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托物言志的观念一旦遇到政治环境的某种极端便会在艺术上生发出惊艳的花朵, 大写意花鸟画的发生发展便是其中一例。明清两代, 封建王朝的统治地位达到极端, 君主集权的政治手段更是愈演愈烈。朝代交替的浩劫以及两代共同存在的社会弊端让平民的生存坠入水火, 尤其是科举制度和文字狱对于知识阶层的束缚与迫害激起了从思想界到艺术界的巨大波澜。思想界对于皇权的质疑与艺术界大写意花鸟画的呼啸而来遥相辉映, 它们都是人性再一次觉醒后的个性解放。如果说孙隆、林良还带有帝王好恶的影子, 那么陈淳、徐渭则真正地擎起了个性的大纛, 形成了大写意花鸟画创格期的第一座高峰。继之而来的八大、石涛又确立了“内凝”与“豪纵”的两大格调。而真正的百花齐放非“扬州八怪” (以下简称八怪) 莫属。
李鱓 墨竹 纸本立轴
“八怪”画家群体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原因, “怪”的艺术特色植根于“怪”的艺术土壤。其一, 从明末资本主义萌芽开始, 江南地区已成为新的经济文化中心。特别是以漕粮盐运为中转通调地的扬州, 四方大贾云集, 居住者以数十万计, 而家资巨万的盐商就达百家之多。其中, 造就了一大批浸染儒风的商业群体, 他们的文化需求为画家的聚居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其二, 有识之士早已看透本质上已经腐败的黑暗社会, 正直的人们在这种盛世隐忧下想发不平之鸣, 必然要找到一种合适的载体, 书画成为了他们彰显内心之愤和匡时济世的隐喻。其三, 商界巨贾们虽然尊孔奉儒, 但由于社会历史原因, 本质上仍然被其他阶层所诟病, 因而在自尊心理的强烈驱动下, 歪曲的内心尤其喜爱欣赏刺激性的口味, 这种近乎“矫情”的审美需求触发了新颖奇特、怪诞率真、诙谐有趣的艺术倾向。而“八怪”的“怪”尤其集中在大写意花鸟画上, 不仅是因为大写意的笔墨适合痛快淋漓的内心表达, 也是因为商业经营决定了极重世俗情趣的现实喜好。鸟语花香的心绪、园林幽境的营造, 以及“扬州无贵贱皆戴花”的社会氛围, 都为花鸟画的繁盛起到了推进的作用。当时扬州流行着“金脸、银花卉、要讨饭画山水”的民谣, 花鸟画的市场地位可见一斑。“八怪”画家群体的兴盛, 是中国画与市场紧密碰撞的第一簇火花。
李鱓 花鸟 纸本立轴
市场造就的“八怪”, 不但有着“怪”的共性, 而且人人别出心裁, 个性鲜明。他们一方面以社会生活立身, 直面人间疾苦, 痛陈社会阴暗;一面以各自的人生经历和审美取向为依托, 达到了“各有灵苗各自探”的自成一格。李鱓便是“八怪”其中的一位佼佼者。
李鱓, 清康熙二十五年 (1686) 生, 乾隆二十一年 (1756) 卒。字宗扬, 号复堂, 别号懊道人、墨磨人, 江苏扬州府兴化人, 明代状元嘉靖年间宰相李春芳第六世孙。祖父李发生工诗文, 善书法。康熙时中举为“乡饮正宾”。父亲李朱衣, 赠文林郎。李鱓因家世显赫曾刻“神仙宰相之家”“李文定公六世孙”印。李鱓自幼酷爱绘画, 他早年曾从同乡魏凌苍学画山水, 继承黄公望一路, 但家境的熏染必然促使他在仕途上有所奋进。康熙五十年中举, 康熙五十二年趁皇帝巡幸热河避暑山庄时进献书画, 被任命为宫廷画师, 奉旨拜画风工致绚烂的蒋廷锡为师, 学习宫廷绘画。康熙五十三年召为内廷供奉, 其宫廷工笔花鸟画造诣颇深, 但从未改变在仕途上的进取之心, 曾刻“臣非老画师”一印, 其内心所想可见一斑。但因不愿受“正统派”画风束缚而遭忌离职。雍正元年又拜在刑部右侍郎、指画大家高其佩门下, 有意再图进取, 依然未能成功, 便开始在扬州活动。乾隆元年又以举人的身份参加会试, 终于被任命为临淄县令。乾隆三年以“能员”之举出任山东滕县知县, 颇得民心, 因得罪上司而罢官。最后定居扬州, 鬻画为生。李鱓的仕途坎坷和学画经历虽然都不如他所愿, 但也为他的艺术积淀了丰厚的内涵。
李鱓 清
国画
180*105cm
题识:
乾隆九年嘉平月,复堂懊道人李鱓写。
铃印:
马逸之印(白文)、南坪(朱文)、竹溪居士(白文)
《古柏紫藤牡丹》绘于李鳝花甲之年,笔墨酣畅,纵横奇肆,淋漓泼辣,天趣横生。紫藤缠绕,串串簇簇,含蕊吐艳,紫藤花开,有着紫气东来的长寿寓意。此时李鳝已离开宫廷,他逐渐将伦理意识摒弃,艺术主体意识复归用笔活脱奔放,章法朴茂,粗放中求真求法,虽生活落拓不羁,却执一画念坚守而行,展现其物我相融之境界。
李鱓 1746
国画
117.2*56cm
题识:
乾隆十一年春月,复堂李鱓醉后指墨作于平山草堂。
铃印:
宗扬(白文)、鱓印(白文)
现藏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
作者简介
江苏艺术基金2021年度资助项目
END
点击下方[阅读原文]进入AMNUA数字展厅;
为保证流畅体验,建议在wifi环境中观看;
投稿信箱:amnuamedia@163.com;
文章版权归AMNUA视野所有,转载请注明来源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