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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ALK#15 论坛回顾 | 第二单元：积极的技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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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ALK#15

让生命胜出！

In the Name of Savoir Vivre

让生命胜出！

In the Name of Savoir Vivre

第一单元分享回顾 / REVIEW

完整内容及嘉宾讨论请搜索bilibili华·美术馆

或点击“阅读原文”观看录播视频

前情回顾请点击——

第二单元主题为「积极的技术生活」。伟大的技术思想家贝尔纳·斯蒂格勒要我们过积极的技术生活，通过追求活、做、思、设、艺、哲、智的知识，立足当前技术条件，展开贡献式设计、社会雕塑式艺术和发明式社会创新，去成为自己生命形式的设计师；去建设真正的智能社会，为活得更好而设计，为壮大生命而艺术。

该单元上半场的分享中，斯蒂格勒生前的三位亲密战友——英语学术界最了解斯蒂格勒的人Gerald Moore，斯蒂格勒的首要英译者和研究合作伙伴斯Daniel Ross, 蒂格勒在蓬皮杜的得力工作伙伴Anne Alombert，共同围绕斯蒂格勒的思想遗产展开分享和阐述，他们的讨论指向：关于“活做思”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知识？为什么需要警惕生命多样性的消逝？如何反思这个紧急状态下的病态社会? 什么是斯蒂格勒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任务?

下半场的分享中，印度华裔学者Lawrence Liang通过动人的图书管理员的故事，讲述知识如何穿破垄断和阶级成为一种文明和美好生活的介质；艺术家、电影导演毛晨雨身体力行地面对和重新理解乡土问题的实践，扩展了我们对于生命知识的认知和想象。他们共同展开了对于活的知识、生命知识和逆熵知识的思考和实践，以此来回应本次活动的设计和艺术是为了生产出新的“用来活的知识”这一主题。

12 - 20

积极的技术生活

To Live an Active Technical Life

| 分享人：Anne Alombert

| 主题：“技术生活形态”中知识的“逆人类”角色：关怀、多元、新颖

Anne Alombert

Anne Alombert 为法国里尔天主教大学哲学专业教师，博士论文以吉尔伯特·西蒙栋和雅克·德里达哲学为研究对象。她作为创始成员，参与了贝尔纳·斯蒂格勒发起的研究项目“Plaine Commune Territoire Apprenant Contributif”（专注于巴黎北部Plaine Commune地区的社会经济示范研究项目）。安娜的研究聚焦于吉尔伯特·西蒙栋、雅克·德里达、贝尔纳·斯蒂格勒作品中关于知识与技术之间关系的探讨，以及数字技术所可能带来的人类学、政治学、心理学及社会学挑战。

内容摘要 Abstract

斯蒂格勒提出了一套关于知识的全新概念，不再限于理论知识，即思的知识，还包括实践知识、即专业技能知识、即做的知识，以及生活知识、知晓如何生存、即活的知识，还有艺术知识，诸如此类。斯蒂格勒认为正是各类型的知识构成了工作活动，有别于劳动力和雇佣关系，他认为工作不可能化简为体力劳动，工作并不是单纯可以兑换成特定金额的力量或能量。斯蒂格勒对工作的定义是，将活、做、思的知识投入实践，从而创造出各种领域的作品。

工作也必须区别于雇佣关系，雇佣关系是基于执行机械化、自动化和重复性的任务，这些任务可由多个个体执行，因为它不要求执行者实践特定的知识，需要应景运用早已被限定、定义和量化的标准化能力。不过关于斯蒂格勒所讨论的工作内容或知识实践，总是隐含着去自动化的意味。当然，学习总是要求我们达到自动化，我们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进行去自动化，并催化出原创，我们便能将自动化内化形成“真正的知识”，亦即当人们践行知识，他们会发展出独特的能力，他们通过知识自身的转化来改造自己，通过创造思、做和活的新方式，为世界增加新意，独树一帜、全新的艺术作品便由此诞生。

通过这些原创作品，个体或团体为世界关注新颖事物，并切实参与到了世界多元化构建和社会演化之中，这是为何斯蒂格勒将知识实践描述为“负熵”活动的原因，斯蒂格勒基于“负熵”这一科学观点开创了逆人类学的概念，“负熵”原属于物理学和生物学的概念，用以表示生命活动所必经的进化和多元过程，斯蒂格勒套用了“负熵”的概念，其目的是为了说明多亏了各种知识实践，人类才得以产生新的进化和多样性，这不仅限于生物进化或生物多样性，还包含技术、社会和文化层面的进化，可统称为“技术多样性”或“社会多样性”。

斯蒂格勒表示，地球生命场合中曾出现过一个分叉路口（分枝），即人类的出现，因为与其它物种相比，人类有时必须依靠人造或技术器官才能存活下去，换言之，人类需要制造能够与人的身体或组织分离的器官，称为体外器官（exosomatic organ），exo表示“在…之外”，soma表示“身体”，所以体外器官即指身体之外的器官。斯蒂格勒认为，体外器官的产生改变了生命原先持有的“负熵”过程，为了更透彻地理解斯蒂格勒这一理念，让我们先上回到“熵”和“负熵”这两个概念上。

这两个概念最早提出于20世纪初期物理学和生物学，事实上“熵”一般用于热力学，是衡量体系混乱程度的度量，热力学第二定律便以熵原理为核心，反映物质体系随着其能量的消散和衰退而不可逆地，朝着混乱、无序和惰性的方向发展。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生前也热衷于讨论“生命为何物这一问题”，他曾说生命的过程便是一个负熵的过程，因为与物理体系相关，生命系统是活着的有机体，不会像无序发展，而是推动与环境交换能量来维持有机体的存货，因此它们能够延缓进入惰性和消亡的状态，通过器官和有机体的多样化，生命实现了进化，这便被称作“负熵倾向”（negentropy tendency）。在薛定谔发表“负熵”理论后，阿尔弗雷德·洛特卡（Alfred James Lotka），美国物理学家兼数学家，他也热衷于追问生命的本质，洛特卡发现人类物种的出现完全改变了生命进程，与其他生命体生长生物学器官不同，人类后期制造的技术或人造器官，不能算是一个负熵过程。相反，人造器官的生产是实实在在的熵增过程，因为生产过程中需要消耗很多能力。更重要的是，技术器官或是体外器官，尽管它增强了人的力量，但如果这类器官被当作武器，或是用于开采自然资源，那也可能对人类生命产生强大的破坏力。

斯蒂格勒指出，技术器官从药理学的角度而言是暧昧的、模糊的。也就是说，技术器官既是良药也是毒药，它即为人类生命创造了可能性，但同时，它也可以带来生命之不可能性。正因为如此，人类需要发展各种知识以培育人造器官，并适应其技术环境。在斯蒂格勒看来，人类社会中的知识实践，在人类技术形态上的生活中有其精确的功能性。因理论（思）、实践（做）和生活（活）知识的发展，体外或技术生命体将通过创建协作原则和社会组织，关照自身计其所处环境。

换言之，在斯蒂格勒看来，知识在技术生命中的负熵作用与技术器官的药品学层面是直接挂钩的，人类需要储备不同的知识，以引导技术向集体化趋势发展，这对社会来说是有益的，最终也会造福人类。这也是为何，斯蒂格勒坚持建立新型经济模式的必要性，这种新型经济模式将以工作活动中的不同知识实践为核心。斯蒂格勒认为，数字化颠覆性发展导致了无产阶级化，即知识的外化分散各种知识，将其整合到自动化系统之中。比如，实践知识或是说技术技能，可能会被机器人技术摧毁。同理，生活知识、如知晓如何去生存、如何建立社会关系，也可能为数字应用和社会网络所摧毁。甚至理论知识也可能被算法和数据经济所破坏。

因此，斯蒂格勒认为，这种广泛的无产阶级是一个熵增过程，因为它不仅导致了标准化的行为，也磨灭了人们做事、生活和思考的独特性和多元性。基于此，斯蒂格勒认为有必要建立新型经济模式来组织知识毁灭，因为知识是技术形态生活的宝藏，事实上，斯蒂格勒认为不同知识有其特殊价值，而这种价值不能被降维到交换价值或使用价值，因为知识不会随着时间而被消耗，当人们践行知识时，他们并不是在消费或消耗知识，相反是在强化和充实知识。

同样的，知识不能仅仅只代表它的交换价值，因为知识被分享的越多，它发展得也就越快，对世界的贡献也越丰富，甚至无法估量。通过知识实践、集体记忆得以床底、诠释、更新并转化，这种集体记忆的传递和转化，人类将开启不可预测的未来，为宇宙的熵增轨迹开辟新的分叉道路。这就是为什么斯蒂格勒一直在肠道知识的负熵价值，而负熵价值也必将作为新型经济模式的基础，以便让当代社会逐渐脱离“人类世”，开始迈向“逆人类世”的道路。

| 分享人：Daniel Ross

| 主题：贝尔纳·斯蒂格勒：从人类学到逆熵人类学

Daniel Ross

Daniel Ross于2002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主题为马丁·海德格尔。2004年，他与大卫·巴里松联合执导的电影《伊斯特河》于鹿特丹国际电影节首映；同年，《暴力民主》一书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Ross曾发表过多篇关于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的文章，并英译了斯蒂格勒11本著作，最新译作《南京讲座集（2016-2019）》由香港博通人文出版社出版。他的新书《政治过敏反应：迈向元宇宙》。

内容摘要 Abstract

我想讨论的是纵观斯蒂格勒生前著作的特点，探讨其作品的重要性，从而探索斯蒂格勒思论在未来的前行方向。

我们要思考的是贯彻意识需要哪些条件？斯蒂格勒讨论过此问题。他认为，正如生物多样性一样，个人意志和集体机智的力量、韧性及健康，正源自于多样性，个人生命的多样性、文化生活的多样性、人类社会心理存在的多样性。正如生物多样性一样，源自于人类与熵的斗争。

人类生命不再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更是技术层面的，因为技术创造了人类生存的条件，并与熵不断斗争，其手段正是在此斗争过程中所产生的人工假体，这些人工假体本身会产生熵，这意味着我们需求的不仅只是生理上的求生本能，我们所需求的是知识，而知识则是通过我们用于记载知识的技术工具，得以培养，并实现多元化发展。

我们需要建立哪些概念去探讨体外生命的历史纪元。斯蒂格勒提出了一项关键概念——便是“语法化（grammatization）”。“语法化”概念的诞生，源自于对言语向文本转化所需元素的思考，从发生在时间中的“言语（speech）”即口头交流，向发生在空间中的书面交流转化所需的元素。从言语向文本的转化需要经过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并不一定是显性的，将言语的时间现象分解成离散的、可分析、可复制的元素，从而用字母将言语转化为书面文字。在延伸“语法化”这一概念思考的过程中，意识到这一过程也关乎到其他将时间现象转化为空间现象的过程。这一过程最初发生在工业革命初期，这是在那个历史节点上，人类步入了“熵世纪（entropocence）”。

我们由此可知人类行为的外化是如何产生熵的。这一过程能摧毁我们用以说话、行事所必要的知识，正因为如此，是因为这种外化犹如人工记忆，而人工记忆将反过来破坏我们原有的记忆和知识。知识是体外生命所需，用以关照其自身未来发展之物，也因此，我们需要思考与未来之间的关系，这便涉及期待、预期、恐惧、希望、欲望以及意志。到了21世纪，我们开始透过数字和网络技术见证了万物的语法化。

斯蒂格勒关于送礼与回礼的经济理念，以及他在《象征性贫困》第二卷中所提出到的“HAU”的概念，我认为有必要通过这些人类学的文本，从而了解斯蒂格勒试图构建的“逆人类学（neganthropology）”，“逆人类学”并非仅仅是对抗各种生命所产生的熵的斗争，而是针对如今各种“体外生命”所产生的人类熵的抗争。

“HAU”既是力比多经济中的力比多能，又是象征性经济中的象征性能。其次，这不仅是言语或物体的问题，而且关于女性、亲属关系、性及欲望的问题。这些话题在斯蒂格勒的作品中鲜少有提及，尽管欲望是他所有作品的核心所在。

当斯蒂格勒开始构思“逆人类学”时，他试图通过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所谓的“社会雕塑”来对其进行定义，但在斯蒂格勒看来，这并不是“雕塑”，而是世世代代的“培育”，因此，斯蒂格勒更愿意将其称之为“心理社会园艺术”，而不是“雕塑”，他甚至提到这个过程中必要的修剪，因为，如神经学间Ameison所说的那样，学习就是根除。斯蒂格勒所说的“修剪”就是我们如何教育后代。

什么样的花园才算得上是最好的呢？“最好”并不是我们所纠结的，因为重要的是花园的多样性，其中植物的多样性以及花园中可能萌发的生命，那些才是斯蒂格勒所说的“理智多样性”的源泉，让我们的欲望和意志永葆健康、生生不息。

| 分享人：Gerald Moore

| 主题：病态社会附记：从共疫现象到屏幕新政

Gerald Moore

Gerald Moore现为英国杜伦大学数字研究专业教授，兼任杜伦大学文化与生态中心副主任。他是巴黎研究与革新学会科学学院创始主席，也是斯蒂格勒的智囊团Ars Industrialis的董事。Moore的主要作品包括《礼物政治》（爱丁堡大学出版社，2011）、《斯蒂格勒与技术》（与克里斯蒂娜·豪威尔斯共同编辑，爱丁堡大学出版社，2013）。他发表了大量关于当代成瘾生态的研究论著，包括“地球脱瘾及生态崩溃的神经生物学”，该篇章收录于《分叉：别无选择》一书中（贝尔纳·斯蒂格勒及Collectif Internation合著，Les Liens Qui Libèrent出版社出版，2020）。

内容摘要 Abstract

在斯蒂格勒的遗作《分枝：别无选择》第九章中，我们提出了一对理论，即“多巴胺成瘾”和“边缘资本世”。从长期存在并不断被开发的大脑边缘多巴胺能激励机制的角度，审视资本主义历史，基本理念是只有我们认识到消费成瘾和病态消费观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当代社会高压，即“多巴胺能亢进”生活方式的影响，才能去理解人类世下的气候变化。

这是因为囤积物品时所点滴积累的多巴胺，成了我们对社会更新换代应接不暇的精神稳定点，帮助我们暂时性地缓解或消除本应被身体自主排解的压力，寻求内心平静的“安全区”，那是我们为了逃离分崩离析的世界而构筑的避世之所。因此，这种压力和抗焦虑疗法相结合的一大效果便是将人体健康机能运作的环境缩小至越来越小且碎片之的私有空间。抗疫活动的回潮体现了一种例外，印证了集体和公共领域的让步，众人大规模撤退到了“安全空间”，让我们可以安然舔舐现世崩塌造成的创伤。

斯蒂格勒曾就当代破坏性对人类社会心里的影响开展研究，重点讨论被迫不断适应新自由主义需求所产生的压力给人们带来的影响，我们与不同学科的研究相结合，就能看到多巴胺能亢进社会的逃避逻辑，在人类世的另一种症候中发挥了其作用。尽管新冠“共疫”引发了种种群策群力、众志成城的精神迹象，但同时，共享环境的大撤退以及“滚出我的私人空间”这种高度洁净化的意识形态指令也成了共疫的标志，比如商铺和餐厅的关闭。

我们采取逃避主义的方式来应对新冠病毒并非巧合，因为这正是我们从应对应对成瘾性消费和“多巴胺能亢进”所导致的压力疾病中所习得的，而新冠疫情只不过是这两种延伸的变化。这一发现阐释了成瘾的特异性免疫特征，也揭示了其实新冠肺炎可以被看作是人类工作成瘾和无休止消费所导致的副作用。受这些因素影响，我们变得更加脆弱，更容易受到环境扰动的影响。

新冠疫情并不仅仅是一场影响世界各地人民的全球大流行，这种共疫的毒性也受社会和政治因素影响，也因各地贫富程度、种族主义和工作条件等的地方差异而愈演愈烈，也就是说，共疫与无产阶级化和生存知识匮乏有关。

斯蒂格勒和我曾讨论过资本主义和成瘾的难解难分，因为二者结合不仅产生了不稳定、充满压力且无处扎根的环境，还通过生产致瘾消费品，从而系统性地促进多巴胺的（治疗性）分泌，可成瘾的止痛药、洗脑音乐、垃圾食品、情色片、手机、假新闻形成了功能统一阵线，让我们得以逃离来自我们眼中“外部世界”的压力。我们可以根据医学哲学家乔治·冈圭朗（Georges Canguilhem）对健康与疾病的定义，来解读这类抗焦虑疗法的消费主义手段，他认为“健康是人们对环境扰动的承受度”，疾病的本质就在于人们对环境溶洞承受度的削弱。冈圭朗又言，这种削弱也意味着人们只能在另一种环境中生存。因此，他认为生命力的衡量准则是我们抵抗环境扰动变化的能力，而不必为了自我保护进入避世且经常表现为激烈的“紧急撤退模式”。客观上生病了的人能够通过否定所有主观疾病体验，对其周围环境进行重置，或如冈圭朗所说的进行“规范”。

冈圭朗对疾病的定义准确描述了上瘾者模糊的健康状态。讽刺的是，只要他们能够获得自己渴求的成瘾源，他们往往会拥有更强的抗压和抗巨变能力，甚至包括失业、离婚、流离失所，但一旦成瘾源被切断（例如此次全球封锁），他们便会顷刻崩溃，无力自持。上瘾者通过搭建便携式的小空间（machine zones，娜塔莎·道·舒尔将其称作“机器区”），在多个混乱的环境中自在地生活。只要有源源不断的酒、药片、卡路里、屏幕和耳机，便可以屹立不倒。对上瘾者来说，打造让自己短暂歇息的心灵避难所，或是世外桃源般的小岛显得尤为重要。

因为人类文明和地球生态正逐渐迈向熵增消亡。同理，面对人造的社会生命支持系统崩塌的集体否认，这些避难之所也难辞其咎，因为正是这些避难所，让我们得以从自己持续熵增的行为恶果之中逃离，哪怕只是短暂地逃避。彼德·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将这类社会生命支持系统归类为“免疫球”。斯蒂格勒在他去世一两年前，对此免疫学概念十分感兴趣，但也错失与斯洛特戴克就聋人对话的机会。斯洛特戴克感兴趣的是生命对于在地环境之间的关系。根据他的哲学免疫学理论，这世上不存在完全的“全球性免疫球”。

回顾福柯的“当下谱系学”，他认为人类日渐依赖多巴胺以排解压力，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而科技的刺激作用越发强烈，促使我们不断抬高对环境扰动的承受度阀值。这二者相互作用的产物，便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精神病学家卢卡·帕尼（Luca Pani）称之为“以多巴胺为主导的纹状体”所塑造的历史并不限于资本主义，美国神经心理学家弗雷德·普雷维奇（Fred Previc）推测早在石器时代便已出现“多巴胺能化”的社会。普雷维奇认为，由于多巴胺与抽象推理、空间感知、追求新鲜事物之间的神经学关联，从欧洲殖民主义与领土扩张时期开始，多巴胺的过度分泌便与各种行为的显著提速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贯穿整个启蒙运动直至当代的人类历史。当时也正值近代早期糖和香料贸易兴起，多巴胺分泌所带来的刺激很快就被其他更强烈的刺激源所替代，即更精良的酒精、烟草、咖啡、鸦片加工（或是说增强）技术，并随着当代屏幕技术和电子传输机制诞生达到巅峰。

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强势发展将我们进一步推向了多巴胺的统治，也让越来越多人患上人体奖励机制超负荷失调后导致的“多巴胺能亢进疾病”，包括阿尔兹海默症、帕金森氏综合征、图雷特氏综合征、抑郁症、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以及成瘾性障碍。即呆滞脑疾病，无情地迫使患者去适应自我的内在破裂，这也是韩炳哲所说的倦怠社会中由免疫激发的“梗死”。韩炳哲将倦怠视作一种由自我压榨、而非外来感染所导致的疾患，但我们不应低估的一点是他所说的“梗死”很可能就源自于，不断轰炸着我们的数字信息流所引发的广泛传染。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不应该将倦怠看做是斯洛特戴克所说的，在面对外部力量时所引起的免疫自我反应（这一概念在医学领域已经过时），而应视作德里达所说的自体免疫，或是说为了保存生命力，生命体进行的自我牺牲。

值得一提的是，最近神经科学领域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呼吁学界给予“更宽泛的免疫”定义。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些属于当代的疾病形态，是我们应对当代生活模式的自我免疫反应的部分表现。新兴学科神经免疫学领域先驱、剑桥大学精神病学专业爱德华·鲍尔默（Edward Bullmore）强调说，包括抑郁症在内的精神疾病，其根源都在于体内的炎症。鲍尔默认为阿尔兹海默症，也就是普雷维奇所说的“多巴胺能亢进疾病”之一，是由于长期压力产生的免疫亢进应激反应，所导致的脑部损伤带来的副作用。

曾经神秘的细胞因子近来也逐渐揭开了其面纱，细胞因子成为我们追溯多巴胺能亢进、倦怠社会以及新冠肺炎之间千丝万缕关联的关键所在。我们在疫情早期就发现糖尿病、肥胖症、缺乏运动，都会增加人体感染新冠冠状名都后发展成重症的风险。同时，感染病毒出现症状后的9-10天是疾病进展的关键期，这期间，患者此前受抑的免疫系统会引爆“细胞因子风暴”，从而导致免疫系统彻底失控暴走。为激发免疫反应，神经系统会指示人体在感染病灶处产生大量细胞因子，而细胞因子会渗入周围组织，造成脓毒败血症，或可能危及生命的连带损伤，主要表现在主要器官的纤维化损伤。而引起最初免疫反应受抑的原因则在于肥胖症、久坐、糖尿病患者体内脂肪组织中较高浓度的促炎细胞因子水平而导致的长期慢性炎症，进而增加了自体免疫过度反应的几率。

可以说新冠肺炎是当代人类世生活方式所导致的疾病。我们每天的生活逐渐被压力填满，每天在各种机器，包括各种屏幕前埋头苦干，为了麻痹我们对岌岌可危的工作现状和同样无趣的娱乐休闲的感知，我们不断摄入劣质的碳水和蛋白质食物，这也导致了我们不断变胖，变得更容易患上严重的传染病。

依此，我们可以从“文化再达尔文化”中去追溯个体免疫受抑的源头，亦即作为脆弱群体安全网的社会机构蓄意或无意的崩塌，当个体躲入用于缓冲的社会支持系统中或是斯洛特戴克所说的社会生活“免疫球”，这类集体保护机制之中时，文化便会经历“去达尔文化”。但斯蒂格勒认为，文化的再达尔文化会在以下两种情形出现：一是团体或是机构（联盟、医疗服务等）解散之时，因为这会促使个人为了员工作、认可及生存肩负起责任，并与他人展开竞争；二是共免疫结构被削弱到一定程度之时，因为人们不得不依赖临时措施（如食物、银行、外卖）来维持短期内的社会稳定。

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施特雷克在回顾“上瘾理论”-对压力产品耐受的窍门时，论述道：在分崩离析、结构涣散、疏于治理的后资本主义熵增社会中，集体韧性已经让位于个体对“应对、指望、购物、嗑药”四大策略的依赖。在共疫时期，这点越发明显，各地强制实行了封锁政策，以缓解病毒检测及资金短缺的医疗服务压力，除却了所有“冗余”（闲置产能），指望紧紧依靠为核心岗位人员摇旗呐喊，用“满怀希望”的祈祷仪式来维持运作。学校的关闭也暴露出社会机构发展的严重不足。社交距离的落实，使得机构人员配给捉襟见肘，揭示出曾经学校人满为患的现实，指望着家长和孩子能够积极承担起在线自我教育的责任，直至技术救世主无一例外地带着“解决主义”的应付方案降临人间。

全球共疫引起了人们对斯蒂格勒在其临终前所提出的“分枝绝对必要性”的强烈呼吁，即与助长新冠病毒肆虐的新自由主义生活方式决裂。斯蒂格勒将全球疫情大流行视作多巴胺能亢进社会提速的契机，而这一观点如今看来不容觑。第一轮提出的社会变革非但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多巴胺能亢进社会令人不安的一些特性，居家办公让我们愈发依赖各种屏幕，将我们与工作场合所构建的最小单位群体相互隔离开来，而我们也已知道，孤单情绪让人们更容易受到多巴胺能亢进疾病的侵扰，包括抑郁症、阿尔兹海默症、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还包括肥胖以及免疫减退而造成的炎症活动。

过去几周的封锁隔离，并没成为拯救生命的切肤之痛，而是成了能够长远发展，并实现高利润的“无接触未来”而设置的现实场景试验场，我们退缩到更封闭、更加原子化的安全空间中，已促成了社会巴尔干化的发展。尽管数字化口口声声声称要连接你我为己任，但实则是我我进一步扩大这种巴尔干化现象，且进一步削弱人类社会外界刺激的多样性，很快万事万物都将依赖着屏幕作为其媒介，与充满危险的外界-即现实世界一一进行沟通。任何形式的分枝，都必须为这种封闭主义提出一剂解药，为一个共享的大众世界寻找一条免于灭亡的出路，而计算机应用的重建应与“免疫球”相融合，保护人类免受数字传染疾病的攻击，同时，帮助我们摆脱导致人体易于感染的长期伏案工作。

| 分享人：梁日明

| 主题：盗版图书管理员：对峙或和解？

梁日明

梁日明教授为律师出身，曾参与创办印度班加罗尔地方批判法学团体“另类法律论坛”，也是印度两个在线档案馆（公共访问数字媒体档案馆pad.ma和indiancine.ma）的共同创始人。梁教授目前任教于印度德里安贝德卡大学，研究方向为法律、科技和文化的交叉互动。他曾发表多篇关于知识产权政治问题的文章，并于2017年获印孚瑟斯社会科学奖。

内容摘要 Abstract

过去这一年，各种变数突如其来，所有人都仓皇失错，但同时这也是我们反思当下集体生活方式的绝佳时机。在我们此前的境遇下，反用那些我们曾经认为理所当然的事、岌岌可危和亟待创造的事，反观这一年来人类之孤立和脆弱，以及互帮互助的源源创意，简奥斯汀的《诺桑觉寺》里有一句写道“我们是个受到残疾的整体”。“残害”这一词将我们从洋洋自得中捋醒，将我们从自身的躯体中唤醒。

今年七月，封城期间，我收到了一封朋友发来的邮件，姑且称这位朋友为MM吧。这是一封群发邮件，我并不知道其他收到邮件的是谁，但根据邮件内容，我大概也猜到了其他的收件人是谁，在线影子图书管理员，我们常以此自称。尽管出版行业无礼的称我们为“盗版图书管理员”，MM是在线图书馆项目“世界记忆”的管理员，上面提供了海量正规渠道很难找到的盗版学术文献资料，无数书友，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读书人都从这类，在线资源库，例如Libgen处获取书籍和学术文献。通过这类文献都收费高昂，将许多求知者拒之门外。与Libgen不同“世界记忆”的书库以核心理论及哲学为主，网站由充满热枕的影子图书管理员策划和维护。其中一名为“小王子”的管理员曾上传过5万多本书，并细致地进行分类、格式整理和策划管理，虽然只有一小群影子图书管理员知道他，但我相信，他上传的文县资料已经被全球成千上万的学生、学者和读者共享传阅。

那天MM向我们发了邮件，告诉我们“小王子”身体抱恙，因为一些个人原因，情绪非常低迷，提议我们给他送些礼物，为他加油鼓劲。为此，MM在亚马逊商城上创建了一个礼物清单，大家可以购买清单上的书籍，并送给指定的人，邮件的收件人里没人知道“小王子”的真实身份，也没有人见过他，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的真名。但短短几天之内，礼物书单就被认购一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给“小王子”送去了书作为礼物。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为什么大家选择买书寄给一位从未成谋面的人，只是知道这个人曾在网上上传过一些资源。我想这其中同时蕴含着感恩、团结和友谊。

管理在线图书并不是什么伟大举动，也不足以在互联网上留名青史，也不能像故事一样流传千里，启示大众，但在一个网民行为往往充斥着激愤和恶意煽动的网络世界中，这样的举动里蕴含的温柔无私却意义非凡，互联网上不乏无私给予的匿名网友，重要的网络基建，如维基百科，就是由无数热忱的网友默默搭建而成。当我们找到急需的书或疑问得以解答时，心中总是充满了阵阵感激之情，但我们鲜少表达感恩。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曾说，“感恩是人类的道德记忆”，这次赠书行动，这是我们表达谢意的一个方式，因为我们感受到自己与身处异地的图书管理员之间的紧密关联，并因此而心怀感激，这样的做法实属罕见，也体现了大量爱书人之间的团结之情，巩固了他们对公共图书馆的坚守而形成的无形纽带。

我想深入解释一下“坚守”这个词，我认为此处的“坚守”并非是图书馆在制度或工具层面上的内涵，而是从概念、政治和道德层面上的坚守。“世界记忆（Memory of the world project）”的项目创始人曾谈到，从概念上说“公共图书馆”是一个斗争概念。他们认为在变革中瞬息万变、万事变迁，尤其是思想观念层面的变革。图书馆是激进的，蕴含着彻底革新的可能。

D-TALK#15 论坛回顾 | 第二单元：积极的技术生活崇真艺客

但我个人的关注点并不仅仅在于图书馆这一概念激进的示能性，而在于它同本次论坛主题的实践知识（做的知识）之间的火花，以及如何通过知识实现与他人共处的美好生活，因此，我对图书管理员这个角色十分感兴趣，他们是读者生活形式的创造者、拥有道德发明才能的创新者，也是能够提供“文雅”亦或并非那么“文雅”的革新可能的管理者。

公共图书馆曾是为公众提供丰富公共生活的市政机构，如今公共图书馆的危机和衰败，其背后原因多种多样，导致这一现在的原因包括经济原因，最典型的就是全球范围图书馆预算大幅缩减。其次是空间危机，随着全球化“谷歌化”，人们开始不再乐意走出家门去搜寻他们所需的信息。第三是科技危机，数字和纸本如何取舍？大量数字资源的便捷，与纸质资源难以获取之间形成鲜明对比，但这并不仅是技术的问题，也是个本体论问题。许多人都将书籍价值普遍下滑以及阅读体验真实感削弱归罪于电子书的虚拟性，于是社会控制开始出现，基于算法的图书馆悄然崛起。正如科技行业大咖讲赛斯·高汀所说，如果想看电影，网飞就是更优秀的资源管理员，比全国任何图书管理员都称职，网飞不仅对所有电影了如指掌，还知道你的观看历史，甚至可以预测你可能会看到什么，如果目标是将观众和电影进行配对，网飞一定是大赢家。

虽然电子书普及切实冲击了实体图书馆的生存，但仍有不少人喜迎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从中看到了落实理想的全民图书馆变革潜力。这是远自亚历山大图书馆时代开始的美好幻想。但事实上，如果我们看看电脑里的藏书，许多人的书已经多到根本读不完，我们总是如饥如渴的翻阅自己的数据库和书籍收藏，心理默默祈求有一天能好好读上这其中的一小部分。如果说阿根廷作家博尔赫将天堂想象成图书馆的模样，对我们大部分人而言，这天堂图书馆或者与养老院并无二致。

相比我们自己的藏书数量不断增长，更有趣的是，我们发现我们开始越来越像是图书馆管理员了。对书籍进行整理、编目、排序、分类和索引制作。得心应手的数据库管理、检索信息和浏览分类系统在如今已经习以为常，而在二十年前，这都是图书管理员和档案员才有的特权。Marcel Mars和Tomislav Medek表示，如果图书馆随处可见，那么人人都是图书管理员。该如何理解“人人都是图书管理员”这句话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将回顾二十世纪的相关讨论，并将其与世纪末的赛博朋克文本进行对照。

我认为，从政治角度构想图书馆未来时会涉及许多利益关系，而图书员将依旧是文明社会集体精神生活下的核心人物之一。罗纳德·E·戴（Ronald E. Day）的著作《完全索引》（Indexing It All）中，有一段保罗·欧特雷（Paul Otlet）和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对话遐想。欧特雷是现代文档记录编目之父，他们研究信息和分类的方式完全相反。这场谈话也反映了当代已被无数次探讨的数位和模拟的困境。保罗·欧特雷被视为当代记录与分类系统最重要的发明人之一。

欧特雷一生投身于建立国际通用的十进制分类法以及世界和平，他也试图建立全球性知识网络，用可自由获取的知识联结全世界的人。1934年，他提出了“电望远镜互联系统”的概念，用户能够检索上百万相互连接的文献、图片、音频和视频。他想象图书馆可以成为个体的独立工作站，每个人都配有一块屏幕和多个移动硬件，屏幕与中央数据库相连，那里储存着海量不同主题的资源。个人能向中央服务器上传文档，甚至通过无线网络相互交流，这是他对当今互联网的设想雏形，欧特雷将此称之为“万维网”，后来其他学者形容其为“模拟万维网”。从哲学角度而言，欧特雷想要构筑的全球知识网并非不切实际的命题。相反，他的想法为个体联结权威开辟了道路。

如果说欧特雷的现代分类法意在发挥书籍作为同伴的潜质，海德格尔的观点则完全相反。海德格尔认为所谓友谊是基于人类关于时间和有限性经验的共通性，人与他人之间通过恳求与关怀的本体原始形式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关系。海德格尔也构建了私人图书馆和非个人图书馆之间的层级关系，非个人图书馆可指学术或现代专业图书馆。他认为，私人图书馆蕴含着一种哲学及本体论上的近距离亲密关系，而后者则代表着关系疏远、界限分明，书籍仅是储存信息的载体。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如此庞大的基础架构系统，抑制了本体论中亲密关系的构建，用于组织和分类的机器虽提升了效率，却有磨灭了深度。

或许我们可以借助科幻作品来重视图书管理员的实践知识（做的知识）。尼尔·斯蒂芬森（Neil Stephenson）的《雪崩》（Snow Crash）因其对未来科技的预见而倍受追捧，包括谷歌地图、智能手机和数字版权管理等。小说架构了一个反乌托邦的未来。它构想的宇宙并非完全虚构，其中也涉及历史考古学，甚至是当今的媒体人类学。蒂姆·布莱克摩（Tim Blackmore）表示，图书管理员和《雪崩》应视为传递文明的中间人，将多元宇宙塑造成无尽的信息扩张。图书管理员则以“文明中介人”这一不可或缺形象出现，让我们认识到信息充斥的世界所需具备的重要特质。

《雪崩》，尼尔·斯蒂芬森

在关于图书管理员角色的描述中，是为了重归人类与尚未彻底被操控的语言之间的关系，同时警醒世人，那种鼠标一点就可获取海量信息的冲动及危险所在。这本小说并没有将信息过载与海德格尔带有浪漫主义色彩与人与知识之间亲密、真实关系的想法对立起来。而是通过使作为软件编程系统的图书管理员具有人类特征，并赋予身为人类的主人公高超的技术能力，让我们对由科技创造的非人事物与真实人类之间的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种人机之间的合作就成为防止信息生态中集权腐败的必要条件。任何技术系统本身并不具有文明或厄运之说，所谓文明或厄运，是通过特定知识的实践，以及技术领域中的栖息形态，而嫁接到技术系统之上的政治及伦理价值。以福柯的话来说，并非是特定的科技形式掌握着特定的生命，而是特定的生命形式掌控着特定的科技。

我们所看到的通常是图书管理员文雅与亲切的形象，与其从情感价值层面分析，我更想探讨的是在如今知识被所有权逻辑所殖民，在无形资产领域的权利语言造成误认的时代，将其看作是一种政治美德道德意味着什么。如果技术、知识和文化实践的本体特征赋予了其本身无界性，犹如各种社会关系和友谊的无界性，而这种无界性却被法律、产权等虚构概念一洗而空，凭借其中假想出来的合法产权所有人、违反者，将其中的友好关系变成了敌对立场。

如果说知识是与他人共度美好生活的理由，我认为这已经是美好生活的最佳诠释。

| 分享人：毛晨雨

| 主题：稻和傩的宇宙

毛晨雨

第二文本实验室主持，稻电影系列作者，主要在洞庭湖流域周边开展工作。2012年开始，毛晨雨在湖南创建探析中国乡村社会的实体媒介“稻电影农场”，在30亩稻田基础上实践一套独立自足的自然农耕农业语言系统。2015年开始，在中国乡村社会大转型的背景下，毛晨雨着手在稻电影农场内筹建一所社会研究和教育的实体机构——私立“麋鹿大学”，试图建立新形态的乡村社会主体与知识生产机制。

内容摘要 Abstract

2003年我回到老家湖南岳阳洞庭湖边，计划去拍纪录片。拍摄区域由一个村庄出发延伸到了湖北的神农架。当时的方向还是要拍摄史诗，在文化的概念之上，湖北的神农架林区有一个《黑暗传》，也叫“汉民族神话创世史诗”，我打算从史诗或者文化叙述、文化遗存的视角去做纪录片。

2006年左右，我开始着手在贵州跟湖南相接的黔东南地区，也就是少数族裔散布的区域的工作，实际上是少数族人多于汉人的区域。那边有很多具有强烈3D特征的窑洞，居住形式是干栏式建筑样式。侗族村庄聚集的样式是依着田在、依着山地、依着岗地形成这样的一种布局。其中一个村庄在一个非常漂亮的河流上游，我们寻着这个河往上走，发现是居住在自己空间里面的一个汉人聚落。那边有一个柱子是直指天上的，叫通天柱，后来也成为我们电影重要的叙事元素。它代表地方叙述的一些概念和视角。这个视角后来我把它叫做“闭”和“包”，就是我们所说的圆形叙事中间，需要找到的那些闭塞起来跟外部、跟边界有一种比较清晰的关系，它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自我宇宙系统。就如有些村庄将整个世界、宇宙和它的图腾系统连接起来，一只雄鹰、一个葫芦，能够解释它整个历史和来龙去脉的问题。

一直到2007年，我们关注傩戏，是当地跟农耕直接关联的一个种植和耕作的叙述。2008年我重新从贵州回到湖南岳阳，重新拍摄关于那个村庄的电影，也是受到我们所看到的各种图腾的影响。我们发现村庄里面已有文化叙述的样式，可能并不像遗留下表面的叙述套路一样，我要重新挖掘它的可塑性。

傩戏

我发现它在制度的范围里面，比如说我们说的风水范围里面，为了寻找它历史图形的转移可能性。这是我自己家的村庄，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也有风水地理的图绘，这里面隐藏了一个一直没有完成的工作，就是每一个男人或者每一个男权之下主权者的身份，比如说父亲，或者说一个男人、一个门把一样的男人，他们背后都有一个神器，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神器。我们用当地的泥土把这些图像做成了雕塑。用传统土窑的方法烧铸而成，最后形成了带有地方叙述，有自己宇宙全模块的框架在内的图腾的物件。

到了2010年左右的时候，在我老家小支流的村庄区域里面，我们联系到神农架在武当山往南边一点，然后是澧水，也就是我们看到的沅江以及贵州，黔东南区域，还有我们看到的杨氏，就是南宋时候农民主要起义的地点，是今天的常德，西洞庭湖的顶端这些拍摄地点。这就是当时“稻电影”的主要工作规划，是在这个范围内进行的。

无论是稻种，还是我们看到的傩戏一种具体形式背后的制度性分析，这个制度来自于咱们自身的叙述制度，以及他们未来性的想象、未来性的建设这个部分。

“稻电影”拍摄区域手绘图

围绕环洞庭湖区域对人类学的研究，或者影像的工作在人类学的框架，在原先建设的状态里面，我开始在思考，如何在现场做一种介入。所以2012年开始以后的工作，就回到了非常清晰的三个角度，这三个角度都以故事的形式得到展示。

第一，如何重新去观看，或者重新理解乡土中国这个问题。因为我从2015年开始在做“新乡土中国”，那个“新”的概念是返乡土中国这个概念的。以及是关于中国现代性的视角，也就是关于麋鹿这个视角，以前也得到了文本式的展示。然后是2012年关于独立电影在中国的自由写作的方向，开始提出来如何把写作主体性的问题，重新带回到个人转向整体社会的过程中间去。

首先是场景的变化，也是我们说的乡土中国的场景，这些以前都是我们湖南重要场道区的良田，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可能不是太适合现代机械化的生产，新的农机不太适合在这种比较深的稻田工作。其次，我们看到水稻的环境，出现了不断在进行退化的种子的状态。湖南杂交稻的种植，出现了对环境越来越明显的一种不适应性，它不再是像我们看到的非常稳定的生产方式，经常会出现种植的意外情况发生。2012年当地的农民种植的转基因水稻，自种的，当然他在民间叙述里面，认为是一种不用打农药，而且可以获得稳定收入，不一定确定是绝对高产，但应该是产量较高的一种稻谷。这是在劳动力变成很重要的投资，或者很重要的资源情况之下，种植水稻变成了一些人的选择。当时的生产工具是大型机械与老农耕牛的并行。

第二个是麋鹿的故事，麋鹿跟我在洞庭湖这个区域，也跟我们叙述中国现代性的时候用的一个媒材有关系。麋鹿是四不像中间的一种。这个物种因为1900年代清帝国被西方占领、人员的失落、物种的外流等原因，最后在中国消失了。这个物种在80年代，中英官司中间作为一种特殊的礼物、一个生态礼物，回到了中国的洞庭湖区域被圈养起来，然后在1998年的洪水中间被冲散了，又重新流散到了洞庭湖以及周边的这些区域里面来，形成了自然演化的现象。

2013年《稻电影》十周年之后，我做的第一个作品就是结合自己在湖南第一年种田的实践，1949年以来关于中国的农民、农村、农业，针对“三农”政策做的一个影像回收工作。有一些工作我认为值得重新像之前的电影一样，反复的重拍和重写。《云爆，洞庭及符号死亡》是关于洞庭湖本身做的“值”的回收工作。如何理解我们所在的某个确定的地形，或者某个地形确定的地形所对应的“值”和“符号”，它在当前我们传播或者媒介状况之下所形成的一种效应。

到了2012、2013年之后，我的家乡出现了关于矿权的地质故事材料。粘土矿有很薄的一层没有用的粘土，需要挖开这层废土，重新变成一种可使用材料。每一块地形细处都有它非常微观的生命系统在，甚至它也有一个非常微观的宇宙系统对应着。其实在我做电影的前十年间，做了好几个电影都跟窑神，或者它发挥的恶的威力有关联。在任何一个被变动的区域，它失去了地形，但是背后有很多历史的纹路在。

关于斯蒂格勒提到的“逆熵”的这个词，从实践的角度上来讲，第一是种子和地方模式，也叫新的经济模式。种子在我这里是一个偏意向的概念，它既有一种具体的，关于种叶和种子的原生，还有一个关于生长、生成的概念在里面，一种新的拓展，一个基建的机制、建造的机制。

《稻电影》农场，是2012年我做的电影《十年之后》所绘制的农场框架系统，也是种了几年田以后，越来越具体和具像，它也带有一点结构性，以水稻生长作为结构的主脉络，重新搭建一个生长的系统在这里。

稻电影十年文献展

在农业生产之上，我用的手段不是还原，而是尽可能的把人类，或者像之前谈的内卷一样，把非常昂贵的劳动力资源作为一种成本则上，结合进农业生产这个系统里面，作为经济测算的方式。在有些没有人耕种的土地，或者不适合机器耕种的地方，我们也把它作为一种开发式的，重新借用。收割的时候我们使用的也是人工，而也不是用的大型机器。事实上从当地农民的测算上来说，人工效率更高，原因在于机器收割带来的耗费、现场浪费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使用的是当地的农民工，将他们在收割季节集中的时间段收割整个农场。

到了2015年开始，我开始做了一些冷水稻种的尝试，包括我们的酿酒中间缺乏很根本的提香物质，我们也结合贵州的茅台酒，还有董酒的经验，请了黔东南的罗艺师，找到了本地的高粱。整个酿酒的系统变成了对地方神性系统的纪念。比如我们把神的牌位做了一些提炼，做成了纪念性的酒。

根据土地二神牌位改造了酿酒系统

这是关于重新理解劳作，如何构建一种自主知识，在这种非常细微的闭合地形、概念范围内建立一种可逆性，或者说脱掉标准化的实践方式。这个劳作可能是带有一种成长知识概念的劳动。这里面的工作可以偏向于非常细的地形，它不会说在一个越来越标准化，越来越普适的叙述框架里头寻求更大的外部拓展性，而是依赖这种拓展性回到之前的状态，去寻求叙述的来龙去脉。

茅台酒我们觉得它是一个标准的，关于酒或者关于产品的系统。对应我们整个农业系统中间越来越资本化、越来越倾向一种标准化操作的方式，茅台酒也变成资本一个重大的捕捉平台，把我们关于未来可能性的这一套符号东西吸收干净的一个媒介、一个产品。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也参与了跟重新理解地质、地形关系的试验项目，根据新环境压力的变动，寻找一种已有的技术跟现有的环境进行结合的实践方式。

最后我还是努力的想用自己的工作试着回应两个点。第一个，把“稻”作为一个媒介，在“绿幕”的环境里面，进行场景替换、场景借用、场景征用的可变动样式里面，进行“稻”的叙述。第一个就是算法，今天关于“三农”的知识，或者关于“农业”的知识里面，很多时候跟今天我们越来越数字化的农业本身之间、农民的概念，无论是政策上面还是在今天的算法系统里面，其实是被闲置的。这个时候我作为一个农民，更多关注的还是个人工作中间跟更多，或者是所谓晚年农民状态可能的未来方式。

稻田边会设置当地的测绘点，把一个地方作为肥率的指标进行监测，这是关于未来农业的想象或者实践图。能够使用大型的机械，或者大型的网络化施工，就是通过空中的集成化施工，能够进行操作细微的方式，比如说肥率的检测、土壤改良的方案的农村区块等，可能都会进入到一个算法的集成中。山东，还有整个华北地区出现农业状况的不协调，就是严重的缺水和环境跟农业生产的严重不匹配，这个状况应该是普遍的。从华北区域的经验或者路线上来说，存在非常密集的人口和非常缺乏的资源，以及不断越来越规模化，和资本化操作的农业生活方式中间的不协调。

我们最近十年做的工作，就是如何规模化管理关于密集型的农业，还有规范化的农村，社区化集成式的，以及把它作为一个功能配套，像生产基地一样的乡村安置方案。这个方案的推进十年以内已经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是越来越接近社区化了，生产和社区中间已经不再有一种本质人和土地的关系在了，它只是一个居住区，居住区的人和土地中间其实也没有本质的生产关系。

基本是围绕在已有的材料基础上，如何把已有的材料回收到类似于贡献的视角，如何拉到关于新的基建的模式里面来，如何寻找这种故事的视角，在这个场景上做一些可能视角的建立，积极的分枝事件，这些我认为是一种类似“地方”宇宙的叙述。

《傩教经济》是2018年做的电影，把“力比多经济”直接改造成“傩教经济”，如何从巫术这个概念中间，分离出越来越黔东南化或者越来越地方化的概念，叫傩，傩教这个概念。将它重新创建成像Daniel Ross谈到的关于礼物，如何送礼、回礼，这样一个关系里面来，建构它在一个小区域内贡献型图式的演示的方式。这也是一个图式，或者说是一个故事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