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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伊多蒂 | 不连续生成：德勒兹的“生成-女人”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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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连续生成：德勒兹的“生成-女人”哲学

[意]罗西-布拉伊多蒂，仿物机游 Chthulu 译

选自Nomadic Subjects：Embodiment and Sexual Difference in Contemporary Feminist Theory

转载自“仿物机游 Chthulu”公众号

对我们来说，在共生之中有多少构成项，就有多少种性征，在一种传染的过程中有多少介入的要素，就有多少差异。我们明白，有众多的存在者介于男人和女人这两极之间，它们来自另外的世界，随风而生，在根的周围形成根茎，——不能通过繁衍的概念去理解，而还能通过生成的概念来领会。

——德勒兹和加塔里

德勒兹拓展了新角度的思考，但同样是围绕身份、性和性差异进行的。我认为大多数女权主义理论对德勒兹主义哲学的运用仍然是充满争议和矛盾的，尤其是对大多数男性追随者而言。然而越来越多的德勒兹女权主义的论述出现，极为严谨地将其发展成型。因此，为了清晰阐明德勒兹哲学服务于女权主义的积极用法，我将对德勒兹的工作进行定位。德勒兹女权主义并没有从将女性视作象征性缺席的精神分析前提出发。相反，它颠覆了否定性的辩证法，这对德勒兹来说，这种辩证法隐含在精神分析理论和实践中。德勒兹决心将思维运作从性辩证法的陷阱中解脱出来，他实践了一种激情变革的伦理学，以改变介入并支持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激情。这样一来，德勒兹就同颠覆的、激进而无礼的女权主义思想流派结盟。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欢声笑语冲破了这悲剧性的菲勒斯庄严感，它声称所有这些不过是一堆卡片，皇帝是赤裸的！

菲勒斯的俄狄浦斯经济学激发了否定性激情，这是“灵魂的法西斯主义”，正如德勒兹所言——对它的超越是转变的动力。转变过程，或者生成，是德勒兹哲学关怀的核心概念。这与他要想象其它方式的思维活动，或者重新定义哲学的目的有关。他批判由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尔格尔的神圣三位一体所主导的哲学史的经典版本。德勒兹基于经验主义者（包括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尼采和柏格森）的反谱系学对其进行批判。生成既不是对立面的动态对峙，也不是在一个目的论规定的过程中导向一个综合身份的本质的展开。德勒兹式的生成是对差异的积极性肯定，意味着一个多重的、持续的转变过程。目的论秩序和固定身份都要让位于多重生成的连续之流。

这种对过程、动态互动、流动界限的强调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生机论的高新技术标志，使德勒兹思想对我们所处的晚期工业家父权制文化的分析高度相关。进一步讲，德勒兹是与女权主义高度相关的：不仅在于他对差异、性和转变议题的共鸣，还在于他为女性位置以赋予了积极的强力。如非俄狄浦斯情结的爱丽丝形象说明该小女孩的身体将被俄狄浦斯律法逐出，或者被哲学家的未婚妻阿里阿德涅的肯定性形象抛弃，哲学的女性面向是从否定性到肯定性的价值转变的源头之一。德勒兹通过该变形打破了将纯批评与行动赋权分割的界限。最后，德勒兹对“生成-女人”哲学的强调标志着一种新男子气概的哲学风格：这是一种学会拆穿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外衣，并冒一定风险的哲学敏感。在德勒兹思想中，“他者”并非像古典哲学那样是象征性的，总是吸血鬼式的他异性标志，也并非是恋物式的、和像解构主义那样的不可避免的他性“他者”。它是一个交换和生成的移动性视角，后现代主义的非同一主体朝向这一视角移动，而且反过来通过它而被移动。

德勒兹的关注焦点是非常当下的，尤其是思考当下的困境和必然性。这种对现状的强调必须置于德勒兹严厉拒斥一种基于过去并一意孤行的正典和体制化的哲学史背景去解读。他努力超越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独白话语传统主导的教条的思想形象，德勒兹为了充分解释变革及变革状况，将哲学重新定义为思考当下的非应激性活动。

德勒兹也在他对主体的后形而上学形象的质询中，以密集的术语重新定义了哲学概念，如强度之流能够为生命带来更高维度的肯定性力量。换言之，一种思想的真理是一种情动及其释放的强度。思想是高贵还是低级，积极还是消极，取决于它们是否超越否定性和消极性的强力，动员了肯定性的快乐力量。情感主导思想的真理价值。德勒兹通过并置维系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经济的线性的、自我反身的思想模式，将新的思想风格定义为“根茎的”或“分子的”。因此，对德勒兹来说，思想并非是内在性的深入表达，或者超越性模式的展现：它是从一个非个人力量的多重性方面，构成主体之间的，既有具体物质和符号的关联方式。

彻底重新定义思想活动，事实上需要将主体性视为一个身体及情感实体的视角。主体的具身性对于德勒兹而言是一种具身物质性的形式，而非自然的、生物的形式。相反，他将身体视作高度建构的社会和象征力量的复杂相互作用。身体并非一种本质，更不是一个生物性物质：它是一种力量的游戏、一个强度的界面；无起源的纯粹拟像；因此德勒兹将身体、性和性差异去本质化了。具身主体是一个在交叉力量过程中的术语，以其流动性、可变性、过渡性本质为特征的（情动的）时空变量。在这一意义上，德勒兹的思想并非建立在男性与女性主体位置的二元对立上，而是建立在性化主体的多重性上。它们之间程度上的差异标志了生成在一个根茎的连接网络中的不同路线。

在我们置身其中的生成的节段之间，可以建立一种秩序或一种表面的进化；生成-女人，生成-儿童，生成-动物，生成-植物，生成-矿物，生成-各种分子，生成-粒子。

——德勒兹和加塔里

这些生成的线条是思想的图示，是尼采式的思想类型，强度状态的变奏。多重性并非重现柏拉图式的单一模型—而是创造和增强差异。德勒兹提出了少数民族意识的观念，以反对克分子理性并捍卫作为连续生成之流的主体。因此，他通过卢克莱修、经验主义者斯宾诺莎和尼采提供了谱系学的思想路线，强调行动、快乐、肯定性、动态或分子性生成。德勒兹将此与“多数派”相对立：即大多数西方哲学的定居的、充满负罪感的、否定生命的、道德的腔调—以绝对正确的规律性来延续自身的教条思想形象。德勒兹通过强度的哲学摆脱菲勒斯中心主义模式，强调了新思想形象的需要。

因此需要描述旨在表达后形而上学主体形象的哲学风格。形象的（figural）（与更传统的“比喻的”（figurative）美学范畴的概念相对）概念是本计划的中心：它强调了一个表达了积极存在状态的积极的、肯定的思想风格的必要。在《尼采与哲学》中，德勒兹描述了作为居于强度的潜在最高层级的生命的思维活动。在这一框架工作中，思想是事件，是打开生命潜力的行动状态。德勒兹忠于他的力的类型学信念，认为思想由感觉和价值构成，并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上。换句话说，它们在思想的命题之外依赖于另一范畴：情感的力量，其强度水平最终决定了它的真理价值。

因此，另类形象是表达肯定性思想的形象模式，因而展现了远离非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模式的意识视角：块茎、生成、逃逸线表达了基本的德勒兹式的尼采游牧主义。他强调一个普遍的生成-少数民族，生成-游牧民，或者生成-分子。少数民族标志了一种穿越或轨线；对德勒兹而言，在中心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存在的核心是静止的，就像一个核反应堆的中心。但是在边缘地带有年轻的新游牧民的漫游帮派：后人类启示录的骑士和女骑士。

所有的生成都已经是分子性的。生成不是模仿某物或某人，也不是和它（他）相同一。生成也不再是令形式的关系形成比例。类比的这两种形象对于一个主体的模仿、一种形式的合比例性一一都不适用于生成。生成，就是从（我们所拥有的）形式、（我们所是的）主体、（我们所具有的）器官或（我们所实现的）功能出发，从中释放出粒子，在这些粒子之间建立起动与静、快与慢的关系它们最为接近我们正在生成的事物。

——德勒兹和加塔里

因此，生成空间是一个在邻近粒子之间的亲和及共生的空间。近似性既是类型学也是量化的概念，标记了感性物质的生成空间，独立于缠卷的主体及其被决定的形式。在德勒兹与“生成-女人”和女性之间的关系中，有一个尚未解决的麻烦。它与德勒兹从未解决的问题的双重性有关，一方面，他赋予了一般“生成-女性”作为所有其他生成的前提，另一方面，他呼吁要取消掉这一前提。一方面，生成-少数民族/游牧民/分子/无器官身体/女人是基于女性的。另一方面，它作为德勒兹倡议的主体性的普遍形象而提出。让我们对这些论点进行细致分析。对于男性而言，男人，是思考主体性的主要指涉，是规范、法律、逻各斯的标准代表，而女性就被二元化，即作为他者被对立地定位。因此，后果是：

1、男性的“生成-少数民族”是不可能的；

2、“生成-女人”是所有的“少数民族-意识”的特权位置。

德勒兹明确说明，所有的解域化路线都必须经过“生成-女人”的阶段。在《千高原》中，德勒兹指出“女性化”并不仅仅是“生成-少数”的任一形式，而是生成这一整体过程的关键、前提和必要出发点。由于在西方话语中女性是他性的特权形象，“生成-女人”是必要的关键步骤。

克分子与分子的关系就像男性和女性的关系一样吗？

如果说所有的生成都已经是分子性的——其中包括生成-女人，那同样也应该说，所有的生成都从生成女人开始，并通过生成女人来实现。

——德勒兹和加塔里

在“生成-女人”中过程中“女性”并不是指经验的女性，而是指拓扑学位置、层级、或积极性力量的肯定性程度、和游牧及根茎意识的层级。生成-女人是一个转变的普遍过程的标志。

生成-女人，生成-儿童，并不像女性或儿童那样是截然不同的实体，我们所称的分子性实体是，例如，女性由她的形态所定义，被授予了一个主体所指派的器官和功能。生成-女性并不是要模仿这个实体，更不是将自我转化为该实体。既非模仿，也非假装出女人的形态，而是放射出进入到一种微观-女性的动静关系或邻近性空间中的粒子。也即，在我们身上产生出分子性的女人，创造出分子性女人。

——德勒兹和加塔里

我想直截了当地指出德勒兹在“生成-女人”理论上遭遇的困难：似乎所有的生成都是平等的，而不是某些生成会比其它生成更平等。德勒兹的问题在于如何将“女性”主体位置从男性规范压抑的二元结构中脱离出来，从而减少相同的镜像形象。换言之，德勒兹提出了作为生成过程的分子性或游牧式女性，以反抗作为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系统的操作者的克分子或定居的女性视角。性两极化或性二元论是差异的二元还原论原型，使存在沦为子范畴，德勒兹对这一原型的拒绝将他导向了对“生成-女人”的处置。菲勒斯已经在性二元论上建档立碑，鉴于德勒兹也强调要从性别二元系统中将具身主体去殖民化，它遵循那种他所言的重建主体的主要运动，即消解性别二元论和依赖它的身份，导致了德勒兹的多重性理论和生成-少数民族，同女权主义性差异理论和生成女性主体之间的一种对抗。为了从更女权主义的角度去讨论，该问题也是关于如何将“女性”从被附加的“他者”的被征服位置中解放出来，以便她表达一个不同的差异、纯粹的差异、生成的全新平面，从中差异可以倍增且相互区别。这里的重点是要以现实生活女性的理解和寄居于“女性”主体位置的所有多元方式，更重视经验和现实生活女性的潜在生成。

为了尝试实现这两种位置的综合，我将说明处于危机的是如何令单个“女性”指涉所有生成的强度，而不是特殊的所有“女性”的生成强度，也不是在苏格拉底社团的宴会上必然谦卑的佣人。对我而言，难以置信的是，对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会同发生在女性生活中的具体变革相脱离。因此这两个问题是不可分离的：“女性如何从菲勒斯各斯中心主义为她们所规定的偶像功能中解放？”以及“如何表达一个女性主体性的不同的积极视角？”

女性的“生成-女人”是一个颠覆性的过程，德勒兹也用它，但他是基于对平等主义思想和女权本质主义的批评。他抱怨女权主义表现出一种令人恼火的倾向，也就是拒绝将“女性”主体分解为关于一种普遍化和“后性别”的生成的变化过程。换言之，女权主义在她们对具体女性性征的断言尽管在政治上正确，但在概念上是错误的。德勒兹建议她们应该坚持解释主体的多性征结构，并要求恢复女权主义已经被剥夺的其它所有的性别，他对女性的强调都是压抑性的。最终，德勒兹在女权主义理论中发现的令人反感的是，女权理论持续地平面化重复（flat repetition）霸权价值，或平面化重复了反身份认同，女权理论要求辩证地重新占有这些地位。这相当于持续一种应激性、克分子性，或多数人的思维：在尼采的价值尺度中，女权主义有一种奴隶道德。游牧政治需要进一步发展，而不是以一种后同一性的模式继续。

因此，假如在女性的生成中，通过释放积极性和肯定性的多重欲望潜能，她们能在社会和理论上建构一种非恋母情结的女性，那么女性将会是革命性的。换言之，女性只要能够发展出一种并非具体女性的意识，将“女性”从结构化她的力量中挣脱出来，她们就能够成为革命性的主体。最终目标是为了实现一个非性-特殊（sex-specific）的身份，而不是将身份拆解为一个非个人的多重机器主体。

女性的新普遍形象，作为一种生成的后主体，或者是生成的非恋母情结主体，明显对立于德勒兹所言的基于极端性二元论的性化或恶化的新普世的女权形象。我相当怀疑通过中和性二元论来拆解性别身份的这一倡议，因为我认为这条道路对女性而言具有历史性的危险。例如，女权主义哲学家伊利格瑞，在她对性别差异的捍卫中，反对一种以后形而上学主体进行草率排斥或解构，她不太认可德勒兹主义的欲望机器的图表。德勒兹式的“无器官的身体”对伊利格瑞而言提醒了一种身体自我的剥削状况，一个与女性气质具有历史性关联的被结构化剥夺的位置。她指出，对机器的、无器官的、“失去自我”的观念、分散、流动性的强调对女性来说都太熟悉了：“无器官身体”难道不是女性独特的历史状况？伊利格瑞对德勒兹的批评是尖锐的：她指出将性征分离为一个普遍的“生成”，结果是消除了女权重新定义女性主体的主张。

伊利格瑞总结道，德勒兹陷入了一个矛盾中，他假设了一个普遍的“生成-女性”，而没能考虑女权的立场的历史和认识论上的特殊性。一个差异的理论却没能考虑到性差异问题，令我作为一个女权批评者陷入怀疑的困惑状态中。然而，德勒兹通过毫无否定性地分解主体为一个欲望之流：

1、并没有认识到性差异的重要性，因此分派给男性和女性相同的心理和政治姿态；

2、在“生成-女性”计划里关于性差异的立场陷入一个基本的矛盾中，“生成-女性”既是众多潜在生成的其中之一，又是令所有其它生成得以可能的一种生成。

当然，我并不是要说明德勒兹这样做没有可取的理由：他同加塔里的精神分析话语的批评，如同我们文化建构性及性身份的方式一样，对其制度化进行了系统性解构。因此，在德勒兹的“生成-少数民族”的理论中，他认为消解所有身份都要立足于菲勒斯，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一立场对我来说在理论上是很成问题的，因为它表现了一种性别之间的对称性，为两性都分派了同样的心理、概念和解构的路线。伊利格瑞对两性之间被指派的对称性进行了最激进的挑战，正如我在前面章节所论证的。从她的视角来看，性差异是一个建基性的、结构性的差异，它不能在毫无造成心理和社会伤害的情况下被简单地消解。伊利格对女性权力斗争历史的极度敏感决定了这一视角。Colebrook表达了和我同样的忧虑：“当德勒兹和加塔里把伍尔芙和女权运动脱离于身份、承认、解放和主体的概念带向一个生成的新平面时，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换言之，德勒兹的做法是，在谈及两性的位置时它们似乎是明显对等的：因此他在考虑女权主义的核心要点上是失败的。我认为不对称性能够在心理、概念和政治层面上的起到恢复激进差异的作用。在政治上，它意味着要走出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模式，就得认识到应在两性之间采取非对称的形式。性差异的积极主张挑战了旧世纪的思想主体的认识，它们都是普遍的、男性化的。它提出一种女性的、性化的思想主体，持一种女性与男性之间的非对称关系的立场。因此，女性的定义并非是二元系统的结构化“他者”，而是激进和积极的他者。换言之，在女权主义的分析中，女性的位置作为被设计的他者，激进化为一种完全与男性不可比较的言说立场。

显然，这种激进的不对称性已经被编码为贬值的差异并被自然化，从而被掩盖了。它被置于一个线性的、目的论的时间感之上。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历史是白人、男性、霸权、拥有财产的主体的主导话语，他将自己的意识等同于一个统一的认识主体，将“他者‘作为他的本体论工具来推销。

进一步探讨这一见解，我认为人不可能解构一个从未完全受控制的主体；人不可能传播一种已经被历史性地定义为黑暗和神秘的性。为了宣称主体之死，人们必须首先获得作为一个人言说的权利。我的结论是，德勒兹陷入了一个矛盾中，他假设了一个普遍的“生成-女性”，而没能考虑女权的立场的历史和认识论上的特殊性。一个差异的理论却没能考虑到性差异问题，令我作为一个女权批评者陷入怀疑的困惑状态中。或者，换句话说，德勒兹对二元论的批判，似乎两性在相互不对称关系的定位才是最直接有害的，而性差异或性二元论则不如它那般有害。

他在他自己的生成女性计划中关于性差异的位置陷入了一个基本矛盾，“生成-女性”既是众多潜在生成的其中之一，又是令所有其它生成得以可能的一种生成：它既是奠基的又是附属，既是起源又是偶然的。德勒兹实际上非常明白，甚至也承认这一点；在《千高原》中，他表现出他关于这一点的认识及迟疑。他写道：“当然，女人必然要实施一种分子政治，去赢回她们自己的有机体，她们的历史，她们的主体性。然而，将自我局限在这样一种主体上是危险的，因为此种主体的运作必然会耗竭一个源流或中止一股流。”这是一个“是的，但是…”的立场，“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这是一个结构和系统性的优柔寡断的否认模型。进一步谈，从差异的女权哲学视角上看，性差异并不被认为是众多差异中的一种，而是一个开创性的、基本的结构性差异，所有的其它差异在性差异上都不能够被轻易消解。

因此，在女权主义重新定义主体性的努力中，身体或主体的具身性是一个关键术语；它可以被理解为既非生物的、也非社会的范畴，而是一个在物质、象征和社会之间的重叠点。在现代性哲学和性差异理论最初赋予身体的概念中，身体概念指的是主体性的多功能和复杂结构，是指能够超越任何既定变量（阶级、种族、性别、国家、文化等），同时又能够身处其中的具体的人。问题是身体最好被理解为意义的界面，定位于身体所被指派的解剖学意义的真实性及语言意义的象征性的交叉点。因此，身体是一种多面向的概念，覆盖了大范围的多重经验层级和宣言框架。换言之，主体是被许多不同变量所定义的：阶级、种族、性别、年龄、国家和文化的重叠定义且编码了我们的经验层级。

然而，在以上所有他者的特征中，西方文化尤其高度重视性别身体的生产，将可变的各种性别置于首位。因此，具身的性化主体被定位于一个复杂的权力关系网络中而确定下来，正如福柯指出，它将主体置于一个话语和物质的规范性结构中。在西方性别是一个主导的权力话语。在这一方面，女权主义重新定义了主体，尽管主体不连续地受制于许多复杂的重叠变量（性、种族、年龄等）的规范性效果，但是女权式主体既延续了西方赋予性的重要地位，也作为西方话语权力的主导特征之一挑战了它。

然而，与德勒兹在潜在生成范围中对性身份位置的矛盾态度相反，女权主义哲学家清晰地表明性别是权力斗争和冲突的场所。换言之，女性能指既是女权主义者用来识别一般状况的概念，也是一个需要批评分析并最终解构的终极概念，它适合描述女性在后现代晚期资本主义中的历史状况。

对性差异的积极宣言挑战了对旧世纪的普世男子气概的思想主体的认识。它指出作为一个激进他者，一个女性、性化的思考主体，捍卫一个与男子气概不对称的关系。表面的重复或对女性位置的重申是一个激发差异的话语策略。假如性别之间不存在对称，女人必须言说女性气质的，她们可能思考它，书写它以及以它们自己的术语表现它。恰恰是在性别之间的不对称基础上，伊利格瑞在保持极度接近德勒兹的思想结构时，尤其是他在理论话语的生产中对无意识的积极角色的强调，在政治上反对他对“生成”的倡议以克服对性的双性化。换言之，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必须在政治上优先为另类女性主体精心设计充分的表征系统。

我们可以假设，任何主体理论往往是被“男子气概”所归并的……主体性否认女性：不用质疑的是它为每个不可化约的主体构成提供了经济补偿：表征的、话语的和欲望的。一旦想象到女人的想象，对象就丧失了它那固定的强迫性的特征。作为一个基准，它最终比主体更加关键，因为他只能通过反弹某些客观性来维系自身。假如没有更多的“地球”去按压/压迫，去做事，去表征，而是经常要去欲望（自顾自的），那就没有这种在理论上不可知她自己的晦涩问题，然后就是我所要为我们的“主体”存在保留的基础。

这一视角，我将其描述为激进女权主义的具身唯物主义，女性，就像地球，是建立了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主体性的多层制度的基本层。她主要是物质和基石，她的无声存在使主人安置于他的独白模式中。换言之，在女权主义的分析中，女性作为被指定的他者的位置被激进化为了“位置的政治”，激进化为一个不与男性对称的言说立场。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生来就在物质和象征意义上承担了男性自主的自我定义特权的代价。女性已经在物质和象征意义上从言说的场所中被驱逐。通过提出理性和排斥/霸权之间是否存在隐秘的不可避免的联系这样的问题，女权主义进一步提出这样的观点，合理性并不是理性的全部，理性不能总结出人类思维能力的全部，或者说甚至也不能够总结出人类思维能力最好的部分。因此她们对存在和逻各斯中心主义语言之间的等式提出了挑战。

女权主义哲学，就像德勒兹的计划一样，是对在话语中的权力及作为话语的权力的批判，积极努力去创造其它的思维方式：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的参与让我们学会以不同的方式思考。这制造了一些概念的—不仅是政治的—德勒兹和女权主义的差异哲学之间的不同。女权主义，作为批判性思想，是一个分析自我反身的模式，旨在阐明话语中的权力的批判，肯定特里莎·德·劳里提斯所定义女性女权主体。它的目的是将个人性别身份问题同政治主体性议题关联起来。身份和主体性的互动也阐明了以欲望无意识为标志的经验维度和受制于意志的自我管理的其他维度之间的范畴区别。因此，主体作为欲望和意志的交互界面，这一视角是重新思考主体性基本过程的第一步。这相当于是说，维系“生成-主体”全部过程的是求知的意志，是言说、思考和表征的欲望。在最初阶段只有求知的欲望，也就是说，关于欲望的知识。这种创始的、主要的、重要的、必要的，因此是原初的求知欲，就它根本上是思维发生的可能性条件而言，在思维的核心部分中始终无知。欲望成为了思维的先在条件，它超出了思维过程本身。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女性主体性的思维任务，通过走出菲勒斯身份的女性欲望表达的性差异计划，隐含了思想形象的改变，而并不只是改变思想的命题。通过思考性差异问题，表明要重新塑造思想和生活的关系，以及思想和哲学的关系。换言之，性差异打开了通往重新定义思想的普遍结构的道路，而并不仅仅是具体的女性方面。

我再说一遍，德勒兹的“生成-女性”将男人和女人合并进一个新的，据称是超越于性别的性征中去；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和女性自身的历史斗争的感知相冲突。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是时间因素的重要性。你可能会说德勒兹在更长的生成的分子时间（Aeon），和记录时间的克分子感知（Chronos）之间做出了区分。如果我们将这一区分应用到生成-女性的讨论中来，我们会认为，在Chronos层中，女性在历史的这一点上，要求重新定义政治主体性和身份是合法的，不可能仅让女性承担脱离政治自主性的性-特殊形式的代价。德勒兹似乎认为在该过程中这被相当强烈地过早引用了。这也遵循了这一相同论述的逻辑，即为了去神秘化以菲勒斯为基础的范畴，人们必须首先获得能够得以言说的位置。碎片化存在的女性历史状况，我们应该放弃这一选择，要不就是不同意德勒兹的生成理论，要不就是平面化地重述在最开始女性就已经成为了德勒兹式的（在Chronos意义上）。再说一遍，我发现德勒兹并不打算将时间变量同另一个同样强劲的性差异变量交叉一起，因此忽视了时间和历史性别化的可能性。

克里斯蒂娃在她的文章“女性的时间”中详述了这一点，认为有一个双重层次的生成。一个是历史目的论的较长的线性模式，另一个是个人谱系和无意识欲望的更不连续的时间。克里斯蒂娃在拉康的影响下，将其发展为女性主义立场的拓扑学，在不同的话语世代中组织起来，每一个都以其历史性的特定意识为标志。这相当于将女性主体性的特定形式和历史意识的特定形式自动结合起来，这已经由于其内在的民族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感等原因受到严厉的批评。这一争论超出了本章的范围，但我想保留的一点是，正是时间的性别化，导致了相应的历史时序性化。在克里斯蒂娃的论述中，和大多数主张性差异的哲学家一样，不同性别之间的不对称性延伸了以所有方式存在的最基本的结构，包括空间和时间。相比之下，德勒兹的生成理论和时间哲学显示出一种天真的毫无区分。

当德勒兹思考在哲学中关键的概念角色的可能性是一个女人时，关于性别差异的类似天真也在《什么是哲学？——为弱势文学而作》一书中出现。我是否可以大胆地说，只有非女人才会把这种可能性视为一个伟大的新事物，一个前所未有的事件，或一种内在于哲学秩序的大灾难？而且只有非女人能够颠覆它？我越是阅读德勒兹，我越是被他那非常真实的，也就是说被他概念上的花言巧语所打动：生成过程远远不是所有身份在一个连续的流动中解体，不同形式和连接在该连续流动中涌现，它本身可能是性-特殊的，性征上受区分的，因此根据不同的性别位置采取不同的形式。

换言之，对我而言，德勒兹的生成理论似乎明显由他作为一个具身男性主体的位置所决定，以菲勒斯为基础对身份的消解，导致完全绕过了性别，走向一种多重的性征。然而，这可能并不是最适于女性具身主体的选择。德勒兹怎么会看不到，这种对性别差异的中和只会破坏女性重获政治主体性的过程呢？

为了证实我对消解性差异的焦虑何来，让我用“对女性来说危险的事情”举个例子来说明我的观点，我将从我所从事的生殖技术方面谈起。正如我在其它地方论证的，本世纪末的一个激进的新事实并非传递死亡的权力，而是管理生命的权力：这在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中得到了最好的表达。生物技术的凝视已经穿透了生命物质的终极结构，将那些直到最近仍无法再现的东西可视化：多功能无盖的卫星眼探索外太空；显微镜的下的镜头探索着子宫内部；海床的深度正在被“养殖”；无法察觉的高科技飞行实验室将“智能”炸弹直接投入第三世界城市首都的民用避难所的通风管道；

可见性和可理解性是操纵、资本化和种族屠杀的必要性前提。生物技术学家正是现代知识主体的类型，德勒兹将其描述为白人、西方人、男性、成年人、理性的、异性恋、城市居民、讲标准语言的人。在他专横的凝视下，时间被冻结，空间被压缩，生物有机体被分解。通过离身化陷入无时间物质的资本化：晚期资本主义是一个没有身体的器官时代。冻结时间的过程在人工生殖中非常明显；生殖过程被分解为一系列不连续的步骤：冻结精子、卵子或胚胎，使受精过程无限暂停。另一方面，体外受精遭受一个新的中断时刻：荷尔蒙预处理/培养卵子/细胞分裂/将胚胎转移到子宫/（可能）受孕。同时，相比技术更加社会性的实践，如代孕母亲，将创造性的连续体吹向了不同的母性：卵子母亲、子宫母亲、社会母亲和法律母亲。将整体置换成构成它的部分，生物权力的时代，意味着一个无身体的器官时代，集中在母亲这一标志性形象的瓦解上，超声波屏幕最终揭示了我们一直想要知道的秘密；起源的场所/景象被揭开；以CNN般的速度和效率，你可以沦陷至俄狄浦斯情结的遥控器按钮的底部，最后独自与卑贱的、不可描述的东西共处。实际上你看的东西，不管是胚胎还是胎儿，实际上是一个女人身体的一部分，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

在生命技术世界里没有女人，只有子宫；法国一家流行的科学杂志引用了一名科学家的抱怨，说胎盘是如何混乱，而实验室作为一个受孕环境是多么卫生。人们能够在如此不卫生的环境里生存几千年，这一定令你感到非常奇怪！从女权主义视角来看，尤其有问题的是，生命技术对母性的占用，恰恰发生于女性明确要求对身体和生殖能力进行政治控制的历史时期。因此，我们又回到了时间（Chronos）的问题上；假如我们服从生命权力的逻辑，女性将强行从基于异性恋父权家庭的传统母性形式中脱离出来，转向同样男性化的高科技生殖。从封建主义到后工业主义一气呵成，却跳过了最重要的阶段，即以女性为基础，重新定义女性主体性的，从根本上生成主体的过程。

因此，我又回到了我的问题：一个具有德勒兹式敏感的哲学家，怎么能不把这一矛盾进一步深入到他对生成-分子性女人的系统性迟疑和踌躇中呢？难道我不该勇敢地再一次说明，正是因为德勒兹“位于”其他的地方：足够接近女权主义者，要求为另类女性主体性赋权，但又躲避起来不足于解决该问题，“我知道，但是……”我将展开关于“定位”的观点，清晰说明“定位”并不一定与生物性差异有关，而是关于社会象征的差异。我将给你举另一个例子，这来自德勒兹对伊拉克战争的立场。他谴责该战争，认为它是美国干的好事，即一个星球性的资本把美国的其中一个官僚依附者（侯赛因）炸回前工业条件，以便通过谋杀和传染病对全部人口进行种族屠杀。这是纯粹的战争。

在他这一案例中，德勒兹选择了一个具体的情境视点：从他反对资本主义的争论开始。但他也选择了一个不同的出发点，相当于“基于-少数民族”：例如是关于库尔德人，或者其他反对侯赛因的人。然而，政治性存在不过是一个理论知情的地图，德勒兹画了他自己的拓扑学，他完全有权这样做。因此“我知道……但是”这一模式与其说是逃避或者否认的时刻—不如说是有意的选择或判断—德勒兹对此再诚实不过了。这反过来表明，假如你要绘制自己的地图，它也是来自于你的情境视点。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言说，我将其视作位置政治及性差异的重要性的证明，视作性别之间不对称位置的标志。我们的具身性和历史性位置的主体的定位也决定了我们可能绘制的政治地图和概念图表的种类。换言之，在践行哲学中，性差异在进行选择和解决首要事务的特定时刻起着重要作用，这一时刻不可避免地到来了。作为一个相信欲望，而不是意志，是政治变革的有效推动力的德勒兹主义者来言说，我体会到“我知道，但是……”模式是德勒兹思想的一个真正积极的矛盾。

福柯曾经说过：‘一天之内，我们的时代就会消失……”我猜他指的是21世纪。很明显，我们还没有到那一步，而德勒兹很可能是第一个证明长期成为一个德勒兹主义者是多么困难的人。这甚至可能是一个矛盾的说法，但我们不要太悲观；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当然是Aion，而不是Chron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