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艺术的起点——商周大篆
木于石
提起中国书法,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王羲之,因为他是“书圣”,可能还会说出“欧颜柳赵”楷书四大家,作为中国人这是耳熟能详的事,这些都被作为常识存在于人们的日常交谈中。那么如果问到“书法”是从哪里来的?或者换个专业的说法,“中国书法艺术的起点”是哪个时期?可能很多人就答不上来了。
有人认为,中国书法艺术的发轫应该从汉末算起,因为从这时起,书法家们开始自觉地进行书法活动。但是这种说法大大推迟了书法艺术起步的时间,把此前的一大段历史摒弃了。而且,这种说法对此前的珍贵遗迹如甲骨文、金文,如何被创造出来,无法进行有说服力的解释。
我们认为,汉字的形成本身就孕育着古人自觉、主动的审美意识,先民们在使用汉字的过程中也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自觉、主动的审美创造,在历史演进中经过淘汰、提炼和发展,逐渐形成中国书法艺术的传统,这种传统使中国书法以一种环环相扣的演变方式由篆到隶,再到草、行、楷书,形成一条不能割裂的传承脉络。
从考古研究来看,中国书法的源流应为现存最早的成体系的汉字资料——甲骨文字开始。
甲骨文是殷商时期直到西周初期通行的一种字体,从现存大量的甲骨文字来看,甲骨文是已经能适应社会发展水平的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它所具有的汉字素质,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艺术成就,为后来书法发展奠定了极其重要的基础。
随着商周青铜时代的来临,中国书法迎来了第一个辉煌灿烂的阶段——金文时代。
金文是刻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出现于商朝后期,盛行于西周,延续到春秋战国。金文和甲骨文、籀文,以及春秋战国时期通行于六国的文字,都属于大篆,其中金文是最能代表大篆特点的一种书体。
提起大篆,人们首先会想到《石鼓文》,甚至还可以说出《毛公鼎》、《散氏盘》、《大盂鼎》、《虢季子白盘》等青铜器铭文来.
的确如此,商周时期的大篆书法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第一个辉煌阶段,也可以说,这些闪烁着远古文化艺术精神、奠定了中国书法线的形式的审美基础的大篆,是中国书法艺术的起点。
刻铸铭文的西周墙盘
有感于此,仅就最能代表大篆特点的商周金文代表作品加以列述,与书法爱好者共同感受大篆之美。
金文又称钟鼎文,有直接凿刻的,也有翻铸的。习惯上称青铜器上凹下去的文字为“阴文”,又称“款”,款是“刻”的意思。凸出来的文字叫“阳文”,又称“识”,是“标志”的意思。二者合称款识,故青铜器铭文又称钟鼎款识。
西周毛公鼎
商代青铜器铭文以几个字的作品较为常见,如“司(后)母戊”、“妇好”。特点是:线条流动性强,直曲变换鲜明,随意自然,没有固定的程式。
司(后)母戊
妇好
商器中也有几十个字的作品,有的端庄,有的写意,有如行云流水,浪漫抒情。如《小子逢卣》铭文属于轻松写意类型,《四祀邲其壶》铭文虽然端庄郑重,但频频炫示肥笔的风采。
《小子逢卣》铭文拓片
《四祀邲其壶》铭文拓片
肥笔的使用是商代和西周早、中期普遍存在的现象,源于早期的图绘文字。其初,也许包含着对祖先、祖先业绩和家族历史的缅怀、尊崇,包含着对自然的崇拜、鬼神的恭谨、生活的热爱,自身的赞美,等等。
西周早期的金文结构和用笔受甲骨文的影响,风格质朴瑰丽、雄奇恣肆。如《利簋》、《德方鼎》、《令簋》、《何尊》等。
《利簋》铭文拓片
《德方鼎》铭文拓片
《令簋》铭文拓片
《何尊》铭文拓片
其它如《天亡簋》、《禽簋》,从中可以看到周人对书法的某些独到见解。
《天亡簋》铭文拓片
从《叔德簋》、《大盂鼎》可以看到周人摹拟、借鉴、改造商人书法的努力。
《叔德簋》铭文拓片
《大盂鼎》铭文拓片
从《量侯簋》、《作册瞏卣》可以看到大篆那种以圆转的篆引线条为主体的尝试。早期虽然精品不多,但风格的多样化发展,却是后来所没有的。
《量侯簋》铭文拓片
《作册瞏卣》铭文拓片
西周中期金文进一步发挥刻铸的特点,笔画具有金文大篆的典型风貌。曲线很快取得压倒性的优势,出现了为满足字形整齐美观这一需要而拖长的线条,“篆引”笔法的基本法则逐渐明晰并得以确立,注重行列章法的风气也随之弥漫开来。如《静簠》、《墙盘》、《大克鼎》等。
《静簠》铭文拓片
《墙盘》铭文拓片
《大克鼎》铭文拓片
西周晚期的大篆书法处于巅峰状态,个性非常鲜明,其主要特征是用笔圆活朴厚,结字较为匀称均衡,笔画间距较为紧密,结构以内敛为主。如《毛公鼎》、《散氏盘》、《颂鼎》、《颂壶》、《虢季子白盘》等。
《毛公鼎》铭文拓片
《散氏盘》铭文拓片
《颂鼎》铭文拓片
《虢季子白盘》铭文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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