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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神探曹宝麟｜《蒙诏帖》徐邦达辩伪，我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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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神探曹宝麟｜《蒙诏帖》徐邦达辩伪，我辩真美学文摘蒙诏帖曹宝麟徐邦达书法神探辩文书谱先生柳公权蒙诏帖辨伪徐先生崇真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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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诏帖》非伪辩

文｜曹宝麟

顷读《书谱》一九八三年第二期揭载徐邦达先生《柳公权<蒙诏帖>辨伪》一文，得益匪浅。徐先生精于鉴定书画文物，每出一论，足资定谳，然而此文所辨，颇觉未安。自问何人，敢发妄议。但愚者千虑，或一孔之见可採，唯深望就教于徐老先生与博雅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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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公权《蒙诏帖》

释文：公权蒙诏，出守翰林，职在闲冷。亲情嘱托，谁肯响应，深察感幸，公权呈。

徐先生之所以予《蒙诏帖》以“一种伪好物”之评，无非认定此帖措辞乖谬和笔法失势而已。诚然，一篇只有廿七字的书札，只需有一处瑕疵，目为赝品，亦不为过。然是否即如徐先生所断言的“出守翰林”“实不合当时居官者职守称谓通例”呢？事实并非如此。

徐先生用以支持论点的后盾是《兰亭续帖》中的柳公权《年衰帖》。

柳公权《年衰帖》拓本

释文：公权年衰才劣，昨蒙恩放出翰林，守以闲冷，亲情嘱托，谁肯响应，惟深察，公权敬白。

徐先生取之与《蒙诏帖》参较，发现异同，但觉“蒙恩放出翰林”远比“出守翰林”顺畅，因之确信《蒙诏帖》是以《年衰帖》为“原底”而又妄改的“不太高明的仿书”。归其理由，不外有二：

（一）《年衰帖》的“蒙恩放出翰林”即指柳公绰为公权向宰相李宗闵请托的结果。

（二）《蒙诏帖》即使是真，那也无法解释“出守翰林”的“出”字，因为“公权当时拜右拾遣、翰林侍书学士，是从夏州调回京兆来的，明明是‘入’，怎能称为‘出’呢？”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不妨再看一看《旧唐书·柳公权传》的原文：

李听镇夏州，辟为掌书记。穆宗即位，入奏事。帝召见，谓公权曰：“我于佛寺见卿笔迹，思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遗，充翰林侍书学士。迁右补阙，司封员外郎……历穆、敬、文三朝，侍书中禁。公绰在太原，致书于宰相李宗闵云：“家弟苦心辞艺，先朝以侍书见用，颇偕工祝，心实耻之，乞换一散秩。”乃迁右司郎中。累换司封、兵部二郎中、弘文馆学士。

文宗思之，复召侍书。迁谏议大夫，俄改中书舍人，充翰林书诏学士……

我们假定徐先生第一个理由能够成立，那么公权“蒙恩放出翰林”的时间大体可定，这就是李宗闵当宰相而又柳公绰在太原的时候。考《旧唐书·李宗闵传》，知宗闵当轴始于文宗大和三年（829年）八月，讫于七年六月。公绰出尹太原，徐先生已言，是大和四至六年。故此时上距公权自夏州入京已经隔了十余载。徐先生可能是受了“历穆、敬、文三朝，侍书中禁”的迷惑，认为这十余年来公权一直供奉玉堂，因而才有出入的反问。其实，《旧唐书》的记载本身有误，敬宗之世，公权并未侍书。《新唐书》对此已作更正。但是上引本传，只要审慎，尚能在“文宗思之，复召侍书”语中感知曾经中断的信息。公权供职翰林的记录，在他的同僚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院记》中历历可按。因知公权出入翰林凡三，第一次是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年）三月二十三日入，穆宗长庆四年（824年）出。第二次是文宗大和二年（828年）五月二十一日入，五年七月十五日出。最后一次是大和八年十月十五日入，开成五年（840年）三月九日出。据此足见宗闵恩准的只能是第二次。那么，徐先生第二条理由也就难以站住脚。

我认为《蒙诏帖》非伪，证据恰恰是徐先生不曾道及的“亲情嘱托”一语。请先看宋·王谠辑录的《唐语林》卷六中一条相类的文字：

王智兴以使侍中罢镇归京，亲情有以选事求嘱，智兴固不肯。应选人恳请，遂致一衔与吏部侍郎。吏部印尾状云：“选人名衔谨领讫。”智兴曰：“不知侍中亦有用处！”

可知所谓“亲情嘱托”在唐时专指凭借亲族关系走后门通关节的事情。因此二帖所云正可和公绰投书宗闵一节合契。然而，《年衰帖》经这么一考却露出了破绽，既云“蒙恩放出翰林”，明示“嘱托”已有了完美的结局，但何以又自叹“谁肯响应”呢？徐先生是这样解释的：

曰“蒙恩放出”云云，正见其如脱樊笼的喜悦之情……至于“守以闲冷”则应指官右司郎中，考此官虽为五品，不算低卑，但亦并非要路剧任，自叹为“闲冷”之职，似无不可。这里的“守”字，又与“守某官”的“守”不同其义：——应作“居官”的“居”字解，文义自无所谓不通了。

然而，岂可忽略“蒙恩放出翰林”之前尚冠有一个表示时间过去未久的状语“昨”字！能否

想象，前不久才放出，尚未及体味“右司”的“闲冷”，却在初露“喜悦之情”不久忽又坠入莫明的颓丧消沈之中去了呢？更况意欲调离“右司”的“亲情嘱托”岂也于史有征？迂曲扞格如许，又焉能置人于信！

与此相反，《蒙诏帖》给人的感染要自然正常得多。完全可以想见，李宗闵在收到柳公绰的书信后没有即刻作出“响应”，遂使公权大有人微言轻、哀哀无告的愤慨。辨析至此，《蒙诏》《年衰》二帖孰是孰非庶可立判，所以，若要辨伪，后者自是首先应受怀疑的对象。

至于《蒙诏帖》中“出守翰林”是否合法的问题，“出守”一词，照徐先生之意，只有用于放出外任如“出守杭州”之类才通，而“翰林在‘禁中’更不可能曰‘出守’的”。诚然，自从颜延年《五君咏》写了“一麾乃出守”之后，“出守”似只给人以离开京师的印象，但是贸然律唐，一概而论，那就失之武断了。谓予不信，请看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院记》“元和后二十四人”条目下公权首次在翰林的实录：

柳公权，元和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自夏州观察判官试太常寺协律郎，拜右拾道，赐绯，充侍书学士。长庆二年九月改右补阙。四年出守本官。

考唐·杜佑《通典·职官三》，知右补阙属中书省。又据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一绘制的《西京大明宫图》所列内廷官署位置来看，中书省与翰林院不仅同座大明宫内，而且前者相去至尊朝会听政的宣政殿比后者远为亲切。按徐先生的观点，这只能用“入”的，但却用了“出守”。

又，丁记“大和后二十人”条下云：

相，郑覃，大和三年九月二十一日自右散骑常侍充侍讲学士。四年三月三十日改工部尚书，六月十七日出守本官。

工部在“皇城”中央的尚书省内，虽在翰苑之外，但毕竟未出“禁中”，这又作何解释？同类例子，丁记之中不胜枚举，出此一斑，可窥全豹。

最不容置辩的是从外署进入翰林的例子，《唐语林》卷七：

李卫公（德裕，文宗朝数居相位）性简傲，多独居……唯与中书舍人裴璟相见，亦中表也。多访裴以外事。裴坡下送客还，公问：“今日有何新事？”曰：“今日坡下郎官集送苏湖郡守，有饯饮。见一郎官不容一同列，满坐嗤讶。”公曰：“谁？”曰：“仓部郎中崔骈作酒录事，不容仓部员外白敏中。”……卫公不悦。遣马屈白员外至，曰：“公在员外，艺誉时称，久欲荐引。今翰林有阙，三两日行出。”寻以本官充学士。

翰林可守，这个“守”作“居”解，徐先生的“不同其义”已经言及。“居翰林”在《唐语林》卷七中也有用例：

田军容致书曰：“伏以太尉相公，顷因和尚，方始登庸，在中书则开铺卖官，居翰林则倩人把笔。”

综上所述，差可得到如下结论：在唐时官吏陟黜，即从此官署迁往彼官署，不论离开国门与否，官场通语皆可得谓之“出守”。那么柳公权的“自司封员外郎（按属吏部）充侍书学士”即再任銮坡，自称“出守翰林”，真是不足吁怪。到了宋代，“出守”的如此用法似已不行，所以苏耆《次续翰林志》中的“翰苑题名”记叙进止即改用某时“除”，某时“罢”了。

柳公权《蒙诏帖》

释文：公权蒙诏，出守翰林，职在闲冷。亲情嘱托，谁肯响应，深察感幸，公权呈。

最后再谈议笔法：诚如徐先生所云，《蒙诏帖》结字“多松懈失势之处”但他只举出“感”

“权”二字。而我觉得《年衰帖》的弊病更为显豁。此帖开端签名的“权”字，倘右半鸱鸮缺两目不算了无来历的话，则被徐先生斥为“笔画简直不成结构”的《蒙诏帖》之“权”字，草法如此正也未逾绳检。

柳公权《年衰帖》拓本

释文：公权年衰才劣，昨蒙恩放出翰林，守以闲冷，亲情嘱托，谁肯响应，惟深察，公权敬白。

《年衰帖》虽只比《蒙诏帖》多五字，但“才”、“林”、“亲”、“情”、 “应”、“权”（结尾签名）诸字的结体乖张、笔序荒诞竟达《蒙诏》的三倍之多，这恐也不是徐先生能轻易开脱的。徐文所引黄山谷讚《谢紫丝靸帖》云云，讚的肯定不是《年衰》，因其既无一字牵掣，而且全然不如屈铁。通观气格，非复唐风，宛存宋法，“嘱托”字浑出米家机杼，岂能当此嘉誉？移品《蒙诏》却庶几近之，其前四行稳健雍容，殊类平原，后三行竦瘦险拔，（自“情”字起，颖不再沘，故“谁”字以下遂成渴笔。）酷似率更，正可看出师承二贤的余绪。浅人捉刀，宁能达此一间？

米芾《书史》有诗云：“公权丑怪恶札祖，从兹古法荡无遗。张颠与柳颇同罪，鼓吹俗子起乱离。”当然，襄阳之臧否人物每苦偏激，但说公权笔札并非十全十美却搔着了痒处，《蒙诏帖》即是明证。

要之，在无充分证据的情况下还是“维持原判”为好，持此相质，未审徐先生以为如何？

原载《书谱》一九八四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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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宝麟，1946年5月生于上海，上海嘉定人。当代中国著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学者，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沧浪书社社员。1964年9月入华东化工学院化机系，1978年10月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王力教授。198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82—1993年在安徽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工作，1993年12月调至暨南大学文化艺术中心，为该中心研究员，书法篆刻研究室主任，硕士生导师。2005年合并于艺术学院，今为博士生导师，暨南大学书法研究所所长。

来源：《抱瓮集》，曹宝麟著，文物出版社。
编辑：美学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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