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dex}}/{{bigImglist.length}}

死亡教会我的，哲学从未有效讲述过

{{newsData.publisher_name}} {{newsData.update_time}} 浏览：{{newsData.view_count}}

来源 | {{newsData.source}} 作者 | {{newsData.author}}

当今法国极具影响力的思想写作者米歇尔·翁弗雷可谓著作等身，自称“田野哲学家”的他迄今为止已就许许多多主题写过八十多本书。可他说，有一本书却是所有这些书的“最终归宿”，“就像河流终有一天要流入大海”，难怪该书出版仅3个月就卖破100000册，并获得当年（2015年）法国《阅读》杂志“最佳哲学书籍”的荣誉。

2010—2013年，米歇尔的父亲和爱妻相继离世，在他将“灾难化为坚贞”的过程中，这份至亲至爱之人“死亡”的遗产最终结出了果实。这颗“果实”并不苦涩和酸楚，而是带着米歇尔对生命和死亡、自然和文明之沉思的甘甜，米歇尔正是要用它来赞美这份遗产。这种无名的力量从何而来？说到此，就不得不提及将他生命切成两半的翁弗雷老爹的死。

自然的弃儿：现代人生存启示录

作者：米歇尔 · 翁弗雷

译者：缪羽龙

定价：88.00元

拜德雅丨长江文艺出版社

我父亲长时间都是一个老男孩，很晚还是这样，直到38岁生下我。因此，我10岁时，他48岁；我20岁时，他58岁。也就是说，在跟我同龄的孩子和青少年眼里，他是一个老先生，以至于在寄宿学校，我的同伴们偶尔还误以为他是我的爷爷。赞同其他人的这种看法，认为他是我的爷爷而不是我的父亲，那是对父亲的背叛；如果不赞同，便是一个老到的孩子——就像在残忍的环境中长大、变得像水里的一条食人鱼一样的孩子会这么说。拥有一个年长的父亲，年少的时候就应该面对诸如此类的恶意；慢慢地，我们就知道，拥有一个年长的父亲是运气，是一个礼物。那时我们会发现，自己拥有一个睿智的父亲，他举止泰然、沉稳安静，褪去了青葱岁月的矫揉造作，真实，而不再受云雀镜子的诱骗，在社会上到处炫耀。

父亲通过树立榜样而不是故弄玄虚的说教，在不知不觉中，以这样的方式教会我，他所生活于其中的时间是维吉尔的时间：工作的时间和休憩的时间。流行的时间、现代的时间、被挤压的时间、急迫的时间、匆忙的时间、速度的时间、缺乏耐心的时间、做事虎头蛇尾的时间对他来说是陌生无觉的，我的父亲活着一种与田园诗（Bucolique）同时代的时间，田间劳作和蜜蜂的时间，季节和动物的时间，播种和收割的时间，出生和死亡的时间，婴孩闪亮登场和祖辈消亡的时间。

没有什么能够扯断他与这种时间的关系，在这种时间中，古老之物比某些活着的同样的东西有着更优先的位置。对于他的父母和祖父母，他没有拜物教信徒（fetichist）式的和哭哭啼啼的祭拜仪式，但是，当真的要他说说翁弗雷老爹的时候，大家都能感受到他提起他父亲时重新拾起的过去的确实可信的话语，一种沉甸甸的、强健的、有力的话语，一种与某个特定时代同时代的话语，在那个时代，词语拥有意义，一种接受了布道所馈赠的价值、所说之物有着律法的力量的话语。在我孩童之时寡言少语的父亲却教会了我如何领会言中之意。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他叫我来到门槛边，向我描绘天空：大熊星座、小熊星座、大战车星座、小战车星座，这是北斗七星，那是狐狸座，它嘴里叼着一只鹅，这个位置是一条飞鱼，那个位置是一只鸽子。此外，他还教我什么是时间和绵延，什么是永恒和无限，通过向我讲解某些特别遥远的星星，它们在几十亿年前发出的光直到现在才抵达我们，而它们可能在几百万年前就陨灭了。

因此发现时间的浩瀚和我们生命的渺小也就认识了崇高，而发现了崇高，也就会向往崇高并希望在崇高之中有一席之地。一言以蔽之，通过这样的方式，我父亲给我提供了一种最高质量的精神训练，使我找到我在宇宙中、在世界中、在自然里并因此在人群之中的准确位置。向着苍穹攀登（Monter au ciel），这个用于教理问答的表达方法，因此也可以以异教的、内在的方式来理解，用一个非常恰当的词语来说：哲学的方式。对于那些懂得凝望苍穹的人来说，缀满星星的天空提供了一种智慧的教导：消失就是显现（s’yperdre, c’est se trouver）。

北方找不着北了

北极星在这种智慧的教导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父亲，这个除了过有道德的生活外从来不会给人上道德课的人，教会我这颗星是第一个起来，最后一个躺下，她永远准确无误地指示着北方，在很多情况下，当某人迷路了，只要看看她就够了，因为她指引我们朝哪个方向走，从而拯救了我们。这是父亲给我上的一堂天文学课，确实，也是一堂哲学课，更是一堂智慧的课程。他深知我们缺乏一个实存的基准点，使人能够过上这样的生活，这种生活配得上生命这个名字，他给了还是孩童的我一副脊梁，让我展开我的存在。

我父亲和我还有过一个跟北极星有关的故事。我在8岁还是9岁的时候，有一次在田里帮父亲种土豆，他用锄头挖了许多有规则的坑，我则把土豆放到坑里面，偶尔也会放到坑边。他弯着腰，双腿直立，有规则地前进，就像一台调校良好、上了润滑油的机器；而我，勉强地在地上拖着我的筐子。他寡言少语，而我则一直说个不停，他因此也会偶尔温柔地指责我一下。许多百灵鸟在我们头顶唱歌，她们唱得筋疲力尽了，有时候就会从空中落下来。

一架飞机在碧空中留下一道痕迹；我就问父亲，要去哪里才能搞到一张免费的机票。这个问题是荒唐的，因为那时候家里连买最基本的必需品的钱都匮乏，并且对于一个父亲是农业工人，母亲是清洁女工的孩子来说，我有一天能够实现这个欲望的社会学可能性小之又小——更别提给我父亲的这个身体一个欲望了，因为他从来都没有表现出有任何欲望。他一无所有，因此也拥有一切。既然拥有一切，那还有什么必要觊觎别的东西？所以在父亲节送礼物就会迎面碰到这种禁欲主义：送一本书？他不会阅读。送一张唱片？他不听音乐。送条围巾？他从来不戴。送条领带？他已经有一条了。送瓶葡萄酒或者香槟？他不喝酒。送几支雪茄？他喜欢自己卷烟，唯一的乐趣就是周日抽几支玉米纸卷的吉坦（Gitane）香烟和在节日里抽一支小雪茄（cigarillo）。没有钱上餐馆、影院、剧院，也从不休假，如果休假，也是为了去另外一个农场工作。

我父亲没有回避我的问题，而是回答道“在北极。”我不记得我当时的反应了。也许很惊讶，但肯定问了“为什么”——他是不会回答这个问题的——我记不太清了。几年后的1981年，他刚刚到60岁，经医生诊断患有真心痛，接着开的药方是冠状动脉双重搭桥。在医院的病房里，我忽略了保持沉默的明智技艺，跟他说话，就像22年来一直如此。我向他重新提起这个问题，我问他是否还记得他的回答；他反复说道“是的，当然记得，是北极……”我很确定地问为什么——然后得到了一个典型的回答，“我也不知道……就是这样……”

20年之后，很庆幸我的父亲能活到这个年纪，我向他提议去北极旅行庆祝他80岁。也去接近接近我们的北极星。从来没有离开过村庄、从来没有坐过飞机、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母亲超过一天的他，接受了我的提议。我们去了那里。我们见到了北极、北极熊、冰川、伊努伊特人（Inuit）、月球的地质，拥有所有可能颜色的水——从绿松石色到天青石色，从灰色到黑色，从绿色到紫色，我们吃了生的海豹肉，我们嘴里沾满了新鲜的血，他和我一样狼吞虎咽地吃下肝脏，把这只搁浅了的动物的眼睛切成两半以便吮吸眼球的晶状体，吃了熏制的鲑鱼，干干的，挂在屋外，咀嚼过逆戟鲸的皮，我们还笑过许多次围在篝火旁的牙齿掉光了的伊努伊特人，我们见过一条鲸鱼（cétacé）掠过水面，但不是蓝鲸（baleine），当鸟儿慢悠悠地滑翔的时候，我们差点摸到它们了，它们就在我们头顶叫唤。在《北极的美学》（Esthétique du pôle Nord）这本小书里，我记述了这个故事。

一开始，我父亲有点失望，他没有看到他可能期待的东西：冰做的雪屋让位给了有着像寓言中的触角的木屋；皮筏艇和划桨手被机动船取代了；雪橇犬被大型的4×4越野车和轰隆隆的四轮摩托车取代了；地球变暖使那里一到夏天就冰川融化，不断来来往往的机动车辆弄得到处尘土飞扬; 神话传说中的伊努伊特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喜欢吃糖、肥胖、牙齿脱落、嗜爱可乐、抽烟、在来访者的行李中搜寻大麻——我没有这个东西，我只带了一瓶庆祝生日的伊甘酒——的伊努伊特人。熟悉动物、石头和死者的魂灵的巫师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食用圣体饼的福音传教士。

北方找不着北了。当我正为组织了这次旅行而后悔不已时，看着远处一座冰山，在一座小山丘上，面对着蓝得近乎黑色的海水，我想起了叔本华的话：欲望是永远得不到满足的。对于我的“为什么”的问题，我父亲已经成功地给我提供了回答。还在他年轻的时候，在他那人畜同住一室的农业工人房里，冬天冷得水槽里的水都结冰了，他却在读保罗- 艾米尔·维克多（Paul-ÉmileVictor）。对于我父亲来说，斯堪的纳维亚的名字就意味着家族世系与维京人在诺曼底的土地上上千年的共存，所以事实上我可以想象，这个极北地区，这个众源之源、世系的世系对于父亲有怎样的异域情调。

但是，如果说我父亲因为没有看到他想看的东西而一时失望不已，他也看到了他没有预料到的东西。有一天运气不好，一头熊出现了，使我们无法离开我们的小屋，那个为我们作向导的伊努伊特人，阿塔塔（Atata）（伊努伊特语中的爸爸）就开始给我们讲述他们民族的神话。他把手伸进一个用海豹皮做的袋子里，拿出一根用动物的神经制成的细绳，随意地串着他先前放在桌子上的哺乳动物的骨头，一边给我们讲故事。他把神话和与他的生命和他的村庄有关的趣闻逸事混合在一起。他用自己的语言讲述，与他一起工作的两个海员将之翻译成英语，我们再翻译成法语。

阿塔塔有着一张被寒冷和阳光弄皱的脸，光滑、扁平，只有他的眼睛把它从水平方向上分开，阿塔塔是村庄的长辈、老者，阿塔塔是半萨满半牧羊人，两个海员的导师，他说话的时候有点颤抖，停止说话的时候，声音中带着呜咽，接着就是沉默，像永恒那样绵延的沉默，直到他用拳头敲击着桌子，然后擦干他的眼泪。这个有着粗犷个性的古稀老人，对比他年纪还大的我的父亲总是投以对待老者该有的目光，有天晚上，在一个岛上，乱石之中一堆柴火旁边，他不知道从哪里搬来一张椅，为了我父亲能够坐一下，阿塔塔此举让一群人全部惊呆了。伊努伊特语和英语之间的摆渡者沉默了。一段长时间的沉默笼罩着这间熊用手掌一击就能推倒的木制小屋。

牙口不好的伊努伊特人给出了解释：老人重提了一个恐怖的故事。在冷战期间，当美国和苏联正考虑发动一场核战争的时候，北极是一个战略区域。此外，格陵兰岛的一个基地使得美国人能够运送他们的武器到北极——一个由原子弹装备的轰炸机甚至还曾在那里因登陆操作失败而沉到冰下面去了，一起沉下去的还有它携带的致命武器。

在这个时期，为了占领最北地区，美国人还流放了很多伊努伊特部落到那里，他们带着家庭、妻子和孩子、老人，带着他们打猎和捕鱼的简陋工具，他们的海豹皮小艇，他们的狗和雪橇离开居住地。根本不考虑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纬度最高的北极，冰也最厚，因此根本无法穿透冰层来捕鱼。伊努伊特人又再次出发往南迁移，为的是不至于饿死或者必死无疑，因为海豹给了他们一切：他们的吃、住（海豹的肠子可以用作防风玻璃）、穿（兽皮用它们的筋缝制）、行（动物的皮可以包装海豹皮小艇）。

当美国人察知伊努伊特人向相反方向迁移的时候，他们又一次把他们赶往北方。再一次，他们带着家庭、妻子和孩子、老人，带着他们打猎和捕鱼的简陋工具，他们的海豹皮小艇，他们的狗和雪橇迁徙。但是，为了阻止这个民族再一次回到他们比较靠南狩猎和捕鱼的地方，美国军队杀死了他们的狗，用木桩刺穿它们。半个世纪后，正是讲起他们的狗被屠杀的时候，阿塔塔老泪纵横。

我父亲没有看到他打算看的，却看到了他意想不到的事情：那就是一个民族、一种文明、一个世界的终结的故事。阿塔塔与大海和狗的关系就像父亲与大地和马的关系。这些人从来没有跟自然分开过，他们深知，在大自然中他们就是一个部分，他们的智慧全部来自这种不言自明的关系。阿塔塔为那些被木桩刑杀死的狗而哭泣，就像我记得我曾听过我父亲讲述一匹他心爱的并且一起劳作的马（好像是那匹“俏丫头”？）如何由于心脏病突发在田里突然死去，那时他大为动容竟至于流下眼泪。

这一刻把阿塔塔和父亲联系在一起。从那以后，直到旅行结束，这个伊努伊特人和这个诺曼人（Normand）相互微笑、相互凝视、相互谈话，他们虽然言语上不能相互理解，但是都知道，真正的理解根本不在乎词句、音声和话语。极北地区的人的世界和维京人（Viking）的世界是唯一的也是相同的世界。我见证了两人之间的渗透和共生，他们都是智慧之人，都知道他们只是辽阔宇宙的微小部分，这样的知将知者带入崇高之境。这种教导像其他教导一样我都曾领受过，不再有更多的效果。几天后，我父亲和阿塔塔乘坐一条弱不禁风的小船重登邻近的一个小岛。我在岸边休息。看着他们再次走进雾中，在雾中隐没了身影，我感觉这次旅行对我父亲来说就是一次渡过冥河（Styx）的旅行。他们被浓雾吞没，化为虚无，消失不见。

今天晚上我们看不到我们的北极星了

父亲去世的那天晚上，我们正在尚布瓦（Chambois）我的房子的烟囱里烤板栗。父亲喝了点苹果酒。晚餐结束后接着喝了一杯香槟酒。我正陪着父亲，然后他表示想要回家。我帮他拉上他的大衣拉链，调整好他的围巾——他刚刚做了一个膝盖的手术，刚刚好些了，手术虽然顺利，但也让他筋疲力尽。我们踏上了去往他的房子的路。也就几米的路。我们从教堂的门厅前经过。教堂很小，有死者的纪念碑。再爬上一条小巷，我父亲出生的房子就在这条街上。1921年1月29日，他在厨房的一张桌子上诞生了。

走到这个地方的中央，父亲停下来。我扶着他的臂膀。他并不需要我扶着走。他对我说：“我要擤下鼻涕。”他就用他的大块方巾擤了鼻涕。他小呼了一口气，然后又呼了一下，再呼了一下。他把毛巾放进口袋。就在此时，我抬眼仰望天空，寻找北极星。天空是红棕色的，混合着夜晚的黑色和街灯的橙色，一种丑陋的颜色，难以名状，它把宇宙的美淹没在人类文明的电器照明之苍白中。我对父亲说：今天晚上我们看不到我们的北极星了。他回答道：不，今天晚上，天空被盖住了……然后就站着去世了；我把他放下，让他平躺在虚无之中；他美丽的蓝眼睛定定地看着天空。再过两个月他就89岁了。

“做他的哀悼（放弃希望）！”

站在父亲尚未掩盖的墓前，面对着放在家族墓室混凝土上的棺材（尸体就放在这大地上, 在那里它融化、分解、腐烂, 我为尸体要经历的这段时间感到抱歉），我看上去肯定正好体现了那个愚蠢的短语“做他的哀悼（放弃希望）”。铺床、购物、洗碗、散步、做家务、做饭。是的。但是，做他的哀悼（放弃希望）！我们绝不放弃希望，我们要活下去，因为必须这样，因为失去老父亲乃是物之秩序中的事。或者，由于懦弱，当死去的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伴侣，我们经过反复思量，在事务中找到了秩序后而没能勇敢地在公正的虚无那里与她相聚。因此，我们继续生活，就像一只被砍断脖子的小鸡，出于习惯，出于反射，而继续奔跑。我们机械地活下去；无力说不我们就说是；我们得过且过；当另一个人的肉身在腐烂，我们的肉身在成长，我们为这种成长而自责，因为构成我们肉身的东西看起来微不足道、不值一提、毫无价值。

如果我们试图过一种哲思的生活，那么我们所爱的人的死亡，就成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经验，因为这种死亡检验着我们在这个主题上的所思之物，这个主题成为一种客体，我们的客体。

“

死亡关涉每个人，为之闷闷不乐是毫无用处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拒绝它是多此一举，死亡首先是一种表象，对之我们应该比对本质的真理更有支配力，没完没了地谈论一个人的命运是无济于事的，忧郁不会因此而减轻。

”

伊壁鸠鲁

死亡什么也不是，因为我们存在时死亡不存在，而当死亡存在时我们不再能知觉它，我们发现伊壁鸠鲁谈论的只是第一人称的死。但其他人称的死呢？伊壁鸠鲁提到了父亲的死吗？没有。

卢克莱修

物质意义上的腐朽没什么好怕的，作为一个组合物我们死亡了，但是我们却作为原子而继续存在。知道我们死后以蒲公英的形式继续存在有什么用呢？

西塞罗

“进行哲思就是练习死亡”，同意。但是，我们可曾学会这个本质上可以说只真正发生一次的事情？

叔本华

个体的死是为类的永恒性这一特点付出的代价。思考这种我们嘲讽为霉运的东西的可能性不会给我们任何安慰，因为它关涉的正是我们！

尼采

他相信问题已解决，他带我们领略超人的恒星般的毅力，深信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有一天会使他复活，以同样的生命形式过着同样的生活，并且是无限轮回，但是等待这种几万年的循环是漫长的，人们有时间感到厌烦。

扬克列维奇

他用500页的篇幅把我们挽留在这个主题上，然后总结说，关于死亡我们无法说出什么，总有一天我们会经历，或也许会经历，或很可能不会。

哲学在这个主题上似乎缺乏真正有效的安慰。哲学中有很多修辞，有许多诡辩，有美妙的思辨，也有一连串带着彼岸世界之力量的安慰性虚构，但是在这个门槛内，身体有着理性所不知道的理性！当然，我们可以在某些地方发现一些有用的想法，但是没有人能够刚单膝跪地马上又恢复站立的姿势。除非……

除非我们从这样的原则出发，即死是一种遗产，消逝者把他所曾是（cequ’il fut）遗留下来，并且，当我们有机会拥有一个父亲和伴侣，他们出于善良曾兢兢于在俗的圣洁，我们只能向他们致以唯一的敬意：根据他们的原则而生活，遵循他们对所爱的人所做的事，他们曾生存在他们的存在之慷慨中，我们要重拾这种生存能力，不要让它死去，就像在一次战役之后我们重新升起掉在地上的旗帜，要在他们不存在的目光下行动，要通过体现他们的品德、通过赞许他们给人温情的方式对他们保持坚贞。

将灾难化为坚贞

父亲下葬的那天，12月的雨水敲打着村庄。那天是工作日，教堂里挤满了人。人们在教堂外面的小广场上休息，冒着雨水，两个祭司，父亲的朋友，在作祭礼，一个是在天主教派边做工边传教的祭司（prêtre-ouvrier），他赞扬了劳动者的粗粝的生活，并向从事身体的艰辛劳作的人致敬；另一个是多明我会的祭司，他随即说到沉思的力量、精神的强力、知性工作的尊严，当然也少不了富有教益、带领人们通向正直生活的经文的诵读。

我并不相信灵魂不朽，也不相信他去了天堂。我不相信任何宗教的说法，它要我们相信死亡是不存在的，相信虚无吞没了一切但生命会继续。我也不相信任何或多或少类似于灵魂转世、生死轮回之类的东西；不相信死后有某种信号。但我相信他曾生活过、曾体验过，相信这个晚上，此时此刻，此情此景，父亲给我传递了一种遗产。他把我引入正直而不是旁门左道，引入笔直的大道而不是九曲回环之路，引入自然的教导而不是文化的漫游，引入直立的生活，引入充盈的话语，引入一种真正的智慧的财富。他给了我一种无名的力量，一种承担义务而不是发号施令的力量。

在他出生的村庄，也是我出生的村庄的小墓地里，我独自一人坐在他坟边。在那里，在离他的兄弟不远的地方，他与他的父母重新聚在了一起。亲戚朋友们都返回了我的住所。过去的五十年里，我变得越来越好，我把这一切都归功于他；不断向上所缺乏的东西，他给予了我方法。这就是他的遗产：一种宁静的力量、一种冷静的果断、一种柔和的强力、一种坚固的孤独。而传下来的东西也结出了果实。当然，本书是我写就的一本书，为我自己而写，为赞美这份遗产而写。然而，那个教养我的人也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尽管宇宙无边无际，但我们却围绕这个中心展开了一段时间，然后便迅速烟消云散。死亡将在虚无之中让我们再次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