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舞台其实连接着社会——更激烈的对抗，更无力的交流？

新京报｜文化现场

撰稿｜王一平

摄影：王犁

在《孤寂棉田》的宣传语上，赫然写着这样一句话，“《等待戈多》之后又一部法语戏剧的峰巅之作”。其作者为法国当代剧作家贝尔纳－玛丽·科尔泰斯（Bernard-Marie Koltès，1948-1989），他被视为“贝克特的接班人”，代表作有《森林正前夜》《孤寂棉田》等。该剧讲述了一个推销员与顾客之间的故事，两人的对话贯穿始终。在大量的“独白式”对话中，展开关于欲望与买卖的交锋。在这个过程中，交流与隔阂、碰撞与冲击随之发生。

这部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的剧作，某种程度上影射出了当下的现实。在多元价值观并行的当下社会，不同的声音与观点碰撞出无数的争论，但这种交流往往不得其要，乃至最终走向对抗。从法国黄背心运动到西班牙的示威游行，观点表达逐渐以更激烈的方式呈现，矛盾双方却往往无法实现真正的交流。

这也正是《孤寂棉田》所试图传达与表征的。两位主角通过台词传达出巨大的信息量，然而彼此似是自说自话，各执一词，互无交融。从具体内容而言，买卖这一行为表面上将两人联结在一起，自始至终两人却未曾点明买卖的具体所指与欲望的现实载体。

这种含糊不清构成了文本解读的多义性，观众在演出中看到多元，也看到对抗，却不能把握交流与对抗的具体内容。而棉田，则更是一种抽象的氛围，如同《麦田的守望者》中的麦田，它为人类的活动提供了一片广阔的场域，反过来又衬托出个体的孤寂。在导演的讲座中，针对文本的多义性以及其与现实世界的关联，他亦讲述了自己的看法。

《孤寂棉田》导演阿兰·迪马尔在活动现场。他也是法国奥勒剧院艺术总监，曾获2003年“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和2008年“法兰西国家功绩骑士勋章”。

三种声音：交流的受挫

《孤寂棉田》在舞台上呈现了三种人物——西装革履的买家、衣着随意的推销员与坐在角落里现场演奏爵士鼓的音乐家。买家与卖家来自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他们在偶然的机会里相遇在一个破败的城市角落。如舞美所呈现出的道具——废弃的沙发、凋敝的墙壁与堆积的落叶构建出一个萧瑟的场景，如同所有城市化进程中被抛弃的角落。

《孤寂棉田》剧照

某种程度上，这一场景是推销员的主场，他穿着随意的皮夹克、休闲裤和运动帽，其“零余者”的人物形象与废弃的房屋相得益彰。而西装革履者的到来，如其在台词中所提到的，源于一次偶然的电梯下坠。两个人便在这样的场合中试图构建出买卖关系，而音乐家则成为观察者。

吊诡的是，在两人的唇枪舌剑之间，却从未言明其试图买卖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如同《等待戈多》中的“戈多”一样，买卖成为一个虚空的象征性符号。导演阿兰·迪马尔认为，这两个人物都是非常孤独的，而这出剧本质上是两个非常孤独的人在对话、相遇。

他进一步延伸说，这种状态是普遍存在的，在法国的城市和乡村，都有很孤独的角落；在中国，有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亦有与世隔绝的乡村。现代社会的差异与隔离无处不在，无论是城市与城市，还是城市与乡村，交流都是很困难的。这种无法交流的状态正是这出戏所试图传达的。

这种类似的表达在当代背景的文艺作品中并不少见，如2006年的电影《通天塔》。该电影讲述了分别发生在墨西哥、摩洛哥、日本的三个故事，三个部分聚焦于不同的人际关系，故事走向也各不相同。无论是夫妻、亲子或陌生人之间，交流的隔阂与无力无处不在。

电影《通天塔》剧照，菊地凛子饰演的聋哑女孩试图与他人产生真正的交流，却处处碰壁。

电影的名字“通天塔”的寓意也正在于此，“通天塔”为宗教传说的高塔。据《圣经》相关篇章记载，人类试图建造通天塔以通向天堂，上帝为了阻止这一计划，便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从而无法交流，通天塔也未能建成。在阿兰·迪马尔看来，这也正是西方文化中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即如何实现互相交流与理解。

他以“微信”举例，将这一问题延伸至当下社会。“微信”在中国的普遍使用让他难以想象，他提出，很多人接受了这一现代科技，那不使用微信的人是否就被抛弃了，“在我们的意识当中，我们都希望接受别人，去接受一个住在乡村与山间的人，这个人可能连微信都不用，但我们仍然需要接受他”。

这也正是阿兰·迪马尔对这部剧的理解，即接受差异性，接受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人。他指出，在两个人物的对话中，我们可以提炼出面对现实生活的很多感悟，而我们所需要做的，便是将这种态度一以贯之到我们对于当代世界的看法当中。

贝克特与科尔泰斯：生存到政治

当我们面对文艺作品时，其背后的时代性是不可忽视的。正如法国大革命之于《九三年》、“爵士时代”之于《了不起的盖茨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于海明威。文学作品伴随着时代变迁经历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的潮流更迭，戏剧是这种潮流变动的参与者。

如阿兰·迪马尔所提到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戏剧家们以小资产阶级的眼光看待世界，呈现在舞台上的便是一个现实主义的现代社会。到了二战以后，社会现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戏剧家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与表达内容也有所不同，《等待戈多》便是这样一个例子。

这部作品在当下已被视为当代艺术的经典作品，然而这部戏在1953年初次登场时并未马上收获好评。“戈多”的缺席令观众感到困惑，“戈多”是上帝？是某个人？是死亡？是快乐？“戈多”到底是否存在？这些无解的问题，也从侧面反映出贝克特通过作品传达出的思考。

摄影：王犁

阿兰·迪马尔认为，贝克特提出的是哲学问题，是生和死的问题，是人类会永远重复提出的问题，即“我们生活的到底是怎样一个世界”。在等待戈多的舞台上，一棵没有叶子的树取代了具体的场景，面对舞台，观众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做什么？”

他进一步阐释说，“就像我们现在一样，我们在讨论问题，然后呢？我们好好吃一顿、睡一觉，然后呢？我们像小孩子一样不停地追问为什么，然后我们就处在了一种生存的不可思议、神秘当中。”贝克特提出了关于生存的本质性的问题，但他并未与社会现实做更多的连接。科尔泰斯继承了这种思考，与此同时纳入了他对政治与社会问题的看法。

具体到《孤寂棉田》这部剧而言，我们或许可以将其理解为关于身份与阶层的思考。相比于文字的多义与留白，舞台呈现相对而言则较为直观。因而，当人物出场时，如导演所解读的，从他们的穿着、言行便可看出其所代表的阶层面貌。

《孤寂棉田》人物出场造型

买家穿着讲究，言语间喜欢使用各种修辞、并在无意中透露出自己的住所是城市中的高楼大厦。而推销员则更为随意、直接，言行间甚至有些鲁莽。两者代表的，或许正是两个阶层的对话，是中产精英与底层市民的一次偶然相遇；而舞台角落的音乐家，则代表了第三类人，社会的观察者、艺术家，或者说正是创作者本人的化身。

他们在交流中脱掉衣服，用泥浆为自己涂抹面具，然而这种试图消弭差异的做法似乎并非真正起到作用。与此同时，交流的过程亦伴随着双方的力量增减，在故事的一开始，观众可能会误以为推销员所代表的底层是强势的一方。结尾时，当代表着精英阶层的买家说出这句——“那么，武器呢”，我们才意识到，在这场阶层对抗中，真正的强势方是哪边。

摄影：王犁

当下到未来：多元与对抗

因而，从上面的分析中不难发现，表面上看《孤寂棉田》是关于交流，最终指向的却是“对抗”。这种表达，又是否与当下的现实产生了一定的吻合呢？导演阿兰·迪马尔援引一位观众的总结，指出这部戏有四个关键词：人、动物、身份、欲望。

在他看来，两者所代表的阶层都试图摆脱动物性，以作为现代的文明人生存。这是两者共同的身份认同，也是他们所竭力实现的目标。而欲望则是联结的纽带，在欲望的原动力下，他们相遇，并试图进行交换，以实现各自的追求。戏中的两人交流失败，从而走向对抗，舞台上的音乐家对此则始终保持着克制的旁观态度。

戏外的导演对于这个结局则秉持着另一种乐观的态度。他认为，交流仍然是一种可能。在当下的社会，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文艺作品，“对抗”似乎都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无论是现实中频繁发生的示威运动，还是2018年的法国电影《开战》中，为了维护劳工权益而选择自焚的工会领袖，这些例子无疑都彰显出当下社会氛围的一个侧面。

2018年法国电影《开战》讲述全球化背景下，工人为了争取权益而采取激烈手段进行抗争。

尽管如此，全球化与科技的发展的确在客观上加强了全世界的联系，这一点也构成了当代文化多元性的重要基础。在当下，我们可以看到，以美国普世价值观为导向的漫威电影可以在中国引发一次次的观影狂潮，讲述西方童话故事的《冰雪奇缘》可以在韩国受到热烈追捧，而韩国电影《寄生虫》又反过来在北美大受欢迎。这些例子表明，在当下，多元与包容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

戏剧界同样如此。阿兰·迪马尔在讲座现场提到的80年代以来欧洲剧场的三种趋势便是佐证。他指出，欧洲戏剧在当代有以下几种新的发展趋势：第一，从1985年以后，法国逐渐向世界开放，开始接触更多的科技，一些与其他媒介融合的“交互式戏剧”开始出现；第二，2000年以来，集体创作逐渐盛行起来，导演、剧作家和演员聚集在一起进行创作，最终呈现出一个“舞台文本”；第三，做戏剧的人对于其他艺术形式开始表现出更多的兴趣，如马戏、音乐、舞蹈、影像等与戏剧的融合。

此外，他还特别提到一种现象，即当下的很多戏剧不再将剧场作为约定俗成的演出空间，相反，他们开始去其他地方，如废弃的工厂等非戏剧空间进行演出。从这几点中不难看出，多元与交融正在成为当代戏剧进行创新的一个重要突破口。而在纷繁的现象背后，阿兰·迪马尔提到了这样一个共同的趋势：“戏剧人想要更多的空气、更自由的创作，想要鲜活的戏剧”。某种程度上，这也正是当代文化所试图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