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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桑｜时间星丛中的游荡者 ———论本雅明现代性思想中的时间观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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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星丛中的游荡者

——论本雅明现代性思想中的时间观念^{^[1]}

Walter Benjamin

摘要：本文主要聚焦于本雅明的时间星丛概念，探讨谈论本雅明的时间观念。本雅明的现代性思考的根基就在于对时间的创造性阐释，即创造了一种与过去构成星丛关系的当下，从而摧毁和解构了现代性的时间观。在这样一种时间观中，历史被表述为过去与当下之间的辩证历史，直线历史时间被截停，被压抑记忆的乌托邦潜能得以释放，从而使得当下时间转变成为具有一个包含伦理力量的时刻。游荡者（Flâneur）正是这一时间体验的承受者和揭示者。

原刊发表于《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2019年第2卷第3期

胡桑｜时间星丛中的游荡者 ———论本雅明现代性思想中的时间观念（上）

三

在震惊体验出现的同时，街道上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游荡者（Flâneur），他们是一群现代历史中的漫游者和逃逸者，是一群对现代都市的人群感到惊恐与不适的人，他们就像马克思所谓的由于对机器感到震惊而无从适应生产流程的“非熟练工人”。但是，正是游荡者和非熟练工人对现代世界的震惊与无所适从，才能激发对另一种世界秩序的召唤，在这社会政治领域，这就是革命的起源。本雅明认为，游荡者诞生于巴黎，巴黎创造了这一类型的人。游荡者（Flâneur）这个词在1806年左右被发明出来，最初的语义是：“一种个体，其高度的个体性和内在性驱使他进入无限自我的浪漫旅程。”^{^[20]}在十九世纪中期尤其是波德莱尔的著作中，这个词的语义在现代经验的刺激下发生了变化，这也是本雅明所迷恋的语义：“游荡者向刺激（stimuli）开放，以缓慢、闲散的速度漫步于现代都市街道，他是现代性的观察者和记录者，一个现代主体的原型，激情而开放，克制又对事物充满赞赏，他是世界的客人。”^{^[21]}拱廊街中的“游荡者”也是那些“将自己遗弃在市场的幻境中”^{^[22]}的人。

19世纪的巴黎拱廊街

在《拱廊街著作》中，本雅明写道，“游荡者是市场的观察者。他的知识类似于关于经济趋势的神秘科学。他是关于资本家的侦探，被派遣到消费者领域。”（M5,6）^{^[23]}在《论波德莱尔的几个母题》中，他则将他们描绘成都市风景和现代经验的对抗者和批判者，同时也是体验者和记录者，以及时间旅程中的回忆者。游荡者的回忆正是伴随着对风景的凝视出现的，他们疏离于商品的风景，而不是对其进行膜拜。在现代性世界观中，“风景”（Landschaft, landscape）兴起为一种独特的认知装置，它最初是与透视法一起出现的，不过，游荡者看到的是一张异样的风景，一种内在的记忆风景。

游荡者并不利用风景（商品），而是通过疏离于都市风景获得与现代都市的梦幻联系。波德莱尔所谓的现代英雄（游荡者是其中之一）就是试图在对风景进行内在体验中统一主体与风景的现代人，他们通过游离于客体而不是征服客体取得一种密切的联系。对于波德莱尔而言，风景作为讽喻而出现。（J53,7）^{^[24]}都市游荡者在将人群和街道作为风景观察时，正是由于存在着疏远的距离，内在的记忆被召唤出来。在观看城市风景的同时，游荡者进行着一种向内的观看，这种交织着记忆的内观打开了风景之外更为渺远的时间维度。游荡者被过往的人群和街景所吸引，就像被突然涌现的记忆牵绊，如三岛宪一在《本雅明：破坏·收集·记忆》写道，“游荡者是室内都市风景中的追忆家。这种追忆就是无意志记忆（mémoire involontaire）。回忆突然袭来，经常会由以某件事为契机，回想起至今从未想起过的事情的情况。例如，由于突然见到了相似的人，而突然想起数十年前已经忘却的某个人。即使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也不稀奇。使遥远的过去和空间侵入现在。终于，转变到《关于历史的概念》中，也意味着实际发生过，以及有可能发生的事侵入记忆的维度。”^{^[25]}

19世纪拱廊街中的游荡者

本雅明笔下的游荡者不是一种割裂近代主体和理性的实践者，而且是其反讽者、逃逸者甚至摧毁者。游荡者会在十九世纪清晰的风景中发现一种混沌的梦幻，这种梦境起源于非主体化的记忆。本雅明在《拱廊街著作》一条笔记中写道，“街道将游荡者引入了一个消逝的时间。对于他而言，每一条街道都是陡然下降的。街道向下指引，如果不是引向母体，至少是进入过去（Vergangenheit），过去可以更引人入胜，它不是游荡者自己的，不是私人的。无论如何，街道总是保持童年的时光。”（M1,2）^{^[26]}

波德莱尔就是一名身处密集人群中的游荡者，他既喜欢在人群中被推搡的感觉，又与他们保持距离。他的诗歌处理的主要就是这种置身人群中的经验。波德莱尔既是一名游荡者，又是一名沉思的叛徒。本雅明解释道，“流动的具有自己灵魂的人群闪烁着令游荡者感到眩惑的光芒，但这种光芒对于波德莱尔来说则显得越来越黯淡。”^{^[27]}游荡者有时候会毫无保留地认同人群，陷入人群的晕眩感中，而波德莱尔则守住了自己的差异性，并用这种差异性与这个时代进行沟通。波德莱尔在震惊体验中领悟的是时间的幻灭感，时间变得更加悠远，而不再是商品时代对过时的遗弃。本雅明写道：“波德莱尔顺从地对逝去时光致敬，那些时光以过时之物为伪装而逃离他。”^{^[28]}这种时间在波德莱尔的“通感”（correspondence）概念上得到了体现。本雅明发挥了波德莱尔的这个概念，并使波德莱尔超越了游荡者。

沃林在《瓦尔特·本雅明：救赎美学》中指出，通过通感理论，“波德莱尔得以召唤出集体经验意象、在他眼前迅速消失的东西的最后的基本存在”。^{^[29]}也就是说，感应在现代经验中发掘出了一种辩证影像，在这种影像中，过去和当下建立起星丛关系。能与世界进行相互应和的人打通了过去与当下之间的隔膜，创建了一个过去与当下的相似性星丛。过去侵入了当下，未完成的过去在当下得以实现，也可以说，当下改变并补救了过去。正如玛德莱娜点心的出现重构了马塞尔的记忆，过去的复现也填充了当下而使当下具有了别样的意味。但是，波德莱尔唤起的记忆与普鲁斯特的记忆并不完全一致，本雅明指出：“普鲁斯特的追忆留在了现世生活的界限之内，而波德莱尔则超越了现世生活。”^{^[30]}

《瓦尔特·本雅明：救赎美学》

理查德·沃林著，吴勇立、张亮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年

本雅明发现，现代的技术复制导致了光韵的衰落，波德莱尔则服从于这一衰落过程。不过，乔治·迪迪-胡贝曼（Georges Didi-Huberman）在《光韵的假定：当下、往昔与现代性》中认为：“如我们所知，本雅明说过在现代的‘光韵的衰弱’（decline of the aura），但是对他而言，‘衰弱’并不意味着消失。而是意味着以新的方式前行、趋向、脱轨或转变（犹如拉丁语中的‘衰弱’[declinare]）。本雅明的阐释有时会令人怀疑他对光韵的态度是否并不存在矛盾，或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否不该用他的‘早期思想’反对他的‘成熟’观点，不该用他关于摧毁光韵的（准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对他关于重建光韵的（准弥赛亚主义）思想。”^{^[31]}光韵指示着影像的起源本性，所谓起源不是逆流而上，而是事物生成与消失过程中的涌现。这样，光韵不是一种不可溯源的事物，而是在当下变形中的涡流，现代世界中枯萎的光韵会以新的形式隐匿其中，等待被重新表征。但此时的光韵已经褪去了膜拜性而获得了展览性，也就不再是本雅明意义上的光韵了。

波德莱尔在全景画中的虚假风景中看到了十九世纪幻境的来源。在记忆的被扭曲中，一个时代成为一个讽喻（Allegorie），这个讽喻增加了游荡者即回忆者对被扭曲的相似性世界的乡愁。现代性就是一个对过去的讽喻。本雅明也是这样处理巴洛克时代的悲悼剧的，只有当悲悼剧成为一个讽喻的时候，世界才呈现出被摧毁的碎片状态。全景画的幻境在诗人波德莱尔手中就转化成了一个讽喻，在这个讽喻中，波德莱尔看到了光韵的枯萎，不过，在光韵毁灭的瞬间，光韵所具有的救赎意义就闪现了出来。历史学家就是这样的人：扬弃过去，在摧毁过去的同时救赎过去。当传统的光韵衰落之后，它就变成了被压抑的、失败的过去，从而转变为一个危机影像。此时，现代世界终于迎来了收集历史碎片的拾垃圾者。他收集着资产阶级文化史中被遗弃的事物及其未完成的希望，这个危机影像闪现的时刻，也就唤醒了一个当下从而使当下变得可以辨认。

在现代社会，光韵在枯萎的过程中释放出了无限的乌托邦潜能，批评家或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去表征这些潜能，从而被当代人认知，光韵在乌托邦共同体的体验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本雅明在《论波德莱尔的几个母题》中写道，“对光韵的体验在根本上是把人际关系中常见的那种通感转用于无生命物体（或自然物）与人之间的关系。”^{^[32]}一个相似性的世界在光韵体验中复现了。现代技术中的摄影是对光韵的摧毁，因为他们记录我们的面貌，记录事物，但是不对我们的凝视做出回应。然而正是这种摧毁才使光韵进入了本雅明的视野，变成了一种求救信号。

本雅明肯定进步论一定的批判作用，即当进步论尚未成为作为整体的历史进程的标志时，它可以从历史目的论中解脱出来从而批判社会的某些倒退，这样进步才能够重新变成一个辩证的历史过程：“在一瞬间，但进步概念不再是获悉特定历史变化的尺度而成为被用来测定历史的传奇式开端和传奇式结尾之间紧张关系的尺度，它就必然违背历史批判理论。换言之，一旦它成为作为整体的历史进程的标志，那么它就预示一种非批判性的实体化（Hypostasierung），而不是一种批判性的质疑（Fragestellung）。后者在具体的历史评述中可以从如下事实来辨认，即，它至少敏锐地概括出倒退，正如它同样敏锐将每一次进步带入视野。”（N13,1）^{^[33]}只有辩证的历史，才可以随时停顿下来，为被压抑的记忆的到来留出空间，才能批判、实践、开放、创造自身，意识到当下历史的梦想、缺陷、断裂、不足、被压抑的因素和未完成性。历史只有意识到了伦理属性，才能够救赎自身。或者，反过来说，只有对记忆的重新开掘，才能释放出被当下遗忘的乌托邦梦想，所以，记忆也就构成了对处于迷幻中的历史的一次意外打断。于是，本雅明敏感于他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的危机，却选择将毕生精力用于研究上一个世纪的拱廊街，正是试图回到现代性充满可能性和梦想的时代，为二十世纪的历史寻找解救的想象资源。如果说，豪斯曼拆除巴黎旧城建立各种通畅、一目了然的通衢大道，是服务于一种清晰、景观化的线性现代时间，那么，本雅明在由豪斯曼奠定格局的现代巴黎城中发现了正在消失的拱廊街，它承载着本雅明的哲学梦想：恢复混乱、混沌的时间的地位。在拱廊街内部，古代与现代、陈旧与时新、私人与公共、室内与室外相互渗透、交织，并没有清晰的界限。拱廊街内部凝聚着一种特殊的现代时间，在这种时间里，作为起源的伊甸园/无阶级社会随时可以被召唤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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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胡桑，1981年生，哲学博士，主要从事欧陆哲学与文学中的伦理问题研究和当代诗学研究，现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