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dex}}/{{bigImglist.length}}

杨宪益：云淡风清了无痕丨AMNUA人物

{{newsData.publisher_name}} {{newsData.update_time}} 浏览：{{newsData.view_count}}

来源 | {{newsData.source}} 作者 | {{newsData.author}}

记者手记

什刹海的银锭桥上游人如织，人声鼎沸。十米开外，杨先生独院的老式木门一关，就隔开了万丈红尘、市井喧嚣。果然是大隐隐于市。

迎出来的是先生的女儿，她每年冬天都从贝克莱大学回来陪老父。我们采访的时候，她就在一边打太极拳，这是她唯一非美国化的表现。

老先生坐在沙发里，醇厚而温婉，像一壶陈年花雕。他缓慢而认真地回忆，注视每一个说话人的眼睛，声音、目光和神情都很柔软。他抽烟前问我们：“介意吗？”我临走手忙脚乱收拾包的时候，他用唯一能动的一只手指着采访笔，温然浅笑：“这个别忘了。”

先生嗜烟酒、嗜收藏、嗜诗文、还嗜情，都是终生不渝。但近百年的沧桑，终于淡尽了贵贱情仇。他几乎散尽所有的译作和藏品，只留亡妻的一幅肖像朝夕相处。他说“我的爱人”时，声音像在抚摸她。我问他人生中译作、打油诗和烟酒哪个最重要，他飞快地答：都不重要。他生命中唯一的重要在天堂，先生的心和精神也随着飞升，不堕红尘，这才是先生真正的传奇和辉煌。

天津和牛津

小时候家里生活很舒服，很大的院子和花园，养猫养狗，我整天玩。但是我5岁时父亲去世了，于是人人都说我是白虎星，命硬，会克人。妈妈怀我的时候曾梦到老虎。后来我的儿子也死了，但我还是不信命。

父亲是天津的中国银行行长，当时银行是私有的，北洋军阀都很感谢父亲给他们钱发军饷。他曾带我去他的办公室，也许他对我有期待，但我没有兴趣，只是玩。家里给我请了教私塾的秀才，他的家被八国联军毁了。十多岁后我才出去读教会学校，但还是不认真，玩的比较多，班上总考第一名的那个学生非常努力，很认真，我就不跟他争，所以我总考第二名。小时候有过各种各样的幻想，最早想当孙悟空，大一点时偶像是诸葛亮，说明有点政治上的理想，不过没过几年就只想做杜甫、陶渊明了。

父亲去世后，经济来源断了，不过家里有积蓄和股票，生活还不错。我是独子，母亲当然还是希望我能继承家业，读中学时我也参加过几次中国银行的董事会会议，可我不感兴趣，她也就算了，她对我很宽松，没要求过什么。但她对我有件事不满，就是家里请了个教英文的老师，我第一次见她就笑，说她的名字“徐剑生”可以对下联“快枪毙”。她是中山大学毕业的，因为丈夫池大夫喜欢别的女人，她总是不开心，后来就自杀了。有一段，我们算是正式谈恋爱了，她比我大十多岁吧。

中学毕业后我考上了燕京大学，但还想考清华或北大。这时我中学的英国老师要回国休假了，母亲本来想要我大学毕业再出国的，现在为了把我和徐剑生分开，就让他带我走了。1934年秋天我到了伦敦，先补习希腊文和拉丁文，第二年春天通过入学考试，但牛津不怎么重视亚洲学生，当年没有招生指标，我只好等了一年多，到处玩，1936年才正式入校。

当时牛津规定，要先学一年半的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再学一门专业，一共四年，毕业考试通过，分四等，才能得荣誉学士学位，要在《泰晤士报》上公布，很隆重的。我的指导老师曾跟我说：你要是用功一点，可以考二等，如果不努力只能拿三等，因为不可能给外国学生一等，结果毕业时我拿了四等。当时一般都是三等，少数优秀的二等，考四等是很少的，一两个吧。

我是一个坏学生。小时候读书就很随便，没花什么精力。牛津每年三个学期，我只有一个学期在校，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外头玩，在地中海、欧洲旅游。后来还跟爱人一起去过巴黎、回国时经过加拿大。不过那时精神并不愉快，因为家乡被日本侵略，最后一年家里也没钱了，不再寄钱给我，我就把书卖了做生活费,以前我买书很奢侈的。经济压力也没什么问题，没什么好吃的就少吃点，就这样吧。

杨宪益在英国与朋友合影

爱情和亲情

我在牛津认识了我的爱人，她叫Gladys Margaret Tayler，中文名字戴乃迭，她父亲是英国传教士，她出生在北京，6岁才回英国，是牛津大学历史上第一个学中文专业的，但学得不算很好。我们在一起一般讲英语，算我照顾她吧。她后来还开玩笑说，她喜欢的不是我，是中国传统文化。又说她汉语讲不好是因为我讲英语太多了。她长得很好，比我好多了。

杨宪益与戴乃迭

那时我们常一起玩，一起划船，牛津和剑桥每年都要举行划船比赛，她还参加过。她是个很单纯的人，说话很直率，也很爱国，对英国有很深的感情。

她母亲反对，说我们结婚的话，我们的孩子一定会自杀。我母亲也反对，以为我娶了外国老婆就不回来了。后来知道我要回国，也就没什么了。那时天津已经沦陷了，她把家变卖了，搬到四川去住。

我毕业时收到了两张聘书，一个是哈佛大学，一个是西南联大吴宓和沈从文的信，都要我教希腊和拉丁文。我想去西南联大，可母亲希望我留在身边，而且1940年秋天昆明轰炸得很厉害，她不准我去。她在重庆租的是罗家伦的房子，罗是中央大学（后来的南京大学）校长，学校的名声不好，但罗还不错，我就和爱人在中央大学教了一年多的书。如果我去西南联大，国民党管得少一些，可能我就跟闻一多一样被枪杀了，所以也没什么后悔。

我说我爱人很单纯，在政治上没什么头脑，说了国民党不爱听的话，当时重庆买得到《新华日报》，但总是受限制，不让看，她就常常买了看，还说过三青团的人像法西斯，别人就把她当共产党。还有一次，因为我认识英国大使馆的人，有人就告发我们，说我们是英国特务。大学的聘书一年一发，第二年她就没收到聘书，那我也不干了，就离开了中央大学。这时香港大学要我去，可我不想离开内地，就没去。这样换了几个学校，在贵阳、成都很多地方待过。

杨宪益与戴乃迭

译事和逸事

这时梁实秋在重庆主持国立编译馆，觉得只有把外文翻译成中文的，没有把中文翻译给外国人看的，不好，就想到要我们两个去做这个工作。其实我更喜欢搞历史研究，并不喜欢翻译。我答应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戴乃迭也懂中文，但教书到底吃力，一起作翻译对她比较好一点。另一个是教书没什么意思，学生很复杂，比如有很多三青团，就是特务，我们应付不来。翻译比较单纯，轻松一点，就去了。本来也没打算以此为生的。

翻译的是《资治通鉴》，译了不到40卷，从战国到西汉那一段，也没出版，我看没用了，丢了也浪费，就给了一个澳大利亚朋友，不知道他后来怎么处理的，我也不管。那一段在梁实秋的领导下，在北碚的生活很好，后来刚解放时，在南京生活也不错。

1952年，我们到了外文出版社。因为他们社长刘尊棋很热情，准备有系统地向外国介绍中国文学，从《诗经》开始拉了一个单子，一共有100多种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我觉得这还不错。我们翻译了一部分，有的出了单行本，有的发在《中国文学》，杂志对全世界发行，大概每一期发1万多份。主要在巴基斯坦和印度，美国也有一点，英国销路不大。

不过我们的计划没有完成，因为后来领导换了，刘尊棋被打倒，这件事就没了。很可惜，这事要做成了还有一点意思，另外，如果有机会多翻译一点鲁迅我还是很乐意的，《坟》就没有翻。

周扬作文化部副部长，想起我会希腊和拉丁文，就把我调去译荷马史诗，后来又被出版社拉回来翻译《红楼梦》，反正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红楼梦》只有两个全译本，一个是英国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一个是我的。我认识霍克斯，他是真的喜欢红楼梦，花的功夫比我大，十几年的时间。

所有的翻译都是我跟爱人合作，我拿着书直接口译，她打字，打得飞快，然后再修改。她做事比我用功。我们的翻译很快，那时是大跃进时期，什么都要快，最快的时候，翻译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要求越快越好，结果我们一个礼拜就译完了。无所谓质量，就是要快。我自己觉得翻译比较满意的是《宋明平话小说》，还有就是《史记》。

杨宪益与戴乃迭共同翻译的《红楼梦》

对我来说，翻译只是一种职业，我翻译的东西，我做的事都不重要。如果我能够做一点历史研究，也许成就会大一点。也不是说什么事业，就是自己感兴趣吧。不过没条件，也就算了。我兴趣最大的是古代史，从春秋战国到唐宋那一段。也写过一些文章，但总是没条件，历史研究需要很多书，我去的地方都没有好的图书馆，也没有时间，翻译很忙。这当然有一点遗憾啦，不过也就这样了，无所谓。我现在生活得很好，孩子也很好。活了九十多，差不多了。没有什么可留下的，也不要留下什么，就这样吧。

91岁时的杨宪益 © Getty

杨宪益，1914年生于天津，祖籍安徽泗县。1936年进入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研习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古法国、英国文学，获希腊拉丁文及英国文学荣誉学士、硕士学位。1940年毕业回国后历任重庆、贵阳、成都等地大学教师，1943年起供职于重庆北碚国立编译馆，开始翻译生涯。1952年调北京外文出版社（今外文局），后任《中国文学》主编。并兼中国作协理事、名誉顾问和中国文联委员等多项社会职务。

主要译著：

《零墨新笺》，诗歌集《银翘集》。分别从希腊文、德、法、英文中译过荷马史诗《奥德修记》、《罗兰之歌》、《萧伯纳戏剧集》等，英译的中文作品包括《史记》、《资治通鉴》、《楚辞》、《长生殿》、《牡丹亭》、《宋元话本选》、《唐宋诗歌散文选》、《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十五贯》、《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老残游记》、《鲁迅全集》等百余种。

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