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一空间·线上展览

OVR

「宋宋」—— 我眼中的宋朝

The Song of Songs

展期 Duration

6/11/2022-8/27/2022

该展为线上展厅

【6.11 - 6.20】

VIP预览，仅限邀请

【6.20 - 8.27】

公众开放，如需观展，请联系工作人员或于公众号后台获取邀请码

“The Song of Songs” is an OVR without a tangible showroom.

VIP Preview: June 11th - Jun 20th (Invited ONLY)

Please contact us through the back-stage to get the invitation code after Jun 20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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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Venue

深圳市南山区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2层202

NO.202, 2nd Floor, Sea World Culture & Arts Center, Shenzhen

引子

以新兴与高速著称的这座城市里，鲜少有人关注到，在面朝伶仃洋的万一空间背后不远处的小南山上，隐匿着一处不为人知，淹没在历史中的皇陵，据传其中埋葬着南宋最后一位皇帝—宋少帝赵昺。祥兴二年二月初六（公元1279年3月19日），南宋与元朝的军队在崖山展开决战（史称“崖山海战”）。南宋战败，元军随后包围崖山。绝境下的左丞相陆秀夫背着宋少帝赵昺在崖山跳海而亡，十万军民竟也相继投海殉国。难以想象的是，一个创造了中西方学者公认的中原华夏文明鼎盛之势的时代，最终的句点，却落在了伶仃洋旁——这片远离中原，孤悬零丁的“荒蛮”之地。

这是一座被历史遗忘的帝陵，正如它年幼早夭的主人一样，世人只记得崖山之上，陆秀夫舍身成仁，纵身一跃，成就了其流传千古的民族气节；而文天祥一首在敌船上绝境中写就的《叹伶仃洋》，这一十万军民投海殉国的壮怀悲歌，也不禁令人感怀。尸浮海上者十余万人，那个幼小而身着黄衣的身躯象征着华夏精神寄托的逝去，象征一个时代的终结。“崖山之后无华夏”。宋，这个创造了华夏民族文化的造极之世，在蒙古人的炮火声下，亦如璀璨之烟火，绚烂却湮灭在了历史星河之中。

崖山之后，后世佞宋者众，可叹供追慕的宋时遗迹，实则寥寥。北宋都城汴梁，明时已沉入黄河之底，仅存传世名作《清明上河图》真迹，可供后人一探北宋俗世风貌，市肆繁华；徽宗御制《瑞鹤图》，鸣鹤宫阙虽已然无存，但天青之色亦承载这位道君皇帝的悠远梦境，流传千古；一卷《千里江山图》是天才少年王希孟用赤子之心所绘制的青绿华章；而一阙《声声慢》却将李清照晚年面对国破家亡凄苦孤寂的血泪心绪声声诉尽。

看他广厦万间，叹他折戟沉沙，宋人已逝，宋韵犹存。

壹·   克己复礼

               ——“子曰：“克己复礼为仁。”

《论语·颜渊》

宋代是一个充满着“礼”的时代，无论政治制度，社会习俗，人际交往乃至艺术文化，“礼”的影响无刻不在。而被宋人奉若彪炳，视若圭璋的“礼”，即为周礼。上古三代，孔子认为周代是三代之治的顶峰，故发出感叹“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周代文化的首要标志即是“礼”。封建天下，诸侯之后，周公“制礼作乐”，规范了一系列体系完备的典章制度，煌煌盛美，“大礼有三百，小礼有三千”。在周代上层社会中，“礼”如同空气一般无处不在，甚至在血腥战场上，人们也需要遵守“战争礼”。 “优雅”是春秋时代贵族的基本追求。虽然彼此的目的都是击败对方，但他们的言辞仍然处处得体。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说：“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即仍不离开‘礼’的约束。正如钱穆先生所评价的：“当时的国际间，虽则不断以兵戎相见，而大体上一般趋势，则均重和平，守信义。外交上的文雅风流，更足表现出当时一般贵族文化上之修养与了解。即在战争中，犹能不失他们重人道、讲礼貌、守信义之素养，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

周代礼乐文明的基础是“人性善”，“仁”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

北宋初年，随着《三礼图》在全国颁行，以及宋仁宗直接推动“追风三代”自上而下的文化战略的影响下，为宋代奠定了以“周礼”为核心的社会复古思潮。统治者和文人士大夫希望通过恢复“三代礼制”，实现以“礼”来软性治理社会与巩固皇权的目的。在这一社会思潮的带动下，金石学迎来了中国历史上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涌现了大批优秀的金石学者，他们编撰了众多金石类书籍，且因宋代印刷、摹拓技术的广泛使用,促进了图像与图谱在文化传播中的应用。在金石学兴起的带动下，引发了自皇亲贵胄到文人士大夫之间强烈的“复古”社会风潮。他们不仅是复古思潮的重要推动者，还是仿古器物的热衷者，其中又以仿古青铜器和玉器最为突出。尽管名为“仿古”，但从考古发现的宋代仿古器物来看，其并非是简单的历史复原或对传统形态的照搬，更不是作伪，而是在“循古之意而勿泥于古，适今之宜而勿牵于今”的理念下，托古求变、承古革新、以古言志的宋代创造。如宋人热爱古玉的“沁色”，故而出现“人工染色”等仿制沁色的“提油”工艺；而在造型上，则仍多以战汉时期的作品原型作为参照。而在宋代仿古青铜器中，多以三代秦汉的经典器物为原型，在模仿其形制、造型和装饰的基础上，适时加入创新元素，在结构，或纹饰上产生宋意变化，但从总体上给人以倾向纯粹性为仿古特点的视觉感受。

不同于官府仿古器物主要出于祭祀的功用，文人士大夫收藏仿古器物主要用以观赏。最初他们对三代与古物抱着崇尚的态度，寄托着怀古的政治理想。而在现实生活里，这种感情逐渐转化为游宦闲居、摩挲赏玩器物时的想象，转变为一种基于当下的精神状态。昔日不可亲近的庙堂重器也被文人士子引入书斋，成了玩赏陈设。这种追怀古昔的情怀不仅影响到文人对器物的审美观点，进而对当世物品的设计制作产生多方实际影响。

简之，仿古器在宋代兴起和繁盛，既是统治的需要，更是精神的诉求。宋代“试图超越当代，跨越汉唐，直接与理想化的三代接续，并进而比美三代，以成具有历史深度的礼乐教化新制。宋代在这些方面的探索，事实上已成为其文化内涵中不容忽视的一环”。

宋代官窑罐耳瓶

尺寸：高 20.5cm

来源：

1、德国迈克·米勒（Max Müller ）旧藏；

2、德国纳高拍卖（Nagel）2016年5月7日

貳·  师法自然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

若论宋之思想，最耳熟能详的当属朱子理学，长期以来,“存天理、灭人欲”一直被当作朱熹的思想结晶而流传。事实上,这一概念在《礼记·乐记》中已然出现，其中说道:“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在宋代，著名儒者程颢、程颐据此提出道德修养目标，明确将“天理”与“人欲”对举，讲人的欲望如果没有节制，逾越本分，就容易受到外物诱惑而做出伤天害理的行为。

朱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对“理”的解释“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大学或问》卷一）。表意万事万物的状态以及运行，都有其内在的原因，都贯穿着根本性的规律甚至法则，这样一种根本性的规律与法则，是运行于天地之间，人世之间，万事万物之间的。

宋代的学者们并非将学问束之高阁，他们同样是政治的实践者，理学家们将他们“正心诚意”的认识与追求，或者说这样的一种理想境界，贯穿到他们的治学，从政以及对待生活的方式之中。另外，朱熹提出“心体浑然”(《孟子或问》卷上)、“浑然一理”(《论语集注》卷二)，要求人与自然的关系相互贯通，浑然为一。这种思想境界奠定了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观，要求艺术作品能够体现、寄寓这种精神内蕴，而这种思想外化在对应物之上的表现，就是以自然界的万物作为审美对象，这为宋代大量仿生造型器物的出现提供了思想基础。

宋人将自己的人生态度和崇高人格，通过万物的寓意，表达在器物的造型上。以花木寄情、寓意、比德，如松柏的坚贞不渝，莲花的清廉洁净，竹子的高风亮节，兰花的幽谷自芳，菊花的操介清远等等。器物形态师法自然，从自然生物的形态中模仿，不仅使宋代艺术的造型呈现一种自然美，而且还赋予了器物新的精神内涵。从这种自然美中，我们可以体悟宋人对精神世界的追求。

张节末在其《禅宗美学》中提到:“中国美学史上，至少有过两次意义巨大的突破:第一次发生在先秦，由庄子所完成; 第二次延续的时间要长一些，历经魏晋至唐宋。宏观地看，这两次突破有着历史的延续性”，在先秦时期，老庄“道法自然”、“顺物自然”发展到魏晋南北朝，“自然”的哲学思想凸显出审美的自觉性，表现为自然观脱离哲学范畴，向美学范畴转变的倾向，这在文学、艺术领域开创了以自然环境为审美对象的风气。而宋代的自然观则沿承魏晋南北朝的线索继续发展，形成了以“平淡”为美的自然论思想，最重要的是，这种自然的艺术精神在造型艺术中的体现是在宋代完成的。

正如苏轼所说:“绚烂之极归于平淡。” 宋人的平淡是一种由感性上升到理性的和谐平静之美。宋代的艺术追求在宋人的思想修养和文化教育体系下形成一种新的审美风潮，时代造就了风尚的审美品位，它既是时代的产物，同时它的产生也影响着其后世的发展方向。宋代崇尚自然如出水芙蓉般的美学观，不仅能经受时间的考验，更能经受现当代人们多样化的审美眼光。在多元化的艺术发展道路上，宋代器物造型的日久弥新之感正是最佳经典美学的范本。

叁·   四般闲事

                          ——“焚香引幽步,酌茗开静筵”苏轼

《端午遍游诸寺得禅字》

宋时风雅，四般闲事——“插花，挂画，点茶，焚香“。

宋代实行“兴文教、抑武事”、“以文德致治”的统治政策，文人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文人阶层逐渐形成了一套区别于其他群体的生活方式，以此来彰显自身的独特性与优越性，其好恶、审美需求也左右了时代风潮。“四般闲事”是文人士大夫阶层生活意趣的体现，也是日常生活中的优雅技艺。

“闲”并非单指时间的闲散，更是指心情的优裕从容。尽管“香，茶，画，花”皆非宋代独有，宋人却赋予了其“雅”的意境与品味，以这些“物事”承载他们内心对“文雅”的理解。而其中雅的本质是“遵礼与克制”，当下我们观看茶道或香道中所感慨的仪式感，在宋时，不过是在生活中再平常不过的规范与习惯。

宋人喜欢在住居中别筑小室，独处读书，如此一方完全属于自己的小天地，可称书房。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佚名作《人物图》，再现了宋人书房的场景。在用屏风隔段的空间内，有书，有书案，书案上有笔墨砚，又有一具小小的香炉，香炉内焚香丸，还有一茶童在一旁烹茶注水，不远处则是花瓶，所用或是古器，或为仿古，或铜或瓷，而瓶内则依据节气插四时花。

由考古发现可知，在两宋士大夫墓葬里，茶，酒，香诸般用器往往与文房用器相伴，正如同当时的生活情景，所谓“寓物已尽人情”。苏轼“饮官法酒，烹团茶，烧衙香，用诸葛笔”的一番喜悦，固然饱含人生感慨，但读书挥毫，本就与饮酒，烹茶，焚香共同构成了宋代士人的赏心乐事，展露的则是俗世尘嚣之外的潇洒情怀。

北宋中期的史学家范祖禹曾经说：“古之圣人莫不以好学为先，游艺为美。”“游于艺”可以说是宋代士人群体的生活方式，是他们从容涵泳的生活态度，是他们浸润于技艺陶冶的实践历程，也是他们雅俗兼备的艺术追求与情调意境。宋人的文化修养和美学趣味，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这一整体的精神追求中，得到了升华。

如朱熹所说，“日用之间本末具举，而内外交相养矣”。通过这样的文化涵育，希望达致崇高的人生境界。复古创新并举，体现着宋人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实践；雅俗兼备，则关系着宋人融通丰润的文化意识。

北宋定窑白釉刻花玉壶春瓶

尺寸：高15cm

来源：

1.扎特奎斯特画廊（Zetterquist Galleries），纽约，2010年；

2.北美十面灵璧山居旧藏，编号QT10

展览：

《唐代—元代的中国瓷器》，Zetterquist Galleries，纽约，2022年3月16-25日

结语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曾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von Ranke Graves）在写作完《罗马帝国兴亡史》后曾感概“生活在平淡历史中的人是幸运的”，纵观中华文明，上古三代之后，秦皇汉武名垂青史之下，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人间悲剧；清代康乾盛世是虚晃的繁荣之下掩盖的饥荒与私欲；而国力最鼎盛的李唐王朝，莫不过亦是世族与门阀杯觥交错中所构建的奢华无羁；而唯独宋朝，这个国土面积最小，对外战争弱势，甚至貌似“窝囊”的平淡王朝，却构建了令人向往千载的宋式风雅，是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笔下中的“黄金时代”。

当我们把目光再次投向赤湾小南山之上那孤零零的少帝陵，和陆秀夫身负少帝的斑驳雕像。也许，除了缅怀崖山悲歌之外，千载之后，华夏文脉依然，大宋的精神仍为集体潜意识的投射礼赞。

宋少帝陵（左图）

南宋皇城图（右图）

该展为线上展厅

【6.11 - 6.20】

VIP预览，仅限邀请

【6.20 - 8.27】

公众开放，如需观展，请联系工作人员或于公众号后台获取邀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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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 Preview: June 11th - Jun 20th (Invited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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