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廖辉：找寻内敛有力的建筑 ｜BCAF新声

2010年，郭廖辉在瑞士第一次看到彼得·卒姆托的圣本笃礼拜堂。礼拜堂俯瞰山谷，屋顶形如水滴，外立面铺设木瓦如层层鳞片，木瓦的颜色因风雨日晒自然变化。郭廖辉被它的材料和建造方式打动。2013年，在门德里西奥建筑学院 (Accademia di Architettura Mendrisio，以下简称“门校”）读书的郭廖辉再访圣本笃礼拜堂，透过入口处的锁眼看到圣像，远处是一直延伸的山谷。仪式感和内在的能量仿佛一支锚，将建筑稳定在这片山野中。2022年，这座礼拜堂的照片挂在郭廖辉在上海的工作室里。内敛中包含着丰富的层次，笃定中透露着精神性，这些都映照在郭廖辉的设计视野中。

本科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后求学于瑞士的门校，郭廖辉先后在卒姆托事务所、卡鲁索·圣约翰建筑师事务所、弗朗切斯卡·托佐事务所实习和工作。今年年初，他自己的工作室落地上海，以三四个人的团队进行独立的建筑实践，工作室已公开的项目大多是自然环境里的小尺度建筑。他也参与学校、公共文化建筑等大尺度项目的竞赛。

郭廖辉不仅是建筑设计师，也对与实践相关的研究兴趣浓厚。他参与创立的拾柴学社研究了意大利建筑师路易吉·卡恰·多米尼奧尼（Luigi Caccia Dominioni），伊尼亚齐奧·加德拉（Ignazio Gardella），佛朗哥·阿尔比尼（Franco Albini）的五个意大利战后现代主义的作品，也正在进行阿尔贝托‧波尼斯（Alberto Ponis）的研究。对他来说，实践引导研究的兴趣，研究鞭策实践，在互相拉扯的张力结构里，不断强化自己的思想。在注重视觉化、快速产出的当下，他不追求标志性的符号，而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在含蓄的表达中呈现更深层次的内力。

和郭廖辉相识不到两周，我们进行了两次线上对谈。他在上海的家里隔离了两个月，终于回到工作室，重归早9:30到午夜的工作强度。他的独立探索才刚刚开始，一切还在塑形之中。

B：你微信头像里是你的作品？ 

郭：这是2020年的项目，也是初回国内的第一个项目，叫“入木火塘”，在董功老师主持建筑设计的糖舍酒店靠近漓江边的场地里。业主委托我能做一个装置，到跨年的时候把它烧掉，寓意着告别疫情影响的2020年。

虽然这是个小装置，但我希望它是一个能立于环境之中的建筑。相对于周围的场地的混凝土排架和喀斯特地貌的山，装置的尺度很小，我不希望这个小建筑变成了一个礼品盒一样的东西，而想要它和场地产生一种关联，并且与周边已存在的结构谋求一种平衡。它的结构脱离了周围的排架、建筑甚至山体所处的笛卡尔坐标系，属于完全不同的坐标系统。

我不希望大家一眼能看到结构，所以在外部包了三层斗篷，仅仅有局部的结构露出来。当人进入篷下时，空间尺度就像从城市进入建筑一样产生了变化，获得了认识结构全貌的时机。

B：这个作品后来烧了？

郭：跨年的时候烧了。当时大家觉得很好，业主又按约定复建了。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也讨论过要复建，所以已经考虑了新的位置。复建后将“入木火塘”放在了老厂房的动线和视线形成的几条轴线交织的位置，建筑本身成为了整个场地的空间“关节”。选址的时候会想到哈德良离宫（Villa Adriana）的不同类型的空间转承。

B：特定的文化和自然环境，给你的设计带来什么启发？

郭：我2017年看了很多国内的古迹和风景，其中包括广西的侗寨。侗寨具有的多种公共建筑类型让我印象深刻。鼓楼是其中一种聚集的公共空间，侗族人会在鼓楼的火塘里烤火聊天。在设计“入木火塘”的时候，我发现可以关联到当地的建筑传统，这种关联不是直接的形式参照，而是一种转译。鼓楼的原型，和场地、结构、空间综合形成最后的结果。

我认同一个建筑师的观点，他说，一个好的建筑出现在环境里面，它会给人一种这个东西好像曾经存在过的感觉。我想是因为它的存在可以将更大范围的这片土地的信息呈现出来。一个建筑能够获得这种移情能力和穿透力，调动人们的记忆和感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高的标准。

B：你在云南的项目《湖畔平亭》，是否也朝这个方向努力？

郭：“湖畔平亭”是我在滇池边做的作品，主办方当时请了不同媒介的艺术家参与创作，最终形成一个展览。前期组织我们探访了很多云南少数民族的古村落。可能是中国建筑师的天然身份，我对木构一直感兴趣，这些旅行的所见所闻不仅在这次的小项目里有帮助，一定也会有其他影响。我曾经读到过东亚半月弧的概念，非常有画面感地描绘了云南等阔叶林地区种植稻米的人们。并且这个阔叶林文化是往东迁徙一直到日本，对日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能感受到我的工作对象是一个非常丰富、立体的文化。我想用空间、结构、材料这些最基本的语言来尝试提取这个文化。云南少数民族的民居类型比较古早，建筑都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首层架空、几乎没有立面、屋顶是建筑的主要语言。我曾走进一个傣寨人家，脱了鞋，上楼，走进屋顶，住宅内部没有什么划分，巨大屋顶的笼罩下，没有房间。各种家具定义了不同属性的区域，能看到的只有屋顶和屋顶的结构。这种居住在屋顶中的感受非常强烈。后来补课了解到这些民居有着巢居的影子。

我做了一个漂浮的屋顶，希望人们在经过这个屋顶的时候与当地屋顶中的居住产生共振。所以湖畔平亭在艺术展上也有另一个名字叫“屋顶中游”。为了实现漂浮感，做了很多尝试，最终实现了落点少、跨度大、构建小的一个整体结构。我希望它能像滇池的湖水一样，反应天气的变化，所以用两层阳光板形成了能够让光“停留”的表面。空间内部的光很有意思，能随着时间变化和人的移动而变化。

B：当人走进你的作品，你希望能给他们什么样的体验？

郭：一个好的建筑或空间中的体验是丰富的，它能让我产生相关的想象，让我追忆起记忆深处的某些东西。它不需要迎合我的预期，甚至最好不要迎合。它或许会有一些无法理解和阅读的部分，甚至有矛盾的部分。它可能有的部分像一个错误并且让我发现。它能帮助我慢慢解读最终理解它…… 好的建筑和空间就是这样调动我的情感和感知。我希望我的建筑的空间也能够这样。

看到一朵鲜花能让人愉悦，那是自然界赋予人类的天性。但建筑去模仿一朵花那会让人识破并且厌恶。这样的例子可能很极端，但我会小心人们进入我的建筑后感知的内容。

“湖畔平亭”希望让人联想到湖水，它的表皮和内部都有种波光粼粼的感觉。这个出发点比较抒情，但抽象的结构和材料完成了这个表达。它并不紧邻滇池，你需要绕过一个建筑才能俯瞰滇池。阳光明媚的滇池上泛着银光，当你瞥见这个亭子，它用同样的光泽吸引你。不需要加以任何说明，你的记忆会将这两者联系起来，成为了解一个建筑的开始。

B：你本科在央美，研究生去了门校，这学校很小众。为什么会去？

郭：在本科期间我去慕尼黑工大做过一次交换，第一次接触德语区的院校，和美院相比严谨务实的建筑学气氛让我很震撼。在慕尼黑期间，看了很多当代建筑，当然也去瑞士旅行过。有这样一个前提，本科毕业后才会选择去欧洲。选择学校的时候信息不是很发达，门校很年轻，才创办了20年出头，是马里奥·博塔（Mario Botta）集结了提契诺学派的其他建筑师创建的，建筑学院排名里面也见不到踪影。我当时还听说彼得·卒姆托（Peter Zumthor）在那里教书，就想去，其实他只教到2007年。当时申请也没有现在这么困难。现在知道的人比较多，也不再是小众学校了。

B：有没有老师对你影响特别大的？

郭：我的毕设导师是昆塔斯·米勒（Quitus Miller），他的事务所在巴塞尔，叫Miller & Maranta。Quitus Miller在教学中不强调特定的形式，而是更强调方案的整体性思考。

我们每周或每两周都有一次他的评图，每次评图，他很有攻击性地进行教学，希望把你的设计完全推翻，你需要顶住这种很批判性的方式。最后再回过头来看，发现学的东西特别多，你会意识到建筑是一个整体，不同方面的相互支持，才能形成一种内敛有力的建筑。Quitus讲方案的时候会用一个词pregnant（怀孕）。将建筑放在一个场地里，不仅仅要得体，并且这个建筑的介入需要孕育一种潜力，一种允许更多积极的事情发生的潜力。我觉得pregnant是个很有张力的词，在好的建筑上都能发现这种品质。

B：求学期间你就去了卒姆托事务所？

郭：我是2013年在卒姆托工作室实习。我参与了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LACMA）的前期方案尝试，但是后来我没有在这个项目上，我大部分时间在三个要收尾的项目里。最主要的是他在英国德文郡的Secular Retreat隐居住宅，就是Living Architecture基金会邀请不同建筑师在自然环境里建造住宅，这个是我投入最多的。另一个是卒姆托的新工作室，这是他在哈尔登施泰因（Haldenstein）村里的第三个工作室。后来回看三个工作室，有点代表他职业三个阶段，从使用的设计工具到设计的状态。我也参与了挪威的锌矿博物馆最后阶段的工作。

B：经过和卒姆托的工作，你怎么看待卒姆托的设计？

郭：能与卒姆托一起工作是非常幸运的，那也是我收获很大的一年。他十多年的文物修复工作经历对他的设计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创作都来自于他的文化修养。他的储备足够充分，对后面要做的事情影响就会很明显。

我记得事务所组织过一次清晨的音乐会，凌晨四点集合出门带着困意，开车到山脚下适量远足，到了一个叫St. Peter Mistail的古老教堂。听着宗教音乐的演奏，不久第一缕阳光射入教堂的空间里。空间、时间、音乐共同形成的氛围很感染人。

卒姆托的建筑设计一直在变化，我更喜欢他早期的那些项目。你能看到严谨精致的手绘铅笔稿的痕迹。到后期，卒姆托的工作方式指向了一种精确度、一种完美度。也逐渐形成他大比例模型推敲的工作方式，每个细节需要反复推敲，在设计过程中就希望接近建成时的状态。

我前几天和好朋友聊天，一个住在巴塞尔的瑞士建筑师，他去法国旅行看了柯布西耶的拉图雷特修道院，特意给我发了一张照片。柯布西耶的修道院立面的下缘有一个三角形的缺口。我们展开了讨论，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设计”，可能是一个设计错误或者施工错误。并且他发现了很多错误，他说“这不像瑞士的建筑，有错误真的太好了”。卒姆托的建筑对我来说有些过于完美，过于完整。那必然消耗了超乎常人的代价。而当你看到那种不完美的、有错误的建筑时，反而感觉清爽。

B：你自己怎样做这种文化修养的储备？

郭：我还没什么储备，需要多读读书。很多我关注的建筑师很难从网上找到相对完整的资料，看书是更加有效的方式。在欧洲旅行比较多，在欧洲看得越多，我就越希望在国内也多看看。2017年回到中国去了很多地方，山西和河北的古迹去过多次，一旦有机会总还是愿意再去。很多时候找了相关的讲座来听，再去似懂非懂地看。我也去了很多有代表性的民居。看古迹的时候，结合一些基础的知识可以产生想象。这些跟随着自己兴趣的体验给我提供了丰富的记忆。

B：你有什么特别的工作习惯？ 

郭：我工作习惯比较传统。会画草图，会做模型。可能因为从小画画并且到了美院，有一些造型基础，也会有一些雕塑的基本材料。我仅用电脑很难做设计，可能是尺度感的缺失也可能是习惯。用手来工作的时候，很本能地会被带进一种尺度感。设计过程中手的参与很重要，有一双柔软的手和一双明晰的眼睛一样重要。回国后接触的项目都比较紧凑，所以有条件用模型的也不多，希望今后越来越多。最近有一个建筑项目的底座，设计时用到了陶泥，但是还没有发表。也是难得回到模型的一个项目，回到熟悉的一边思考一边用手寻找一个建筑的方式。

B：国内年轻建筑师是否面临“内卷”，你自己有感受吗？

郭：中国的同事们视野越来越开阔，对设计的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期待大家能够互相学习、讨论。如果说卷，那么欧洲更卷吧。据说瑞士九成的事务所人数在10人以下。我的欧洲同辈朋友们也都在持续地投入竞赛，在整体的高水平里要脱颖而出还是非常困难。我们现在也偶尔参与欧洲的竞赛，和全世界的同行站在一个平台上卷。

B：疫情对你们的项目影响大吗？

郭：说没有影响是不可能的，我们也一直在寻找好的项目做成精品，并且在实践中学习和成长。作为初创团队，这个状态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B：解封之后你会去哪里？ 

郭：应该会去广西阳朔完成一个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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