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金石学家文字观蠡探——以欧阳修、赵明诚、洪适、董逌为考察中心

选自 | 《西泠艺丛》2022年第5期 总第89期 |

【摘    要】

有宋一代，金石学大兴。宋代金石学家诸如欧阳修、赵明诚、洪适、董逌等对金石文字的探究不仅仅局限于古文字的整理、考释，在文字的发展历史上开拓出新的研究角度。这些新的认识，不仅助益文字学的发展，更为学界探究古人的文字观提供了更加客观的认识。本文从宋人金石著述入手，在探讨宋人对金石文字中出现的“假借”“避名讳”“名与字混用”“生而称讳说”四种现象的同时，希冀对文字的实用与异写有更深刻的体悟。

【关键词】   宋代　金石学　金石文字学

自汉代建立“六书”制度后，文字的发展渐以六书法则进行有序发展，但因国别、地域、交通、避讳等诸多因素，依然会造成文字发展在时空上的差异，“异写”文字就悄然而生。这些“异写”文字的面世不仅与日常使用产生隔阂，更对既定的书法研究、创作产生冲击，错字的概念使我们有必要对这一特殊现象进一步认识、研究。宋代金石学是古代史上集大成的时期，宋代大儒朱熹曾在《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中自豪地进行总结：“集录金石，于古初无，盖自欧阳文忠公始。”［1］虽不免有赞誉之嫌，但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宋代金石学的辉煌。清人王鸣盛在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中谈道：“然则金石之学自周汉以至南北咸重之矣，而专为一书者，则自欧阳永叔始，自永叔以下，著录者甚多。”［2］可见宋时金石盛况。宋代金石学家不仅有开阔的视野，丰富的物质资源更为金石学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保障，他们在金石专著中常发新意，其中金石文字观念就是他们乐于探讨的一件艺事。欧阳修、赵明诚、洪适、董逌是活跃在宋代不同时期金石圈的核心人物，遂本文以其人、其著为中心，来探讨宋人金石文字观念的递变。

一

假借说

许慎《说文解字序》云：“《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3］假借现象在汉代已经被明确提出，以欧阳修为首的宋代金石学家将假借之说视为金石文字发展的主要观点之一。王力说：“古音通假指的是古代汉语中同音或音近的字的通用和假借，由于古人在记录语言里的某一个词的时候，往往用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书写，存在用字不相同的情况。两个字形体不同，意义不同，只是由于声音相同或相近，古人就用甲字来代替乙字。”［4］北宋欧阳修认为金石文字多假借是因古文简少，赵明诚则持汉人质朴故而假借音同之字的观点，南宋洪适提出书丹人因好奇之故而假借他字的现象。《集古录跋尾》成书于宋嘉祐八年（1063），《隶释》成书于宋淳熙八年（1181），跨越近120年的时间，宋人关于假借之说的认识也逐渐变化。这也说明随着金石学在不断发展，宋代金石文字学由此不断完善并有了在新的层面的认知。

欧阳修认为“古文简少”是假借的重要因素。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中《后汉北海相景君铭》云：“余家集录三代古器铭有云‘眉寿’者，皆为‘糜’，盖古字简少通用，至汉犹然也。”［5］《后汉冀州从事张表碑》：“‘畔桓’，疑是‘盘桓’，文字简少假借尔。”［6］《后汉析里桥郙阁颂》：“其云‘遭遇隤纳’，又云‘醳散关之漯，徙朝阳之平’，刻画完好，非其讹谬，而莫详其义。疑当时人语与今异，又疑汉人用字简略，假借不同尔。故录之以俟博识君子。”［7］

以上可以窥见欧阳修作为宋代金石学的领军人物，对金石文字中出现的假借现象皆定义为因古文字简少，故而将其假借为古时通用之字。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称：“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8］依许慎所见，假借是“本无其字”，用相似的声音寄托其含义，故而假借。欧阳修对金石文字假借现象的定义与此相同。这也是真正意义的假借之说，因古时文字少，在汉诸碑中无法表情达意，故而假借读音相同的字用来寄托。欧阳修在《后汉熊君碑》提道：

右汉《熊君碑》……其云“治欧羊《尚书》”，其字非讹阙，而以“阳”为“羊”。盖古文字少，故须假借。至汉字已备而犹假用，何哉？［9］

对于这个问题，欧阳修实则没有给出答案，欧阳修之说仅仅以古文少的立场来解释假借的现象。到汉代之后，文字较多，然在碑中出现“阳”与“羊”之间的假借，欧阳修认为不能按古文字少进行注解，但他又无法解释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这也说明北宋对于金石文字的考证尚微。但是不可忽略的是，欧阳修对文字的认识给予后世金石学家以不可磨灭的作用。

赵明诚以汉人简单质朴性格特点为根基探讨作为撰写石刻的主体，从而引发关于金石文字的假借现象。赵氏《金石录》中关于《秦琅邪台刻石》记载：“盖古人简质，凡字点画相近及音同者，多假借用之，别无它义。东汉时碑刻尚多如此。”赵明诚认为汉人因简单质朴，将点画相近或读音相同的字往往借用，但无其他特殊含义。这种对于金石文字假借现象的认识与现代汉语中“通假”具有相似之意。赵氏所强调的“凡字点画相近及音同者”是对欧阳修观点的延续，用相似的声音为根基去假借其他文字，但他并非站在古文字少的角度，而是从汉人本身朴实简洁的性格入手，对假借文字并没有过多的思考。这种假借文字的思想贯穿在赵明诚金石学的始终。赵氏《汉华岳碑》又称：

《集古录》云：“《碑》以《周礼》‘职方氏’为‘识方氏’者，疑当时《周礼》之学自如此。盖‘识’‘志’其义通也。”余按：袁逢《华岳碑》亦引“职方氏”，乃用“识”字。盖汉人简质，字相近者，辄假借用之，初无意义尔。［10］

由赵明诚对此碑的题跋可见，欧阳修与赵明诚对碑文中假借现象的解释存在不同。欧阳修引用儒家著作《周礼》中进行解释以“职方氏”代替“识方氏”的看法，欧阳修认定在《周礼》记载中就是如此，这成为一种不言而喻的通识。然而这种考证只是从史实资料入手，缺乏对金石文字的认知。赵氏依旧以汉人具有质朴的性格为角度入手，“职”与“识”只因字音相近，故而借用，这种用法并非具有实际的特殊含义。

章炳麟《文始》称：“若本有其字以声近通用者，是乃借声，非六书之假借。即通假字‘本有其字’，用其他音同或音近的字代替，但意义无关。”［11］这种关于假借与通假之说即可以代表欧阳修与赵明诚对金石文字假借的不同认识。按欧阳修所言，古文字少，即古语未有其字，故而借古文中声相近者来假借之。赵氏将金石文字的假借等同于毫无特殊意义之事，按赵氏所言，本存在此字，在通用其他汉字时并未考虑其他，只是因其字形或字音相似而借以用之。这与汉人简朴的性格特点有一定关系。

南宋洪适在《隶释》一书中对金石文字假借之说有了更深层面的认识。他在欧阳修和赵明诚二人基础上，提出金石文字假借的三种方式。洪适跋《清河相张君墓》言：

右清河相张君墓道，一碑甚大，其中但存数字，惟“河相张农君”五字点画具尔。“汉人用字假借者，有通用者，有奇古者，有变易偏旁及减省者”，《隶释》皆已表出其间，点画小异寻文而可识者，皆不复释，如此碑“农”上安“西”之类是也。［12］

洪适认为汉人用字假借现象分为三种类型。第一，“通用者”。这便是欧阳修和赵明诚的观点，即传统意义上因古字少所以假借其他文字或因字音相同而无特殊含义的通用现象。又如洪适《济阴太守孟郁修尧庙碑》称：“其中乾川与颍川相类。虽《家语》有乾川尤天渊也，然隶书未尝有坤字，此乃乾坤尔，‘无为如治’‘高如不危’者，用《春秋》‘星陨如雨’之法，它皆类此。”［13］因隶书中无“坤”字，从而碑文中将坤字换为“川”，借以表达“乾坤”之意。这种观点与欧阳修相同，认为古文字简少，故而用其他文字代替表示其中含义。关于“坤”字通“川”现象的使用依旧可以从其他汉碑如《乙瑛碑》《史晨前后碑》中看到，因此可见此为汉碑通用的一种假借方式。

然而洪适对北宋欧阳修、赵明诚金石文字观并非完全的继承，其中洪适在《绵竹令王君神道》称：

题云：“绵竹令王君神道”，凡九字，微杂篆体，“绵”字作曰下木，略与“县”字相混，故赵氏误作广汉县令，而谓其借“苓”为“令”也。欧阳公博收并蓄，顾弗深考姓名字画，多有误读者，德父治郡之余专意金石刻，辨证亦甚精确，独此碑为可笑尔。［14］

洪适批判欧阳修的金石考证不精。因欧阳修广泛收藏，于金石文字考证方面并不是很深刻，因此考证多有误。同时洪适用“甚精确”三字来表明对赵明诚金石考据之精的肯定与赞扬。然而在《王君神道碑》的考证上，洪适对赵明诚提出了质疑。赵明诚关于《汉广汉县令王君神道》的记载为：

右《汉广汉县令王君神道》，建宁元年十月造。“县令”字作“苓”。汉人淳质，文字相近者多假借用之，如“县令”字人所常用，而尚假借，何邪？［15］

朱海林提出洪适对汉隶字体、风格特征有精到的分析，指出一些汉隶中包含篆书的用笔或结构成分，即“篆隶杂糅”的现象，用隶书单字内部杂掺篆书笔画部件，或通篇混用篆、隶两种书体。这在欧阳修、赵明诚的金石题跋中未见到。［16］由洪适认为《绵竹令王君神道》碑中有九字微杂篆体，因此“绵”字让赵明诚误读为“县”字，这也就造成赵明诚对后人关于假借现象的误读，赵氏以“汉人淳质，文字相近者多假借用之”作为“县令”字作“苓”。然而也可看出赵氏在文末也略有疑问，“县令”作为常用字，并不需要假借，按自己的说法，将“令”假借为“苓”，亦有不解。洪适以“篆隶杂糅”观解释了赵明诚对于“县令”的疑虑，此处并不存在假借，因在隶书字体中混杂了篆法，使得碑文字不易于识别，洪适称赵明诚如此“可笑”。

第二，“奇古者”，因时人对文字使用的好奇之故导致碑文撰写过程中假借了其他文字。这种奇古之说，乃洪适首创也。洪适在《西岳华山庙碑》注解为：

碑云“四时中月，省方柴祭”，不读“中”为“仲”，其义亦通。至以宣帝为仲宗，则是借“仲”为“中”。说者谓汉世字少，故多假借，或曰汉人简质，字相近者辄用之。予以为不然，亦好奇之过尔。以帝者庙号而借以它字，不恭孰甚焉。［17］

洪适对此碑中的“中”字用法作出了详细的考证，他认为，碑文用“中”代替“仲”字，实为“好奇”的缘故。并非欧阳修所言汉代文字较少，亦非赵明诚言汉人简单质朴，从而使撰书者在书写时将字形或声音相近的词互相借用。洪适认为如若按欧阳修、赵氏所言，借古之“中宗”以通“仲”字，这样看来太不尊重先帝。因古以“中宗”是用作皇帝和君主的庙号，历史上曾有多任皇帝和君主得此庙号。中宗、宪宗是中兴之主的庙号。庙号按照“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标准，开国君主一般是祖，继嗣君主有治国才能者为宗。以赵氏观点来解释“中”字通“仲”字这一现象似乎不合常理。故而洪适提出自己对于金石文字假借的见解，即因好奇的缘故而借以使用不一样的文字。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洪适虽未提及，但因好奇之故所借用的文字依旧为字音相同的字。

第三，“有变易偏旁及减省者”，即通过偏旁部首的变化来假借其他文字。如《楚相孙君之碑》中，以“刑”为“形”、以“波”为“陂”、以“栻”为“式”。《济阴太守孟郁修尧庙碑》中“旋机”为“琁机”，“祝圄”为“柷敔”，“俵”为“表”。《三公山碑》中“仞”为“牣”，“犁”为“黎”，“叔”为“菽”，“秀”为“莠”。《梁相孔耽神祠碑》中“胎”为“台”，“輱”为“轗”，“黼”为“绂”，“刑”为“形”等。《司隶校尉杨孟文石门颂》（下称《石门颂》）中“诋”为“抵”，“荫”为“阴”，“憘”为“喜”，“西成”为“西城”［18］，等等。如下表一所示，对洪适记载变易偏旁及减省的现象进行分析。

通过对洪适记载关于《石门颂》《郑固碑》变易偏旁的文字与其他经典汉碑中文字进行一一比对后，发现某些变易或减省偏旁的用法只存在与个别碑目中，相比较其他经典汉碑如《张迁碑》《史晨碑》《西狭颂》中的记载仍为“应作字”，如《石门颂》中“阴”字、“城”字，《郑固碑》中“固”字。对于用“辽”字代替“寮”字的现象在洪适所记载诸多碑刻中都有存在，在查阅其他碑刻时，也未曾出现“寮”的用法，这种将“宀”变为“辶”变易偏旁的现象在汉碑中应该是普遍的。

综上，一方面可以看出洪适作为南宋金石学家而言，对金石文字的考证愈发严谨，另一方面也可窥见从北宋金石学之初历经百年后对金石文字的认识产生了诸多独特见解，这也是宋代金石文字观念的嬗变。

二

避名讳说

避讳是出现在中国古代的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重要的修辞现象。避的是君主或尊长的名字。不能直呼其名，书写时也不能使用这些字，于是采用改字、改音或减少字的笔画等方法予以回避，也称避名讳。［20］关于宋代金石文字记载中，金石学们大都提出金石文字因避名讳故而借用其他文字或将其剜挖除阙的现象。

宋代早期金石学家对避名讳现象的描述较为隐晦，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中虽有避讳之说，在却未详细考证碑中文字避讳之处。同时他发现碑中亦存在诸多未按此种避讳方式进行处理的碑文，产生疑问与不解。如欧阳修《唐郎颖碑》：

李百药撰，宋才书，字画甚伟。……考其碑文，有“皇基缔构”之言，则“基”字当时公私无所讳避，而于书世次，字而不名，不详其义也。［21］

以欧阳修的观点来看，在唐代碑刻中并未全部因避讳皇帝名号所以进行文字更换。但唐玄宗李隆基因名号中带有“基”字，而碑中却无避讳，仍采用“皇基”二字，实为不解。笔者据欧阳修记载，得知《郎颖碑》立于唐贞观五年（631），而李隆基生于685年，卒于762年，因此，在立碑之际并不知李隆基为之后的唐代帝王，故在碑中对“基”字没有避讳也合乎常理。赵明诚论《千字文》：      

右《千字文》，世传智永书，非也。盖智永陈时人，而此书“虎”字、“民”字、“基”字皆阙之以避唐讳，乃明皇已后人所书。不然，笔法本出智永，后来临摹人石尔。其间二十八行，字画不类，盖旧本不完，国初时人为补足之云。［22］

唐代因避皇帝名号而剜挖碑中文字的现象普遍存在。赵氏对此碑的记载可考证《千字文》为唐模本，智永本隋朝人，并不会因后世唐太祖李虎、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所避讳“虎”“民”“基”字。然《千字文》碑中却缺少这三字，可见此碑为唐临摹刻石所书。于欧阳修生活的宋代而言，唐代碑刻去之久远，在流传到欧阳修手中时，并未发现“基”字被剜挖除去，故而产生“不详其义”的疑惑。虽然欧阳修并未给予这种现象以合理的解释，但不得不说，欧阳修以其敏锐的视角对金石文字的避讳问题作出阐释。又欧阳修《韩擒虎碑》：

不著书撰人名氏，而以隋高祖为“今上”，乃隋人所撰碑文。屡言“虎”字，独于名下去之，若避唐讳，此不可知也。［23］

此言中欧阳修发现隋朝碑刻中也并未全部避唐讳，因唐太祖李虎之名，按理应将碑中“虎”字全部挖去，但据欧阳修所载，碑中仅仅将名下字除去，保留了其他“虎”字。欧阳修认为此碑并不是因避讳唐皇帝而挖去名下字，如若如此，因“韩擒虎”为人之名，碑文中多次提及“虎”字，若将此全部去除，此碑便不易释读，也不易知晓碑主为何人也。碑中并未如此做法，欧阳修实则不知为此。

赵明诚《金石录》中对碑中因避讳皇帝名号而借用其他文字的现象进行考证。赵氏在《汉孔子庙置卒史碑》云：

右《汉孔子庙置卒史碑》……按《华阳国志》《后汉书注》，皆云“赵戒字志伯”而此碑乃作“意伯”，疑其避桓帝讳，故改焉。［24］

赵明诚较为详细地说明了碑中文字避讳的原因。因汉桓帝名为刘志，故汉碑中要避讳当时皇帝名字，在立碑时将“志伯”改为“意伯”是情理之中。但关于文字为何如此变化赵明诚并未给出解释。又《后周华岳庙碑》中称：

右《后周华岳庙碑》，万纽于瑾撰，赵文渊字德本书。按《后周书·列传》有赵文深，字德本，盖唐初史官避高祖讳，故改“渊”为“深”尔。万纽于瑾者，唐瑾也，周文帝时赐姓“宇文”，后以于谨请与同姓，更为万纽于云。［25］

此跋尾记载根据碑文内容对史书记载过程中，因编纂史书时更朝换代，为避讳当代皇帝名号对前代史书进行文字更改。唐高祖谓李渊，在唐初编纂史书时将碑中“渊”改为“深”以此记载其事迹。这也说明金石碑刻所载文字在后世应用上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历朝历代的更换，对于金石文字的应用也随之改变。不可忽略的是，赵氏似乎只是在论述这样的现象，而并未表明自己对避讳所导致金石文字改变这种现象的态度。

董逌，字彦远。宋靖康末官至司业，迁徽猷阁待制，金石学家，以精于鉴赏考据擅名。著有《广川画跋》六卷、《广川书跋》十卷、《广川诗故》四十卷。在其所著《广川书跋》中对避讳皇帝称谓而改变金石文字的记载有不同的见解。董逌《周公礼殿记》云：

盖古者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故学必祀周公，以孔子配之。自开元后，制度废弃，惟此存尔，可以考也。其后遇灾，太守陈留高朕修立，增二石室，更于夷里桥今学。石室一为高朕。朕自有功学者，故其室至今与文翁俱传。在汉为蜀守，以劝学为本，二人之存尔，可以不废也。昔人尝疑“朕”非制名可称于臣下者，自秦汉天子所为称，岂复可存耶？流俗谓为“高胜”，至宋璋洗视，知为“高朕”。范蜀公尝为人道之甚详，余尝至其处求字画，得之，实为“朕”字，知在汉犹未有嫌，不必曲辨“朕”为“胜”也。《蜀书》有高胜，为郪县人，昔人疑其为守，非也。魏文帝时，夏侯霸为右将军，霸父朕，尝仕于汉，岂可又为胜耶？［26］

董逌反对因避讳皇帝称谓来改变对时人名字的记载。据此跋，自秦汉以来，“朕”字为天子自称，太守陈留高朕，其名有“朕”字，古时认为不可出现在凡人之间，因此民间都称‍‍之为“高胜”。董逌从范蜀公范镇处得字画，证实为“朕”字，非民间所传的“胜”。依董逌记载，其碑文处为“朕”，可知在汉碑中并未因“朕”字避讳改为“胜”，所以不必曲解辨认“朕”为“胜”字。董逌又以《蜀书》记载有高胜一人，此非碑中高朕也，以及魏文帝时夏侯霸之父朕也，用来说明不可将“朕”视为“胜”的原因。从这一层面看，董逌也许并不赞同避名讳说，在他看来，因避皇帝名号或称谓会对历史产生诸多误解。

三

名与字混用说

赵明诚对金石文字进行考辨时，发现唐代碑刻中关于名和字较多混用，故而难以识别考证。赵明诚《唐温彦博碑》：

右《唐温彦博碑》。欧阳公《集古录·跋〈颜勤礼碑〉后》云：“按《唐书》，温大雅，字彦弘；弟彦博，字大临；弟大有，字彦将。兄弟义当一体，而名‘大’者字‘彦’，名‘彦’者字‘大’，不应如此。盖唐世诸贤名字可疑者多。封德彝云名伦，房玄龄云名乔，高士廉云名俭，颜师古云名籀，而皆以字行。‘伦’‘乔’‘俭’‘籀’，在唐无所讳，不知何避而行字。”

余按颜之推《家训》云：“古者名终则讳之，字乃可以为孙氏。江南至今不讳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辩之，名亦呼为字，字固为字。尚书王元景兄弟皆号名人，其父名云，字罗汉，一皆讳之，其余不足怪也。”又颜师古《匡谬正俗》载，或问人有称字而不称名者，何也？师古考诸典故，以称名为是。盖当时风俗相尚如此，初无义理也。然师古既立论以称名为是，而乃以字行，殆不可晓也已。［27］

《颜勤礼碑》碑文载：“《温大雅传》云，初君在隋，与大雅俱仕东宫，弟愍楚，与彦博同直内史省，愍楚弟游秦与彦将俱典秘阁。二家兄弟，各为一时人物之选。少时学业，颜氏为优，其后职位，温氏为盛。事具《唐史》。”［28］碑文中对温大雅与其兄的名和字记载颇为别致，欧阳修认为名“大”者字“彦”，名“彦”者字“大”，碑中关于名和字的描述是不恰当的，因为唐代以来名字可疑者有很多。赵明诚按颜之推《家训》之言解释道，古时名在死后就要避讳，字就可以作为孙辈的氏。至今江南地区对字不避讳。黄河以北地区人士对名和字完全不加区别，名也叫作字，字自然叫作字。这也就是唐代人名和字混用的原因。据颜师古云，造成字与名混用是因地方习俗或风俗所致，无特殊原因。对于唐代金石文字学的认识，赵明诚认为除要考虑是否避讳皇帝名号外，也要考虑到唐初名和字混用的现象，即“唐初人多以字为名，故名、字混骰难考”［29］。这对于宋代金石文字学的认知起到一定帮助。

四

生而称讳说

赵明诚认为金石文字多以“生”称为“讳”。日前诸多可见金石碑文，碑首往往为“君讳”。对于死后立碑来讲，碑文中采用“讳”是正常的。而在为在世之人立碑以表达对于其人的歌功颂德之意时，仍采用“讳”字代替“生”，以此称名。赵明诚《汉樊毅西岳碑》：

右《汉樊毅西岳庙碑》，云：“弘农太守河南樊君，讳毅。”欧阳文忠公《集古录》云：“据此碑，乃即时所立，而太守生称讳者，何哉？”按《春秋左氏传》：“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而《礼》：“卒哭乃讳。”郑氏以谓“敬鬼神之名也。讳，避也。生者不相避名。卫侯名恶，大夫有石恶，君臣同名，《春秋》不非。”又汉宣帝元康二年诏曰：“闻古天子之名，难知而易讳也。今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其更讳询。诸触讳在令前者，赦之。”盖卒哭而讳其名实始于周；而生死皆称讳，西汉已如此矣。然则生曰“名”，死曰“讳”，又出于近世也，有以见后世忌讳愈密如此。然生而称讳，见于石刻者甚众，不独此碑也。［30］

欧阳修认为《樊毅西岳庙碑》为樊毅生前所立，然碑中用“讳”字称其名，在《集古录跋尾》中对碑文中“樊君讳毅”的“讳”字用法产生了质疑，却未给出答案。赵明诚根据欧阳修所提出的观点，参照《春秋》《礼》等文献，总结“生”“卒”“讳”“名”之间的关系。即名在死后要避讳，周朝时以“卒”称为“讳”，西汉时期生与死都称为“讳”。而生称为“名”，死称为“讳”，出于“近世”，也即北宋当朝。由此对于“生”称为“讳”的现象已共通于诸多碑刻之中，在西汉时就有这样的描述了。又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三中有“生曰名，死曰讳，今人多生而称人之名曰讳”［31］的表述。由此宋人赵明诚之关于“生而为讳”说影响了明清之际的金石学家的文字认知观。

五

结语

通过对于宋代金石学家的上述考察，可见文字观念的递变，文字观念从简单的“古文字少”到“汉人质朴”再到“好奇之说”的演变，说明了宋人对金石文字假借现象的认知逐渐深化。值得注意的是，避名讳现象导致部分金石文字出现了非文字制度而能解释的独特变化，这使人们对识别金石文字亦会产生较大的误解，宋人董逌亦以此为恶。赵明诚对名与字混用现象和生而称为讳的探索，可见宋人在文字学方面并不仅仅局限于古文字的考释方面，而是从文义入手，鉴及对史学的考证，也可从中窥见宋代金石文字学的主要关注之处，即宋人往往以金石文字与近世相悖为基，进而将宋人金石文字学观念付诸在文字学的发展演变中，这种观点无疑对明清金石学家金石文字的品第起到一定作用。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宋人对于文字观的探索，不仅仅反衬文化的多元，更多的是指向在多元的文化下，我们怎么去认识、理解以及合理的应用文字。

［1］朱熹：《题欧公金石录序真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二，第2页。

［2］王鸣盛：《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序》，钱大昕著；陈文和主编 ：《嘉定钱大昕文集》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3］许慎：《说文解字·序》，杨成寅主编；杨成寅评注：《中国历代书法理论评注·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卷》，杭州出版社2016年版，第38页。

［4］王力：《古代汉语》，中华书局出版社2002年版，第546页。

［5］欧阳修著、邓宝剑，王怡琳校注：《集古录跋尾》，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29页。

［6］同上，第56页。

［7］同上，第61页。

［8］同［3］，第38页。

［9］欧阳修著；邓宝剑，王怡琳校注：《集古录跋尾》，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78页。

［10］赵明诚著；刘晓东，崔燕南点校：《金石录》，齐鲁书社2009年版，第140页。

［11］章炳麟：《文始》，浙江图书馆出版社1919版。

［12］洪适：《隶释》27卷，清乾隆四十二至四十三年（1777—1778）汪氏楼松书屋刊本。

［13］同上。

［14］同上。

［15］同［10］，第132页。

［16］朱海林：《金石学视野下的南宋隶书观念——以〈隶释〉〈隶续〉为中心》，《中国书法·书学》2019年第6期，第122页。

［17］同［12］。

［18］同［12］。

［19］同［12］。

［20］袁本良：《汉语语法修辞论集》下，贵州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75页。

［21］同［9］，第117页。

［22］同［9］，第253页。

［23］同［9］，第108页。

［24］同［10］，第122页。

［25］同［10］，第182页。

［26］董逌：《广川书跋》，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93页。

［27］同［10］，第193页。

［28］张思良编著：《名帖释读》，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366页。

［29］同［10］，第192页。

［30］同［10］，第141页。

［31］顾炎武著；张京华校释：《日知录校释》下，岳麓书社出版社20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