）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李训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313页。

[39] （宋） 姚宽：《西溪丛语》，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45—46页。姚宽指出：“欧公《五代史·吴世家》云，知训为参军，隆演鹑衣髽髻为苍鹘。前云苍头，非也。”

[40] （宋） 岳珂撰，吴企明点校：《桯史》，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20页。

[41] （明） 于慎行撰，吕景琳点校：《谷山笔尘》，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59页。

[42] 宋俊华：《中国古代戏剧服饰研究》，第28页。

[43] （宋） 佚名撰，张剑光、孙励校点：《江南余载》，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第9册，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5108页。

[44]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第14页。

[45] 《全唐诗》第1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245页。

[46]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著，陈中梅译注：《诗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8页。

[47]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第13页。

[48]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第14页。

[49] 孙楷第：《也是园古今杂剧考》，上海：上杂出版社，1953年，第241页。

[50] 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长编》，第43页。

[51] 任半塘：《唐戏弄》，第348页。

[52] 黄天骥：《论参军戏和傩——兼谈中国戏曲形态发展的主脉》。

[53] 王国维：《古剧脚色考》，第186页。

[54] 任半塘：《唐戏弄》，第835页。

[55] 胡忌：《宋金杂剧考》，第99页。

[56] （宋） 洪迈：《容斋随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79页。

[57] （五代） 孙光宪撰，贾二强点校：《北梦琐言》，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33页。

[58] 孙楷第：《沧州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96页。

[59] （宋） 岳珂撰，吴企明点校：《桯史》，第81页。

[60] （宋） 周密撰，张茂鹏点校：《齐东野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81页。

[61] （宋） 赵彦卫撰，傅根清点校：《云麓漫钞》，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86页。

[62] （元）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06页。

[63] （明） 朱权：《太和正音谱》，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3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53页。

[64] 王国维：《古剧脚色考》，第186—188页。

[65] 胡忌：《宋金杂剧考》，第44页。

[66] 廖奔：《宋元戏曲文物与民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第165—169页。

[67]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孟元老等著：《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54页。吴自牧：《梦粱录》，孟元老等著：《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154页。

[68] （唐） 崔令钦：《教坊记》，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1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12页。

[69] 黎国韬：《舞头与引舞补说》，《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70] 参见黄竹三：《“参军色”与“致语”考》，《文艺研究》，2000年第2期。

[71] 黄竹三：《“参军色”与“致语”考》。

[72] 黄剑波：《五代后周冯晖墓中“竹竿子”人物图像考证》，《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73] 图片采自杨忠敏、阎可行：《陕西彬县五代冯晖墓彩绘砖雕》，《文物》，1994年第11期。

[74] 图片采自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孟津新庄五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洛阳考古》，2013年第1期。

[75] 图片采自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龙盛小学五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洛阳考古》，2013年第1期。

[76] 图片采自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宜阳仁厚宋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5年第4期。

[77] 黄竹三、延保全：《中国戏曲文物通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31页。

[78] 黄竹三、延保全：《中国戏曲文物通论》，第231页。

[79] 翁敏华：《门神信仰及戏曲舞台上的门神形象》，《中华戏曲》，2007年第1期。

[80] 宋俊华：《中国古代戏剧服饰研究》，第28页。

[81]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第29页。

[82] 耐得翁：《都城纪胜》，孟元老等著：《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95—96页。

［本文为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戏剧文物、文献与唐宋戏剧形态研究”（2018CWX03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信阳师范学院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