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前最真实的唐人书迹，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近三十年墓志大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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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新入藏墓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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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推出
#库房里的绝版好书
八年前的盛夏，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咸阳发掘了一座唐墓。
大约一个月后，陕西省文物局发布的一条微博瞬间引起轰动：
这个被传说了千余年的唐代传奇女子，是一代女皇武则天时期的第一女官、女诗人。
奇怪的是，整座墓在发掘前已被毁得相当彻底——顶部全部塌陷，铺地砖全部被揭，墓室内既未发现棺椁痕迹，也无文物出土。
那么，考古专家靠什么认定这就是上官婉儿之墓？
答案是——“有墓志”。
墓志，是确认墓主人身份最有力的直接证据之一。在上官婉儿墓的认定中，墓志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彼时，大家一度非常关注墓志内容的解读，直到一年后，完整的墓志全文正式在《考古与文物》杂志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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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中清理后的墓志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这还只是陕西墓葬考古发掘中的冰山一角——2007到2017这十年，仅唐代墓葬陕西就发现超过一千座，也就是说，至少平均三天半就发现一座唐墓。
因为，这片土地上曾存在过大约三百年的大唐都城长安——世界上一度最繁华、雄伟的城市。
如果说，三国至明清近一千七百年历史中，曾经有八个朝代在陕西建国立都已经让这片土地足够传奇，那唐代，必定是其中最闪耀的星辰。
而这些唐墓中留存的墓志，便成了破译大唐文化最直接、最关键的“密码”。
唐故昭容上官氏墓志盖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摄/李明
唐故昭容上官氏墓志 局部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摄/李明
唐罗某夫人墓志铭 局部
来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新入藏墓志》
201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李明先生提出整理并刊布院藏历代墓志的计划。“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藏历代墓志整理与研究项目”由此开启，先后获得两项陕西省文物局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专项资金资助，而后又得蒙故宫博物院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子课题资金三次滚动资助。一件件曾不为人知的墓志得以被整理、解读。
按他们的说法，这是“替前人和自己还清‘欠账’”。
七年后——201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新入藏墓志》终于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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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共收录从前秦、西魏到隋、唐、宋、元、明、清诸朝代砖、石墓志二百二十八种，共计三百五十九方，尤其唐代墓志及镇墓石有一百三十一种。
这些墓志大多盖、志齐全，多数为考古发掘品，数据信息准确可靠。墓志内容丰富，墓主有高官巨富，亦有普通百姓，其中还有不少成系列的家族墓志，尤具特色，对于研究当时社会历史、家族关系以及碑刻文字等都具有重大价值。
最重要的是，书中将近百分之八十墓志为首次公布，此前从未发表，且大多不为学界所知，是一批全新的资料。
这些墓志均是上世纪80年代至2016年之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基本建设考古和抢救发掘工作中发掘出土或采集所得，大多为今西安、咸阳两市出土，目前全部收藏于泾渭基地石刻文物标本库。不仅具有清晰可靠的来源，且有考古资料作为支撑，价值远远大于独立收藏于机构或私人的墓志或拓片。
书里涵括了部分墓志彩图，每一件墓志都有清晰的拓本图及介绍，并附有完整录文。
如今，能见到这批墓志被公之于世，亦是一种眼福——
因它们还切切实实地保留着真正的唐人书、唐人刻、唐人文……在距离我们千年之前的时光。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为你概述这些珍贵墓志的故事，并通过李明先生的讲述，以上官婉儿墓为例，教大家学习“如何读懂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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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间有看似夸张的说法——在陕西建造地铁难度系数太高，因为总是一不小心遇到墓葬，只能绕道重新规划。
这里是唐代墓志最重要的出土地，尤其在唐都长安城遗址周围，有大量高等级墓葬。
自隋文帝开皇三年到唐天祐元年，长安作为都城共计三百余年，这里是当时人们的生活之地，也是死后的葬身之所。
有唐一代，经历二十一位皇帝，有十九位都葬于这片土地——从西面的乾县，中经礼泉、泾阳、三原、富平，一直绵延至蒲城，在地理位置上形成了以唐都长安城为中心、分布于陕西关中北部，一个特殊的扇形区域——史称“关中唐十八陵”。
老照片里的“乾陵“ ©图源网络
不仅是帝王，绝大部分唐人选择长眠于长安周围，墓葬离居住地不会太远。
整个长安地区的唐墓主要围绕着城周边黄土台原分布，我们所熟知的“白鹿原”，就是黄土台原的名字，另外还有高阳原、少陵原、神禾原……《长安十二时辰》中谈到的一百零四乡，几乎都分布有墓葬区。
相对而言，皇室贵族的墓葬多集中在东郊，而庶人墓葬则多在西郊，所以就墓志来说，东郊出土也相对更多。
城南地势高亢的凤栖原、少陵原，则是唐人理想的葬身之地，著名的长安韦氏家族墓地就被发现于此。
当年上官婉儿墓葬所处的区域位于古长安城北，古称“洪渎原”。这里自汉以来就是重要的贵族墓葬区，北周、汉代的帝陵都在这里，武则天也曾在此修建顺陵——可见墓主人身份的高贵。
近十年以来，这片土地上不断有轰动世人的高等级墓葬被发现：
例如，唐玄宗生前特别宠爱的顺贞皇后武惠妃入葬的“敬陵”，其北面又发掘了盛唐宰相韩休夫妇墓；周边地区还有唐高祖孙李道坚墓，唐高祖驸马、唐朝将领执失思力墓，唐代官员秦守一墓等，不胜枚举。
这些唐墓中出土的大量墓志，正是一批相当可观、珍贵的第一手实物资料。
无论在考古、历史、书法、美术、文学等方面，都为我们通往大唐文化生发出无限可能。
唐代书法研究权威专家朱关田先生多年来一直非常关注唐人墓志，在《中国书法》的“唐志专题”和《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中都曾谈道：
“新出唐人墓志，其在史料与艺术两端，具有无法替代的学术价值。”
一来，可作为“新知史料”，墓志往往记载详细，可作为证史补遗的重要材料；不少篇章文采风流，出自于有唐一代的著名文人学者，便愈发珍贵。
二来，新出的唐代墓志，“字迹如新”“诸体皆备”，加上长年埋于地下未遭受风雨侵蚀和人为的搥拓，和真迹尤其接近。
以我们非常熟悉的颜真卿来说，新近墓志的出土还在不断更新着对颜真卿书法的认知——2019年日本颜真卿大展中，出现的第一件颜真卿作品，即他在三十三岁时所书的《王琳墓志》拓本——这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颜真卿最早期的作品。
原本，人们不得见颜真卿早期作品，最早的也就是其四十三岁写成的《多宝塔感应碑》，一直到1997年，河南出土《郭虚己墓志》，被认定为颜氏四十一岁作品，令学界大为振奋；而2003年《王琳墓志》在洛阳的出土，则让我们最大程度地接近了青年时代颜真卿的书风。
颜真卿 王琳墓志拓本 局部
有些墓志呈现未刊刻的墨书、书丹状态，正是最鲜活的唐人手迹。此外，墓志极少有临仿与臆造伪托，令其书法更见珍重。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新入藏墓志》中收录的墓志局部
尤其豪门贵族的墓志，不但体量巨大，字迹篇章精美，雕镂更是繁复考究——往往以线刻的如意云纹、牡丹纹、祥云纹等衬托出墓主人的高贵显赫。
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原总编辑、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葛承雍先生为此书专门撰写序言，他感慨：“每当看到那些衬以远山、点缀森林的墓志线刻，看到‘壸门’中兽首人身、持笏而坐的十二生肖图像，都会体会到‘贵胄衣冠、世轨风模’的非凡气场。”
翻阅这些形制各一的墓志，每一件的背后都承载着不同的人生故事。
它们的主人中，大多是赫赫有名的贵族、名人，也有一些普通平凡的小人物。但对于千年之后的我们来说，他们都已足够传奇。
最受瞩目的，自然是一千三百多年前那位巾帼宰相上官婉儿。
咸阳邓村，关中平原最肥沃的土地。这个被传说了千余年的唐代传奇女子的墓葬，就曾在这里被发掘——距离咸阳国际机场不过二十分钟车程。
在历史遗迹遍地的古长安城，这座墓葬并不算大，约两个篮球场大小；但坡道上的五方天井，却清楚昭示了其主人的尊贵身份——按例，当时皇帝墓葬带有七个天井，武则天次子章怀太子的墓也不过是五井的规格。
穿过幽深狭长的倾斜墓道和甬道，抵达墓葬尾端的墓室，最关键的墓志，就是在甬道和墓室的交界处被发现——这是唐代具有标志性的墓葬方式。
当年，上官婉儿墓中带有信息量的陪葬品几乎所剩无几，令世人叹息，而唯有这方神秘的近千字墓志，或许还能为人们揭开谜底。
现在，在这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新入藏墓志》中就能看到上官婉儿墓志的介绍、清晰的拓片图，以及准确可靠的全部录文。
墓志顶面正中以篆书阴刻有“大唐故昭容上官氏铭”，四周刻有牡丹纹带；志石上划了细线棋格，阴刻正书三十二行，满行三十三字，共刻有九百八十二个字。
全文涵盖了这个传奇女子的世系、生平、身份、葬地等信息，葛承雍先生认为“丧挽文学笔意浓浓”，执笔者很有可能是一个与上官婉儿共事过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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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故昭容上官氏墓志铭
局 部
来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新入藏墓志》
这982个字里，披露了上官氏怎样的人生？有些是史书里从来不曾记载的。
比如，墓志中写到了太平公主与她的交情。上官婉儿去世后，太平公主非常哀伤，不仅派人去吊祭，还出了五百匹绢的钱——这在唐代可是相当大一笔钱；按李明推测，上官婉儿之墓的修建很可能就是因为太平公主的游说，而其墓被毁也可能是后来受太平公主赐死而被连累。
唐故昭容上官氏墓志铭 局部
来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新入藏墓志》
那么，具体要如何来看读墓志？李明先生曾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一场讲座中，以上官婉儿墓志为例，作了一个浅显易懂的介绍。
在“墓志铭”中，“铭”之前有大段的“序”，这才是蕴含历史信息的部分。
▼ 红色部分为“序”，蓝色为“铭”
前两行是发篇辞，以及交代墓主人籍贯
接着是世系
即父祖三代的名讳、官职、事迹等，占据近一半篇幅
上官婉儿的仕宦经历
死因、享年、葬时葬地、赗赙
再来看唐代名相韩休与他的夫人柳氏，两人的墓志皆收录在这部书里。
韩休，是唐玄宗李隆基执政初期最为器重的宰相之一；他的儿子韩滉也是宰相，留下了传世名作《五牛图》。
如果你去过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唐代壁画珍品馆，一定记得里面被整体搬迁回来的韩休墓壁画——当年考古专家对韩休墓进行抢救性发掘，意外发现墓葬虽然被盗严重空空如也，却留下来保存良好的精美壁画，壁画内容令考古界、美术界一时震撼。
其中那件在墓室内北壁东部被发现的“山水图”壁画，还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独屏山水画”。
韩休墓墓志及甬道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韩休墓北壁东侧山水图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来看韩休的墓志，其中记载，韩休“十二能属文，十八通群籍”，不但文笔绝伦且为人正直，百姓都叫他“贤相”。作为彼时重要的政治人物，韩休在新旧唐书中都有传记，与墓志对照没有太多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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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故太子少师赠扬州大都督昌黎韩府君（休）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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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故相韩公（休）夫人河东郡夫人柳氏墓志文
再如唐玄宗李隆基的姨母、燕国太夫人窦淑，她的墓志长九十一厘米、宽九十一厘米，可见是按一品规格来的。
窦淑从夫张守让合葬，和她的父亲、兄弟墓相距不远，都葬于洪渎原的唐代高等级墓地，地位极其尊崇。李明说，这三座墓的礼葬，显示了李隆基加强李唐皇室及其本身正统性的决心，也是在位皇帝彰显自身孝悌品行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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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燕国夫人窦氏（淑）墓志铭
李明介绍说，唐代盛行族葬，院藏墓志中有许多家族墓志。
比如曾参与平定安史之乱的唐代名将马璘，其马氏家族墓葬于长安城东铜人原，共出土三代人墓志十种，本书收录二种；还有唐宪宗时期的大宦官梁守谦家族墓志，本书收录有三种。
这一系列新出土墓志和考古资料对于研究唐代后期的宦官制度及政治生活史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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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部分，则披露了宋代蓝田吕氏家族的大批墓志——蓝田吕氏，北宋晚期陕西西安地区的名门望族，关中士族之首。家族中最有名的吕大临，是北宋文坛著名金石学家，历史上公认的“考古鼻祖”；其兄大忠、大钧二人还是西安碑林的奠基人。
这一家族墓的抢救性发掘，是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发掘至今共出土器物一千余件（组），但大多意外地低调朴素，作为身份象征的金银器远少于出土的文房摆件。
书中所收其家族墓志，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涵盖了蓝田吕氏三代人，共二十八种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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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蓝田吕氏家族墓志
来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新入藏墓志》
明清墓志中也多见家族墓志，书中收录有葬于高陵徐吾村的明张锐一族，祖孙三代共四合墓志；葬于曲江孟村的明张义一族，祖孙三代亦四合墓志。说明关中地区聚族而葬的传统自北朝一直延续到明代未曾改变。
名人墓志当然珍贵，但在专家看来，每一方出土墓志都是珍贵的、不可再生的资源。
比如，放在最开篇的这件《前秦张恶婢妻吕迚南墓志》，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藏墓志中时代最早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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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秦张恶婢妻吕迚南墓志
还有罕见的、真正的西北少数民族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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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魏特进公都尚书金城乞伏永寿妻临洮郡君姚护亲墓铭
来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新入藏墓志》
这是初唐时代契丹人李范的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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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故左屯卫郎将李公（范）墓志铭
3.
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墓志都只能无奈存放于库房。
李明和项目组成员为此花了很多心血，从2012年春天开始着手整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历代墓志，到这部书最终出版，历时近七年。
在后记中他实事求是地讲，这是件“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
“六百余种一千一百余方墓志，数十万字，逐字校对，逐件核准出处。”
每一方墓志，都需要翻检原石、核对拓片、校对文字、搜寻资料，工作繁琐而枯燥。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新入藏墓志》目录 局部
本书共收录砖、石墓志二百二十八种、共计三百五十九方。
其中十六国前秦墓志一种、西魏墓志三种、北周墓志五种、隋代墓志五种、唐代（含武周）墓志及镇墓石一百三十一种、五代墓志一种、宋代墓志三十种、金代墓志一种、元代墓志三种、明代墓志三十一种、清代墓志十七种。其中一百七十种墓志（前秦一、西魏二、北周三、隋三、唐一百零七、五代宋金元六、明清四十八）从未发表，占总数的七成半，而且大多数不为学界所知。（详细目录请见文末）
每一件墓志都有高清拓片图、简要清晰的文字说明；每方墓志都收入完整录文，方便查阅研究，所有录文行款依原墓志自然行款；部分墓志录文后加简注，提示相关问题或资料出处。
做过文字工作的人绝对能体会这番考订的艰苦，尤其墓志中异体字、别字、俗字以及文字残缺漫漶的困扰很大，往往整理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远比发掘要大得多。
目前，大部分院藏墓志已落实出土信息，如李明所说：“深入分析墓志出土的墓葬背景和考古迹象，与玩味墓志行文的微妙变化同样令人入迷，如果两者能够有效融合，将产生几何量级的信息收获。”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新入藏墓志》录文 局部
所有的一切，只为最初、最朴素的发愿，就像葛承雍先生写的——使墓志“由公物变成公器”。
当你拿到这部书，必定能体会这光洁可人的纸面背后，倾注的都是考古工作者辛勤的汗水与无私奉献。
如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所藏的大部分墓志已落实了出土信息，为了保存和利用这批珍贵的墓志，还专门在泾渭基地修建了一千平米的“石刻文物标本库”，定做安装了密集架和展示架，并将院藏墓志逐一登记、编号后上架保存。
现在，通过目录就能直接检索到某方墓志的存放位置，而这些便利背后所做的工作，大多不为人所知。
翻出李明先生六年前的文章，他曾写过这么一段：
“作为一线的考古工作者，除了做好田野发掘工作以外，最重要的任务是提供合格的考古资料。我能理解一个研究者对于研究资料的渴求，甚或因种种原因无法使用研究资料的痛苦。我为自己定下的目标是：整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迄今为止已发掘的全部北朝隋唐时期墓葬的发掘资料，使其格式化、规范化，也就是替前人和自己还清‘欠账’。”
现在，他们终于做成了。
2020年7月，该书获评“2019年度全国文化遗产优秀图书”荣誉。李明先生在当年9月25日的《中国文物报》上发表《“始自田野 成于书斋”，我们是如何解读墓志的？》一文，回顾本书编纂始末，其中有一段话，令人深思，也令人期待颇深。
他说：
“考古行内有不成文的规定——考古资料的首发权属于发掘者，这很大程度上是缘于没有人会比亲手发掘的考古人更了解和熟悉他们的发掘对象。我们在本书中看到的每一方墓志对应的都是一次考古发掘，它们的背后是考古队员年复一年的挥汗如雨和寒风侵肌，是无数个夜晚的枯灯独对和笔耕不辍。他们的无私奉献和全力支持是本书能够与读者见面的基础。我不愿意将他人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但更为珍贵的考古资料不能被有效利用而痛惜。从这个角度出发，考古人提供发掘资料的无私精神难道不值得我们钦佩吗？
为了彻底改观包括墓志在内的院藏石刻文物常年栉风沐雨的窘状，本院投资新建了泾渭基地石刻文物标本库。石刻库落成投用，我受院内委托，耗时半年与泾渭基地的同仁合作将全部院藏墓志入库上架存放，并编辑制作了检索档案，终于实现了快速定位指定墓志，极大地便利观摩研究。看着宽敞明亮的石刻库、整齐划一的密集柜、安全归位的墓志，舒畅的心情和成就感油然而生……
这件‘大事‘的完成，对我个人的职业生涯影响巨大。众所周知，一个考古工作者的舞台在田野，田野考古是考古学的根基，也是考古科研机构的立身之本。在完成田野考古任务之余，每个研究人员的学术道路不尽相同，尽快确立个人学术专长是研究者成长的必由之路。扎根于田野，能够有效地发挥和提升自己的学术专长，我无疑是比较幸运的。在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中，2013年我遇到了上官婉儿墓志，2019年我又遇到了薛绍墓志，运用墓志整理项目积累的知识储备和研究方法，对这两方唐代名人墓志的快速反应，使我的学术水平和视野得以迅速提高和扩展。我一贯主张出土墓志研究要放在墓葬考古发掘的资料环境中做整体的考虑。认识墓葬形制与规模、随葬器物的种类与组合，了解丧葬礼仪程序的进行，对于研究者理解墓志内容非常必要；反之，研读墓志也对理解考古发掘材料裨益颇深，读懂墓志往往是研究考古发掘资料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深入研究的门径。我想，这就是田野和书斋皆不可偏废的原因。
本书与《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和《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肆〕》（待出版）可合并观之，三书共收录2016年之前出土的十六国至清代砖、石墓志671种，基本反映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藏历代墓志的全貌。2017年以来，院内各考古工地仍有墓志不断出土，四年来已逾百种，其中不乏中古家族系列墓志、文章圣手撰文墓志、大书法家书丹墓志和历史名人墓志，估计未来三年内有望增加至三百种新出土历代墓志。我们将再接再厉，争取早日将埋藏在广阔田野中的贞珉精华奉献给广大读者和研究者。”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新入藏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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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房里的绝版好书
本书装帧为八开精装（260*370mm），书名由著名考古学家罗丰先生命笔题写。
目 录
序言、前言
本书由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原总编辑、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葛承雍先生撰写序言；本书编者、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李明先生撰写前言。
彩图一：部分发掘现场
彩图二：部分墓志高清彩图，尤其是墨书、书丹类墓志
墓志图版：每件墓志高清拓片图、简要清晰的文字说明
（包括形制、出土地、纹饰等信息）
录文：每件墓志都收入完整录文，方便查阅
所有录文行款依原墓志自然行款；部分墓志录文后加简注，提示相关问题或资料出处。
后 记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新入藏墓志》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开本：8开 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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