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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仁尼琴｜一个分裂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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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分裂的世界

文章来源：豆瓣

译者：李嘉，林子劼，吕诗旸，马金馨，毛明超，施娱，袁翀校对：Cho

【编者按】索尔仁尼琴（1918-2008），俄罗斯作家，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1978年，他接受了哈佛大学的荣誉学位，在6月8日的毕业典礼上，发表了谴责西方文化的著名的哈佛演讲。题为《一个分裂的世界》。索尔仁尼琴讲俄语，现场有英语即时翻译。文末附【纪录片：对话索尔仁尼琴】视频。

我十分的高兴，能在这个场合与你们在一起，并且能亲自的接触到这所古老而享誉盛名的大学。我的祝贺与祝愿，送给所有今日的毕业生。

哈佛的箴言是“真理”。你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发现，而剩下的人也将发现，在生命长河之中，一旦我们没有全心全意的专注于追求真理，它便会逃离我们而去。甚至，当真理避开之时，幻觉依然游移不去，带来许多的误解。并且，真相几乎从来不是令人愉悦的，而是不变的痛苦。今天在我的演讲中，同样会有一些苦楚。不过我想强调的是，它们不是来自对手，而是来自朋友。

三年之前，我曾经在美国发表过一些言论，并且在当时显得不合时宜。然而，今天，许多的人同意了那些我当时所说的话……

分裂的世界

即使是匆忙一瞥，当代世界的分裂也是显而易见。与我们同时代的任何人，都已经做好了准备，将这世界看成是两极的力量，每一极都有能力彻底地摧毁对方。然而，对此分裂的理解经常被限制在政治概念的幻想之中，即危险可以通过成功的外交谈判来消除，并且达到武力的平衡。而真相是，这分裂的意义实际上更为深远，那裂缝远远超过一瞥所见。这深刻的、多样的分裂，承载着可能降临到我们每个人头上的各种灾难的危险。这与古老的真理一致，那就是，一个王国——在这里，便是我们的地球——一旦内讧，便无法长久。

当代诸世界

“第三世界”这个概念意味着：我们起码拥有三个世界。然而毫无疑问，我们拥有的世界还不止三个；只是我们之间相隔太远，以至无法发现。任何一个深厚而久远的独立文明都构成一个独立的世界，尤其是那些于一片广阔地域中得到传播的文明。对西方思维而言，这样的世界充满了谜语和惊喜。我们最起码可以把中国、印度、伊斯兰世界和非洲——若我们将后两者都看作紧密的整体——划入这个范畴。在过去的一千年里，俄罗斯文明也一直是个独立世界。正如今天的西方并不理解共产主义牢笼中的俄国，它也无法理解俄罗斯文明，因为它一直在系统地否认着俄罗斯文明的独特性——这样做是错误的。日本已日益跻身西方之列；而以我之见，以色列并不属于西方，因为从根本上讲其国家制度源自于其宗教。

然而，就在不久之前，新兴的欧洲世界还在轻易地掠取着一个又一个殖民地。它地域狭小，却无所不在；不仅没有遇到什么真正的抵抗，并且通常对被征服民族的生活中可能蕴有的价值嗤之以鼻。表面上看，这是压倒性的胜利，这种胜利没有地理极限。西方社会在胜利中扩张——这胜利属于人的独立与力量。然而一夜之间，但到了二十世纪，这力量的脆弱被发现。现在事实已很清楚，西方的征服只是昙花一现，不能长久；由此又暴露出那种带来了征服的西方世界观的缺陷。昨日的殖民关系今天似已颠倒；面对昔日的仆人，西方世界时有走上卑躬屈膝的极端。尽管如此，现在还很难估计往日的殖民地会给西方开出多大的帐单；即便西方放弃它仅剩的几块殖民地，甚至放弃它拥有的一切，也未必能抵得上这笔帐。

融合

尽管如此，西方仍然执迷于自己的优越性，并且固执地坚持着这一观点：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应当发展成熟而至今日西方体制的样式；在理论上，西方体制是最优的，而它的实践结果亦最具吸引力。有人相信，西方以外的各个世界只是一时被耽误了：罪魁祸首是邪恶的政府、深重的危机、其文明本身的暴虐，或是无法理解所采用的西方多元民主及生活方式的意义。人们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国家的进步。可事实上，恰恰是这个观念导致西方不能理解其他文明的本质，让人们陷入了将西方与非西方等量齐观的错误。在这个星球上，发展的真正面目并非如此。

人们对当代世界的分裂感到痛苦，因而出现了这样的安慰性理论：西方大国和苏联将走向融合。但这个理论忽视了一个事实：东西方并没有在发展中趋同；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和平演变。另外，融合的两者也必须接受对方的缺陷，而这实实在在是令人生厌的。

如果我今天身处祖国，那么在当今世界纷乱的裂痕中我会更关注发生在东方的灾难；但我被强力所挟，去国离乡已有四年，今天又是面对西方的听众，或许我对当代西方的一些观察会更让你们感兴趣。

勇气的衰退

对一个外部的观察者而言，勇气的衰退或许是西方世界最显著的特征。不管是作为社会整体还是公民个人，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政府、每一个政党（更不要说联合国了）中，西方世界都已丧失其公民勇气。这种衰落在统治集团和知识精英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观察者很容易以此推及整个社会。当然，尚有很多勇敢之士，但他们在公众生活中缺乏决定性的影响力。政府官僚与学术官僚在言行中透露出消沉、被动和迷失，在他们高深的理论中则更是如此：他们不断争辩将国家政策建立在软弱和怯懦之上是多么现实、合理，在理智甚至道德上有多么充足的依据。当这群官僚面对孤立无援的弱小政府、国家或是弱水潺潺似的潮流时，他们每每爆发出愤怒与顽固；但当他们面对强力的政府和威胁性力量，与侵略者和国际恐怖份子打交道时，他们却总是张口结舌、瘫倒在地。这种对比仿佛就是在重重嘲讽勇气的衰退。

这难道还需要人来提醒吗？自古而今，勇气的衰退总被认为是没落之始。

福祉

当现代西方国家被创建的时候，以下的准则早已被宣告：政府的意义在于为人类服务，而人类为了自由追求幸福而活（比如，可以参照美国《独立宣言》）。而今，几十年技术和社会的发展终于成就了如此的梦想：即福利国家的可能。每一个公民都被赋予了渴望已久的自由和物质享受，而这些很大程度上已做到了美轮美奂，从而理论上保证了对幸福的获得，虽然与此同时，这几十年来道德水平一直在走下坡路。但在这过程中，一个心理学的细节被忽略了：仍旧保留的对更多东西和更好的生活的持续渴望，和在追逐中的苦苦挣扎在许多西方人身上刻下了苦恼甚至是绝望的印记，尽管人们常常掩饰这样的心理。活跃且紧张的竞争渗透着所有人类的心灵，却没有打开一扇通往自由心灵发展的门。各类来自国家的压力之外的个人独立得到了保障；大多数人被赋予的福祉已到了他们父辈和祖父辈无法想象的程度；按照这些理想培养年轻人已成为可能——给他们创造强壮的体魄，快乐，物质拥有，金钱和休闲，甚至是没有尽头的自由和享受。那么现在，在一个国家的安全尚需要通过去一个遥远的国家防守来实现的荒谬的当今，什么人会应该与所有的保障断绝关系，又为什么要一个人冒着失去宝贵生命的危险，仅仅为了捍卫大众价值观？

甚至连生物都知道当极度安逸和福利的生活对一个生命而言变得习以为常的时候，这将不再有利。如今，西方社会生活的福祉那恶意的面纱已经开始被揭开。

尊法的生活

西方社会给它自己创造了最适合它目的的机构，建立在，我认为的，法律文字上。人权与正义的界限被一套法律制度所决定，尽管这些界限太过宽泛。尽管对于一个普通人而言，如果没有一个专业人士的帮助的话，法律太过复杂而不能被理解，但是西方人们已掌握了相当成熟的对法律使用、解释、掌控的技术。任何争执都可以通过法律来解决，并且这被认为是最至高无上的方法。如果一个人从法律角度来看是正确的，则无需更多的解释，没有人会提出这个人仍然并非完全正确的可能性，且要求自制；那种放弃法律权利的意愿，牺牲和无私的冒险：这听起来只会是荒谬的。人们几乎从来都忽略主动的自制。每一个人都在法律框架的极度边界上生活。石油公司购买一种新能源的发明以防止它的使用，在法律上是无可指责的；食品生产商毒化他的产品以延长保质期同样也是无可指责的：毕竟，人们有不购买的权利。

我在社会主义的统治下度过了一生，因此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没有客观法律制度的社会的的确确是可怕的，但一个除了法律制度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制度的社会也同样不值得人类生活。一个社会如果只建立在法律文字之上，而不再有更高的梦想，那是对人类崇高可能性的忽视。法律文字太冷漠而且太正式，因此无法为社会带来有利的影响。一旦生命的薄纱由法律关系织成的，世界就会被平庸道德的气氛所笼罩，从而麻痹人类最崇高的激情。

如果仅剩法制的支撑，在这个充满危险的世纪，我们将完全不可能经受住重重考验。　

自由的方向

在当今西方社会，不平等已经被披露为求善的自由和求恶的自由。想要有所作为、为国家办实事的政治家不得不谨慎行事，甚至蹑手蹑脚。他的周围有数以千计的感情用事、不付责任的评论家，并长期遭受议会和新闻的冷遇。若要取得进展，他只有证明自己的每一个举动都经过深思熟虑并天衣无缝。实事上一个杰出的独具天赋的个人鲜有机会为心中与众不同、别出心裁的创见争得主动。至一开始就有很多陷阱等候着他。结果，平庸之辈靠着被民主强加的束缚而获得胜利。

行政力的削弱随处都成为可能，且毫不费力。事实上，所有西方国家的行政力已经被急剧地削弱了。对个体权利的保护已经走向极端，导致社会整体在某些个人面前不堪一击。是时候让西方更多地捍卫个人义务而非人权了。

破坏性的且不负责任的自由已被给予了无限的空间。在人性堕落的深渊前，社会毫无防备。比如滥用对年轻人道德暴力的放任，电影里充斥着色情、犯罪和恐怖。这种放任被当作自由的一部分，而且成为年轻人不去观看和接受那些元素的选择权的理论对立面。条文主义式的生活已显出对抗恶的侵蚀时的无力。

法条（尤其在美国）已经宽松到不但鼓励了个体自由，还鼓励了某一些个体犯罪。对于这片犯罪的黑暗的阴影，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罪犯在众多公众保护者的支持下能过逃脱惩罚，获得不应有的宽恕。当一个政府开始对恐怖主义发起战斗，公众意见立刻指责其侵犯了恐怖主义者的公民权。此种事例还有很多。

自由向恶的倾斜已逐渐发生，但这不可避免地主要产生于一种人道主义的仁慈的观念——人性本善。世界属于人类，且所有生活中的瑕疵都是由错误的社会系统导致并必将被纠正。实在奇怪，虽然西方已经演化出最优良的社会环境，但仍旧有犯罪上演，甚至数量更甚于贫穷而无法治的苏联。（我们国家的囚营中有数量巨大的被押者。他们被称作罪犯，但他们中大多数从未犯下过任何罪行；他们只是试图当这个毫无法纪的国家采用法律体系之外的途径对付自己时作出抵抗）。

新闻的方向

新闻也享有最广泛的自由（我将用新闻这个词来指代所有的媒体）。但新闻把这种自由作何使用呢？

同样，这里主要的考虑是不违背法律条文。新闻对事实的扭曲和缩放不负有道德责任，一个新闻工作者对读者或历史负有何种责任？如果他们通过不实的信息或错误的结论误导了公众观点或政府，我们可有过任何公众识别和矫正这种由同样的新闻工作者或同样的报社犯下的错误？没有，这不会发生，因为这会削减销量。一个民族可能成为这样的错误的受害者，但是新闻工作者总能得以逃脱。我们可以轻松地假设，他会重拾自信开始写出相反的内容。

因为必须给出即时和可靠的资讯，有时就需要用臆测、谣言和假设来填满空白，并且从来得不到矫正，而是存在于读者的记忆中。每天有多少仓促、不成熟、肤浅和带误导性的判断得以传播，不经确认而蒙惑读者。新闻既能刺激公众意见，也能误导它。于是我们就看到恐怖主义者被英雄化，或者属于国家防御的秘密事件被公开披露，或者我们可能目睹打着"人人都有权了解一切"的口号无耻侵犯名人的隐私。然而这是一个错误的口号，错误时代的典型：人们同样有不知情权，而且它更为珍贵。这种权利使人们美好的灵魂免受流言蜚语和高谈阔论的骚扰。一种自省的人生不需要过渡信息的羁绊。

冒失和肤浅是二十世纪的心疾，并在新闻界比其他任何领域都反映得更严重。新闻界对问题的深入分析避之不及，却止于煽情的套话。

然而，如其所示，新闻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内最大的一股力量，超过了立法会和司法官。人们不禁要问：新闻的崛起是依仗什么法律？它又对谁负责？在共产主义的东方，新闻工作者无非是国家职员罢了。但谁赋予了西方新闻工作者权力，这种权力将维持多久，又是怎样的特权？

来自新闻被严格统一的东方的记者仍有另一种惊讶：他们发现西方新闻界整体内有一种共同偏好的趋势。这是一种潮流；新闻界内有普遍接受的判断模式和共同的利益，其整体效果是联合而非竞争。新闻有极大的自由，但受众没有。因为报纸总是着重强调那些和他们自己的观点和主流不公然抵触的观点。

思考的时尚

没有审查制度，西方的主流思潮被小心地和非主流分离。没有什么被禁，但是不合主流的思想鲜有机会得以在期刊上发表、出版成书或在大学内流通。法律上你的研究是自由的，但也受到时潮的制约。西方没有东方式公然暴力，但思潮的筛选和趋众的需求时常阻碍独立思考的人们把他们的贡献融入公众生活。有一种集群的危险趋势，消减了成功的发展。我已收到一些来自美国的高度智慧的人的来信，也许是某个偏远小学院的教师。假若不是因为媒体对他们不感兴趣而导致他们的声音无法在国内传播，他们可能为国家的复兴和拯救做出更多。这引发了强烈的大众偏见、盲目，在我们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非常危险。比如说有一些对当代世界时局自我欺骗式的阐释。它仿佛僵化的外壳笼罩着人们的思维。东欧和东亚十七个国家的声音都无法洞穿它。只有时局发生重大震荡才能击破它。

我已提及了一些西方生活的潮流给初登西方世界大门的访者带来的惊奇与震动。本次讲演的目的和范围无法允许我继续这样的评述——西方特征对国民生活重要方面的影响。比如在初等教育、高等教育……　

社会主义

尽管在过去几年西方世界受困于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其经济发展道路依然是全球公认的典范。然而，西方民众对于他们的社会（状况）并不满意。他们非难甚至鄙视这个未能达到人类自身成熟水平的社会。于是，许多执此观点的批评家转而投向了社会主义，而这样的趋势是相当错误和危险的。

但愿在座的各位不要怀疑我对西方体制提出个人批评的动机，这断不是为了让社会主义取而代之。这种取代曾在我的国家变为现实，亲身经历之后，我绝不会为社会主义说话。著名数学家、俄科学院院士伊戈尔·沙法列维奇先生曾著有《社会主义》一书。该书深刻的分析指出：任何性质、任何程度的社会主义都将导致人性的彻底毁灭甚至人类的灭亡。这本好书两年前在法国出版，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对其观点提出异议。此书不久也将在英美面世。

并非模范

但若要问我当今西方能否成为苏联的范式，我必须诚恳地做出否定。不，我不能把眼下你们的社会当作理想模型推荐给祖国的转型。深哀巨痛之后，我的国家所企及的精神高度使得西方世界变得不再诱人。精神资源的枯竭，甚至令那些你们生活中曾经鲜明的特点（包括我前面提到过的）逐渐褪色。

人性在西方衰落的同时，在东方的扎根和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曾经经受了远远高于西方的精神锻造，对于东欧人民，它长达三十年，而对于苏联人民——六十年。相较于标准的西方式福祉，生命的复杂和沉重在我们身上烙下了更强烈、更深刻也更值得玩味的民族性格。正因为如此，一旦我们的社会转型为你们的模式，那虽然意味着一些方面的进步，但更意味着在更重要的领域中衰落。诚然，毫无疑问，一个社会不能像我们的国家那样陷落于无法治的深渊。但我国若建立起像你们一样机械尊法的稳定社会，那便无异于自取其辱。经受长久的暴力和压迫之后，人的灵魂有了更高级、更热烈、更纯洁的追求。这种追求超越了现今普遍宣扬的生活方式，并不是对公共性令人作呕的侵入、进行精神催眠的电视节目和不堪的音乐所能够满足的。

对这个星球上任何角落的观察家，这一点都显而易见：西方的生活方式越来越不可能成为世界的榜样。

历史给予将要衰退或濒临灭亡的社会一些意味深长的暗示，艺术的颓败和杰出政治家的稀缺便是个中例证。当然，昭然若揭的警告也同时存在。只要失去电力短短几个小时间，你们的文明和民主的核心将不复存在，美国公民便将在转瞬之间沦为强盗，并制造惊人的破坏。这意味着社会的表面光鲜然而不堪一击，社会体制事实上十分不稳定且不健康。

然而一场为了这个世界的战争，一场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大战，并非对未来的臆测。它，已经打响。邪恶势力的全面进攻早已展开，你能感觉到他们的压力，但你的电视屏幕和报刊杂志里仍然充斥着程式化的微笑和高举的酒杯。这愉悦从何而来?

鼠目寸光

许多从你们这个社会涌现出的知名人物，例如乔治-凯南(译者按：George Kennan 美国政治学家，在1946年任驻苏联代办时向美国政府提出"遏制"政策)，说：我们不能把道德准则运用到政治上。于是我们混淆了正与邪，对与错，同时为这个世界上彻头彻尾的邪恶势力之最终胜利开道。而与之相反的是，只有坚守道德准则才能帮助西方世界对抗共产主义缜密的世界战略，舍此无它。任何现实的或偶然的想法都会不可避免地被战略所取代。而当这个问题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循规蹈矩的想法催生麻痹；而它使人无法认识到任何事件的大小与意义。

尽管有着充足的信息（又或许正是因为这样），西方世界很难正确地理解现实。部分美国专家会提出一些极幼稚的揣测：例如认为安哥拉会成为苏联的越南；或者阻止古巴在非洲的远征军的最好办法是特别殷勤地向古巴示好。凯南对他自己国家的建议——开始单方面裁军——也是一样。多么希望你们知道克里姆林宫里那些最年轻的官员是如何嘲笑你们的政治奇才的！就像菲德尔-卡斯特罗——他肆无忌惮地蔑视美国，把军队从你们国家的眼皮底下派遣去远征。

但是，最残酷的错误随着对越战的误解产生了。有些人渴望所有的战争都能尽快停止；另一些人认为越南或柬埔寨理应有空间实现民族自决（或者共产党自决），正如我们今天特别清晰地看见的那样。但是在一场种族屠杀中、一场置三千万人于痛苦的运动中，美国反战组织的成员们却渐渐开始背叛那些远东国家。听到那儿传来的哭喊了吗，那些狂热的和平主义者们？他们意识到自己今天的责任了吗？或者他们宁愿不听？美国的知识阶层丧失了勇气，导致危险进一步逼近美国。但是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你们那些短视的政治家，草草地在越南签下停战协议书，似乎给美国带来了一刻的无忧无虑；但是现在，一个百倍于越南的阴影正逼近你们。小小的越南已经成为一个警告和一个让这个国家鼓起勇气的机会。但是如果羽翼丰满的美国在共产党控制着的半个越南承受了彻底的失败，西方世界又如何寄望在未来屹立不倒？

我在许多场合都可以说，民主国家在20世纪还没有独自赢得任何重要的胜利；它总要依赖欧陆强有力的盟友,并从未质疑其哲学和意识形态。在二战对抗希特勒中，西方世界的力量显然足以击败希特勒。但他们没有选择这样做，而是为他们自己培养了另外一个敌人。目前看来，这是一个更可怕、更强大的敌人，因为希特勒从来没有像苏联一样有如此多的资源和人口，充满诱惑力的意识形态，以及如此众多来自西方世界的支持者——他们很可能成为一支新的第五纵队（译者按：Fifth column 意指内奸或叛徒。出自西班牙内战）。

现下西方已经有些声音要求从第三个权力中心获得保护以对抗下一次全球冲突（如果有下一次的话）；这么说来，这面盾牌就是中国。但是无论是哪个国家，我都不希望这种向中国寻求保护的结果会发生。首先，这注定又是一次与邪恶的联盟；另外，虽然这会给美国暂时的安全感，但随后当全幅美式武器装备的中国以及它的十余亿人民一起调转枪口对准美国，美国自己就会成为一次大屠杀的牺牲品，就像柬埔寨一样。

意志的丧失

并且——无论多么强大的武器都不能帮助西方世界，除非它能克服自身意志力的丧失。一旦心理上软弱，武器就会成为失势一方的负担。自我保护就必须有赴死的准备；而在物质条件优越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社会内却极少有此种牺牲的准备。什么都不剩了，只有让步、争取时间以及背叛。于是在耻辱的贝尔格莱德会议中，自由西方的外交官们软弱地放弃了他们的底线，这条底线是身陷囹圄的赫尔辛基观察团的成员们即使牺牲也要坚守的。

西方的思想正在变得保守：无论代价多大，世界局势必须像现在这样保持下去，不应该有任何变化。对维持现状的幻想令士气低靡，但这是一个社会发展将至尽头的征兆。只有瞎了的人才不会看见那些海洋已经不属于西方，而受西方支配的土地正在缩水。两场所谓的"世界大战"（它们目前看来还算不上世界范围）意味着小而进步着的欧洲从内部自我毁灭，进而成为自己的掘墓人。下一场战争（不一定非得是核战争，我自己就不相信会有核大战[就不相信非核战不可]）很有可能把欧洲文明永远埋葬。

你们的历史如此有价值，你们对自由的认识如此之高，并且显然对其投入如此之深，在面对这样巨大的危险时怎么可能丧失自我保护的意志力到如此严重的程度？

人本主义及其诸后果

这些力量之间令人不快的关系是怎样出现的？西方世界如何从曾经的胜利前行衰落到如今的病态？它的发展中是否有过致命的转折点和方向的迷失呢？事情看起来并不如此。西方社会在科技进步的帮助下一直在前行着，向着它曾经向全世界宣告的意图。然后突然之间它发现自己在现今这样一种病态之中。

这意味着，问题深及根部，在前几个世纪人类思考的最底层。我指的是当今盛行的西方对世界的看法,它最初诞生于文艺复兴时,自启蒙运动以降登上政治舞台。被宣告和保障的，相对于任何高于个人的力量的个体自治，它成了政府和社会科学的基石,可被称为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或人本主义式的人类自治权,宣称并强调该权天授。这也可以被称为人类中心说，把人看作是现存万物的中心。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文艺复兴导入的这一转向显然不可避免。中世纪寿终正寝,成了一种无可忍受的专制，被认为存天理、灭人欲（译者按：原译对中世纪的评价有失公允，讲者并未称中世纪本身专制，而是意指其气数已尽，故显得专制)。但是在那之后，我们背身离开精神追求，继而以一种过度且无来由的热忱，拥抱物质的一切。这种新的思维，把它的指引强加在我们身上，也不承认除汲汲以求在世的幸福外还有更高的追求。它将现代西方文明奠基于这一危险的倾向，即对人及其物质需求的顶礼膜拜。对于超越肉体康健和物质财富积累的事，人那一切更细腻更崇高的要求和特点，国家和社会均视若无睹，仿佛人的生活不存在任何更脱俗的维度。这就为邪恶大开方便之门,在我们这个时代,它已畅通无阻、屡见不鲜。仅仅自由绝不能解决所有关于人类生活的问题，反而会带来许多新的麻烦。

但是，在一些早期的民主体制下，比如在刚诞生时的美国民主，所有个人人权的赋予是因为人是上帝的创造物。也就是说，自由是在个人会履行他的宗教责任的前提下有条件地赋予个人的。这是之前一千多年的传承。在两百年甚至五十年前的美国，一个人并不是很可能仅仅因为他的直觉或者一时的兴致被满足，而被授予了没有限制的自由。然而随后，在西方所有人权上的限制都被抛弃了；人类彻底自由了，不再受缚于基督教时代的道德遗产，不再受缚于那些时代海量储备的慈悲和牺牲的观念。国家体制愈加物质至上，被彻底地物质化了。西方社会最终真正地，有时甚至过度地，保障了人权，但是人们对于上帝和社会的责任感却越来越淡漠。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西方思维里那种唯法式的锱铢必较和自私已经达到了极致，并且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一场精神危机和政治僵局。所有那些受到追捧的技术成果，它们头顶启蒙运动的进步光环，包括对于外太空的征服，都无法挽回２０世纪的道德破产。这种道德赤贫甚至晚至１９世纪都无人能够想象。

意料之外的血缘

当人本主义在它发展中变得愈加物质的同时，它也使自己更加得容易被，首先是社会主义，之后是共产主义，投机利用和玩弄，所以在1844年，卡尔?马克思可以说共产主义是自然化的人本主义。

这个论断后来被证明并非是完全不合情理的。你可以在世俗化的人文主义或者任何种类的社会主义的基座中看到相同的石头：无穷尽的物质主义；自由于宗教以及宗教责任，这种自由在共产主义政权之下发展到了反宗教独裁；注意力以一种看似科学的方法集中在社会架构上（这是18世纪的启蒙运动和马克思主义都有的特征）。果不其然，所有共产主义的无意义誓言和口号都是关于人的，这个带着一个大写M的人（人类的英文单词为man）和人的俗世幸福。初次看，这样的平行显得有些丑陋：现今的西方和东方社会在思考和生活方式中有着共同的特点。但是这就是物质主义发展的逻辑。

人文主义和物质主义的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极左的物质主义潮流常常以变得更强大，更有吸引力和赢取更大的胜利为结局，因为它更始终如一。缺少基督教传承的人文主义不能抵挡这样的竞争。在过去的几个世纪，特别是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目睹这过程的发生；而情况正变得更加有戏剧性，它已蔓延到了世界范围。自由主义不可避免地被激进主义所取代，激进主义必须降伏于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却无法阻挡共产主义的到来。东方的共产主义政权之所以能够维系并发展，是因为西方有许多知识分子给予热情的支持，他们感觉和共产主义者们有一种血缘关系并且对共产主义的罪行视而不见。当他们无法再这么做时，他们选择去为共产主义辩护。在我们的东欧国家里，共产主义遭受了一场彻底的意识形态上的失败；其结果是零甚至低于零。但是西方的知识分子们依旧饶有兴趣并带着同情地观望，这就使西方社会抵挡东方社会变得极其困难。

转折以先

在这里，我并不是在审视这种发生世界大战灾难的情况，以及它所可能带来的社会变化。只要我们在每天清晨在宁静的太阳下醒来，我们就必须去过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一场灾难已经持续了许久，这灾难就是世俗化的和非宗教的人文主义意识。

在这样的意识看来，人是判断和评价地球上所有事物的标准。不完美的人类，他从来没有从骄傲，自私，嫉妒，虚荣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的不完美中解脱出来。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着错误的结果，这些错误在路途的开始时就没有被注意。从文艺复兴一直到我们现今的时代，我们丰富了自己的经历，却失去了至高完整实体的概念，这个概念曾经约束着我们的激情和不负责任。我们在政治和社会改革中投入了太多的希望，却发现我们被剥夺了最珍贵的财产：我们的精神生活。在东方，它被执政党的交易和阴谋所摧毁。在西方，商业利益正要使它窒息。这是一场真正的危机。这个世界的主要地区正被相似的疾病所折磨，这比世界的分裂更可怕。

人文主义宣称人的出生是为了快乐，如果这是对的，那么他出生就不会死去；既然他的躯体注定会死，人生在世显然就有更为属灵的追求．它不可能是放纵地享受每天的生活。它不可能是先寻找获得物质财富最佳途径，继而欢乐地最大程度地利用。它必须是对一种永久而真诚的任务的履行，这让一个人的生命旅程有可能变得是一场道德成长的经历，这让一个人在离开自己的生命时能比他开始的时候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对普遍的人类价值观进行一番检讨势在必行。这些价值观在现今的错误使人震惊。对一个总统表现的评测不可能简化到一个人可以赚多少钱或者石油是否可以无限量供应。只有自愿的，有创见的自我控制能够使人超越这物欲横流的世界。把如今的自己归属于启蒙运动的僵化公式是一种倒退。在我们的时代的审判前，社会教条主义让我们完全无助。

即使我们逃过了战争的破坏，我们的生活还是需要通过改变来避免自我毁灭。我们不可避免地要修改关于人类生活和人类社会的的基础定义。人真的高于一切吗?真的没有更高级的神灵高于他吗？人类的生活和社会活动是否一定要在一开始就被物质扩张所决定了呢？让这种（物质）扩张来损坏我们的精神正直，这是否是被允许的呢？

假如这个世界还未到尽头，那它就已经到达了一个历史的大转折点，这个转折点的重要性相当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转折。这将迫使我们进行一次灵性的飞升，我们必须把视野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我们必须去到一个新的生活层次，在这个层次上我们呢的生理天性不会像在中世纪那样被咒骂，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精神生命不会像在这摩登时代一样遭受践踏。

这个上升类似于爬到一个新的人类学阶段。人无他路可走，除却——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