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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情绮丽·学养功深——浅论邓尔雅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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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情绮丽·学养功深

——浅论邓尔雅的诗

文/梁基永

中国南方书画院学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香港中文大学荣誉副研究员

【摘要】

邓尔雅的诗歌创作，是他的生平艺术重要的一环，除了体现其生活轨迹之外，还包括他的审美思想，尤其是论印诗、题画诗等，对研究其艺术有重要帮助。由于邓氏诗歌存世不广，因此较少为论者所提及，本文试分析其诗创作的特色与其中透露的美学观点。

【关键词】 邓尔雅　诗　《绿绮园诗集》　论印诗

邓尔雅（1884—1954）作为近代篆刻大家，修养非常全面，除印学与书法外，诗文、绘画、文字学都有很深造诣。论邓氏印学者颇众，然而谈其诗歌者实鲜，则因其诗知者甚少也。

一、邓诗版本

邓尔雅的诗集，名为《绿绮园诗集》，流传非常少，在他的生前并没有公开印行，现在能见到的出版版本只有两种，即1960年容庚先生印本与2006年据邓祖风先生所藏手稿本影印之《邓尔雅诗稿》。

1960年版《绿绮园诗集》（以下简称《诗集》）由容庚先生主持编印，此本流传极为罕见，杨宝霖先生曾经说见过几本都出自邓家。笔者有自藏本，封面为商衍鎏探花所题“绿绮园诗集”楷书字（图1），扉页选印邓氏书法两种，篆刻若干页。前为戊午（1918年）端阳番禺陈之达序（图2），又陈氏《题绿绮台》七古一首，邓氏本人小序一篇。诗按年代编排，最早的为丙午［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最晚的是癸巳（1953年）作品。

此本最后有容庚跋，谓邓氏生平作诗很多，其子曾请整理出版，邓氏“谦逊未让也”。后来由商衍鎏先生选出了三分之一，由陈寂校正错字，容庚弟子叶史苏抄写影印。此本编印时间，据容跋为1960年七月；2006年版的《邓尔雅诗稿》，杨宝霖先生序中误写为“1966”，按此书从印刷装订质量看，应为香港印本无疑，而1966年容氏自顾不暇，当无此闲情逸致也。

2006年版《邓尔雅诗稿》（以下简称《诗稿》）则是以邓尔雅幼子邓祖风家藏稿本影印。此稿本多达两千余页，有多处涂改和标注，收诗数量比《诗集》多近三倍，见下文详述。封面为黄苗子所题。据邓尔雅外孙黄大德先生赐告，此手稿已捐赠香港大学图书馆收藏。

另据东莞文史专家杨宝霖的整理前言说明，邓尔雅诗稿尚有容庚自抄四册本（藏中山大学图书馆），即当年容庚编选《诗集》的底本，由容氏1957年从上述稿本抄出并选诗。又钢笔抄本一册，藏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此为邓尔雅诗集存世版本大概情况。

《诗集》的印行背景，是在1960年文网尚疏之时，容庚与商衍鎏选取的条件之一，除了作品的好恶，还有题材的是否合时宜，例如邓氏在日本所写的《自题倭服像》就被删去。容庚题跋中还特意说：

惜夫，舅氏才略消磨，遁迹域外，不获见今日社会主义消灭贫困，繁荣幸福，以诗鸣国家之幸，而仅以咏山水游观之美，记友朋儿女之思，题草木鸟兽之画，以毕其一生也。

二、邓尔雅诗史

由前述诗创作时间可知，从光绪末年，邓氏已经开始有作品留存，《诗集》小序中，邓说：

尔雅初学为诗，略知声韵，律虽非细，不至甚病而已。生平无门户之见，汉魏唐宋，所未解也。其目大抵自述、寄人、纪游、题画者居多，以吟讽消遣云尔。

诗是邓尔雅生平爱好之一，贯穿他的一生。从《诗集》编年大致可以勾画出他一生的行止。早年在日本留学，他写有《委奴竹枝词》，原来据说有一百多首，现存十二首；三年后他又带着子女重游日本，并且写有《笈游》一首，小序说是“赁小楼适面富士山”。《诗稿》中还有《之倭舟中》《倭都雪夜》《自题倭服像》三首，这些加起来就是目前能看到邓尔雅留学日本的全部史料。从语气上看，他似乎并没有在日本逗留整三年（戊午的《笈游》从语气上看就是重游，并带着妻儿）。

此后的诗大多与其游历与生活相关，可以说每移居一处城市，每一次重要的旅行，都有诗以记之。早年他在桂林（1915年前后）住过一段时间，夫人很喜欢桂林山水，甚至有终老的打算。然而夫人体弱，桂林无好医药，于是又回到广东。1918年左右，他就已经想到移居香港郊外，这时候恰好侄儿在大步（即今香港大埔）有房子，他也有移居打算。

己巳（1929年）八月，《绿绮园落成》一诗则是他定居香港的开始。虽然选择移居香港，但他还是经常往来广州和东莞，探望画友，游览他喜爱的罗浮山，还写下多首罗浮山诗与《竹枝词》。

值得玩味的是，不论是《诗稿》还是《诗集》中，所收诗都是到1939年己卯为止，然后就一下子跳到辛卯、壬辰（1951年、1952年）。己卯那年，邓尔雅有《丁丑、戊寅，画盟诸友避兵岛上感赋，先呈赵浩公、黄少梅》等诗，可知当时香港还是世外桃源，广州画友们都来避兵难。可是香港1941年沦陷日军之手后，邓尔雅就没有诗留存下来了，一直到1951年。这时期是邓尔雅“诗史”的空白期。联想到他在香港日占时期的种种传闻与史料（如为日占香港总督府写牌匾，被时人称为“邓三包”等），这时期的空白也就可以理解了。

《诗稿》到1939年后，基本不按年代编排，反而是容庚编的《诗集》仍收有1951年至1954年的极少数作品，大概是晚年心绪忧郁烦闷，存诗极少。

三、诗作题材

邓尔雅的诗，正如他自己说的，“大抵自述、寄人、纪游、题画者居多”。看现存的邓诗，确实以上几种为主，其中又以纪游诗成就最高。

邓尔雅的游迹并不丰富，远的到日本，近者则广东省内居多。日本纪游诗如《笈游》写富士山居之境，却多抄袭唐人成句，也许是少年功力未深所致。而他中年所写的罗浮诗则灵动可喜，试看以下二首（《罗浮杂诗》选二，1937年）：

洞中灵草得非难，上有摇光紫气蟠。谁信葛翁遗灶土，仙方但取一泥丸。
春水鱼虾出故乡，绿荷包取趁墟场。坡公饱食惠州饭，不似寒家煲饭香。

第一首极有定庵意趣，第二首以俗语入诗，皆能自出新鲜。迁居香港之后，他又写了不少描写香港景物的诗，在香港诗歌史上算较为少有的早期作品，如：

佶屈聱牙岂但诗，街名翻译费寻思。天方数目从天竺，欲问来源久不知。

写香港街名用英文翻译，又用阿拉伯数字，这些使邓尔雅觉得非常新鲜，又写入诗中，可知他对“俗语入诗”的兴趣。然而在写香港的诗中，他又经常加入古书中描写夷俗的字眼，很多还是荒僻的词，这反映出他一种强烈的文化正统心态。这种心态在外族人统治之下的香港只会更加强烈。

寄人与怀人是他的另一种常写题材。从诗中可见，邓尔雅的感情颇为细腻丰富。从离开东莞故乡开始，他跟随父亲做官，在日本旅居，在桂林短暂小住，又迁居香港，这些都使他经常与友朋分隔异地，因此寄友与怀人成为经常的诗题。更为沉痛的则是哀悼故人的离世。《诗集》中不少悼念的题目，悼早逝的原配，悼广州的画友等。如国画研究会的好朋友潘龢（致中），与邓交情至深，潘辞世后邓检出为其所刊印，写了五首悼诗，末首云：

龙蛇之岁海扬尘，治玺难为挂剑人。清润不图君逝矣，江山忍说旧时春。（自注，属刻东坡语：清润潘郎）

邓诗另一大宗则是题书画、文房和古董等，数量众多，但是流于应酬与卖弄学问者居多，佳者颇鲜。

四、印学诗

邓尔雅作为一位篆刻家兼诗人，其诗中不时反映出印学思想，故值得专门拈出一说。

早年邓氏主张熟读文字学书，并多摹古印，是以他积累了深厚的文字学基础。《诗集》中删去的一首早年的《摹印》，颇能代表这一思想：

附庸已蔚为王霸，摹印颛门不止兼。入手瓦当灵可玉，随身箧衍媵之奁。泥封缄扎区区致，金石开诚奕奕钤。读破古文千万卷，昆吾神力自精严。

此诗聱牙特甚，意思不甚佳，所以商探花删去不选，却是研究邓尔雅早年印学思路的绝好素材。邓尔雅平生最佩服粤派篆刻的祖师黄士陵，他题《黄牧甫印谱》七律说：

怀宁（笔者按：指邓石如）印后谁神者，唯数黟山集大成。布白几何入三昧，冲刀旁午敌千兵。即论皖派承私淑，亦类斯翁至小生。锷今看钤谱在，窃云当以殿明清。

所谓推崇备至者，其此谓也。邓又作有论印诗多首，强调书印相通之道，如《治印示儿辈》：

作字如治印，治印如作字。腕下著以沉，书契原一事。
谱录眼饱看，何止卅五举。心手两相忘，自然不逾矩。
上追金甲石，旁及陶瓦砖。三代同风气，印人所以传。

这几首盖为小儿所写，平白易懂，却蕴含邓氏美学见解。尤其是广收金甲石、陶瓦砖作入印题材，则是贯穿他一生的印学思维。

五、邓诗的艺术特色与评价

邓尔雅生活的年代，诗家辈出，他并不属于以诗名世的一类，诗歌创作对于他而言，更多的是文人的一种心绪书写。就如他自己所说，“吟讽消遣”为主。评论他的诗者也并不多，《绿绮园诗集》作序者番禺陈之达评价说：

缘情而绮丽，尔雅之诗，刚凉沉实，荡逸明华，合其殊观，均归壮丽。知其缘情实深，且往往融化古意，于融畅圆美中，又得力于学问者矣。

容庚在题跋中简单评价说：“（邓尔雅）诗学龚自珍。”

笔者请教邓氏外孙黄大德，则评论说：“俗语入诗。”

按邓尔雅的诗，在他生活的年代，评价并不多，主要原因是他的作品题材过于狭窄，诗体也仅限于七绝、七律、五绝、五律等少数几种，缺乏长篇古风等慷慨的作品可供传诵，律绝句又少风华流美之作。吴海丰氏曾撰《邓尔雅七考》，其中提及南社在1917年由蔡哲夫于《中华新报》发表《南社临时通讯处通告全体社友书》云：“由于多数社友鉴于柳氏（笔者按：指柳亚子）此次专横之覆辙，建议恢复旧章，分举文、诗、词三主任，以绝流弊，并拟公推高吹万为文选主任，邓尔雅为诗社主任……”邓诗在南社社友之中，并不见特别出色，吴海丰指出，邓氏获公推正是因为他所学的龚自珍风格适应了南社多数社友的风格。试看邓此首《愤画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