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迪斯·巴特勒 ｜希望之道

朱迪斯·巴特勒著，周彦华译

Lauren Berlant（1957-2021）

劳伦·伯兰特（Lauren Berlant）是美国最受尊敬、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和文化评论家之一。整个学术界都对她的去世深感失落。从她最早的作品，即从颇具鼓舞性的文章《女性的抱怨》（“The Female Complaint”），到用文化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理论解读霍桑的博士论文，伯兰特都试图展现：女权运动对统一的主张总是伴随着抱怨，这些抱怨来自那些倍感受到排斥的人群。伯兰特对假定社会和文化大一统的传统方式提出了质疑，她质问这种大一统是以什么代价实现的，以及它是否在不知不觉中依赖于等级制度和排斥机制。在对霍桑作品的分析中，伯兰特阐明了对“国家统一”的认识，她认为，这种认识在另一个层面上提出了社会同一的幻想，强调了牺牲、污名化和剥夺，这些来自国家统一的理想。

上世纪90年代，她的系列著作形成了一套稳定的针对国家民族主义的批评，修正了美国的民族想象这一概念。1997年，她出版了《美国女王前往华盛顿:性与公民论文集》(The Queen of America Goes Washington City: Essays on Sex and Citizenship)，该文集成为同性恋和女性主义文学与文化理论的核心著作。在这些早期的出版物中，伯兰特探索了关于性和国家统一的虚幻形态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在她以莫妮卡·莱温斯基为题的书《我们的莫妮卡，我们自己》（Our Monica, Ourselves）中，伯兰特就试图更具体地解读民族国家的自我理解是如何通过性魅力来表达的。她在当代性兴趣/谴责的对象身上看到了《红字》中海丝特·白兰角色的重新上演。伯兰特与迈克尔·华纳（Michael Warner）合著的“异性恋本位” (heteronormativity) 的著作也影响深远，它提醒我们当心酷儿理论中的国家民族主义理想，并质疑了，如果有的话，对“国家”概念的持续投入还能产生什么关键性的潜力。

她的工作一直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影响，最突出的是雷蒙德•威廉斯的“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的影响。“情感结构”给予了情动（affects）一种早期的描述，因而广为人知，并备受推崇。遵循着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伯兰特选择在公民社会和文化形式中，而不是在国家结构中，寻找批判和激进的可能性。近年来，伯兰特为文学和文化学者以及学生们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框架来理解紧缩、不稳定和新自由主义的情感遗产。她备受赞誉的《残酷的乐观》(Cruel Optimism，2011)被美国比较文学协会誉为最为广泛传阅的人文书籍，也一直是现代语言协会多个小组讨论的焦点。伯兰特与一群有着强大智慧和深入洞察力的同行们一起，开创了“情动研究”（affect studies）的新范式。这些学者包括安·克维特科维奇（Ann Cvetkowich）、克莱尔·海明斯（Clare Hemmings）、萨拉·艾哈迈德（Sara Ahmed）、贝斯·波维内利（Beth Povinelli）、珍妮特·雅各布森（Janet Jakobsen）、丽莎·达根（Lisa Duggan）、安·佩莱格里尼（Ann Pellegrini）和塔维亚·尼永奥（Tavia Nyong’o），以及晚一些的乔赛·穆罗兹（José Muñoz），重要的是，还有已故的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Eve Kosofsky Sedgwick）。伯兰特还在与李·埃德尔曼（Lee Edelman）、迈克尔·华纳和凯瑟琳·斯图尔特（Kathleen Stewart）合著的一系列文本中，阐明了自己的立场。所有这些文本都体现了如何通过亲密和匿名的联系，重塑世界所需的实验性想象。

《残酷的乐观》深入地描绘了与当代新自由主义有关的那些在狂躁的兴奋和毁灭性的失望之间的摇摆，在这种摇摆中，对生活可能会是什么样子的期望一度落空。这些“情动”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系统作用的结果，还是这一系统得以维系和再生产的途径。经济的情感基础，可以在美好生活的国家理想这种虚幻的结构中被找到。鉴于此，伯兰特在进入想象领域的时候，修正了想象的共同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这一概念，甚至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的概念。在伯兰特看来，在新自由主义中，进步和自我营销的机会似乎是无限的，但与此同时，基本的社会服务也被这种强大的市场逻辑大大地削弱，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被国家抛弃。

据伯兰特所言，当代社会生活的结构性矛盾在于，那些努力建立经济生活的人们充满了一种自我消耗的感觉，他们不断发现自己被抛弃在持续缩小的安全网之外，并经历着他们生活的系统性退化，其中包括他们价值观的毁灭。伯兰特在书中追溯了经济矛盾如何弥漫在人们的情感生活中，以及希望与失败的方式中，但同时也展示了强烈的情感投入如何让这些系统得以维持。通过运用一系列心理学理论，并坚定地对政治状况予以 “去心理化”（de-psychologizing），勃兰特贡献了一系列，引发几代学者和评论家共鸣的，广泛而通用的词汇。这些学者都已接受了伯兰特的观点，他们不仅批评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残酷形式，而且一起想象新的社会性和支撑形式，如酷儿群体。他们在共同的美好生活的新形式中进行着实验。

在伯兰特看来，我们必须放弃那些虚假的国家理想，才能重新开始想象一种共同的生活。在其中，社会民主的基础物资，包括医疗和教育，都是公共价值；在其中，每个生命都被赋予价值，无论它“有多大的生产力”，它都会被判定在市场价值的范围内。伯兰特并不反对乐观本身，而是反对那种会让你陷入困境的残酷的乐观。她的这项工作充满了希望，并且对于那些寻求建立一个我们都能信任的世界的人们来说，这仍将是一个响亮的号召。但是，这种希望并不会依赖于一种必然进步的错觉: 伯兰特认为，不受国家约束的社会性和亲密性的酷儿形式，为发展我们理想生活的共同性提供了一个实验场所。它的轨迹不是直线式的，而是一系列偏离和汇聚同在的路径。

在她生命的尽头，伯兰特还明确地呼吁了一种社会民主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国家将为每个人提供基本的公共物资，而不是让自己的人民被抛弃，并在道德上受到诋毁。作为一名文学教授，她看到了期望和毁灭是如何通过故事的情节结构来实现的，并且找到了一种方法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所做的这些虚幻的投入是我们必须解决的更大的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它构成了社会批判所需要的情感劳动。与此同时，想象的领域对伯兰特来说仍然是富有前景的源泉，是充满希望的实验场所，在那里，亲密关系可以带来一种新的社会联系和团结。

（周彦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博士，四川美术学院副教授。出版译著《情动驱力及其文化分析》。该书是劳伦.伯兰特Desire/Love的中文翻译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