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春拍·钱币丨不止是黄金：收藏类黄金精品点萃

Lot 1794

民国时期南京老方九霞福记狮子宝塔图半两型十足赤金金章（GBCA MS62）

出版：《黄金天下》，页129，李念祖著，台北县立黄金博物馆，2010年

方九霞银楼，1880年前后由浙江宁波镇海方氏家族开设于上海，是位列上海九大银楼之一的著名老字号。南京老方九霞银楼开业于1946年。此金章为老方九霞福记出品，克重半两，具有保值、升值、对抗通胀之货币功能，当时作为个人财富储备，于柜台向市民出售。章背雕刻鬃狮半卧，怀中绣球镌“福记”号名，显示金店良好信誉，至今所见极少。

Lot 1795

民国时期南京老宝庆福记银楼双狮天坛图一两型十足赤金金章（GBCA MS62）

出版：《黄金天下》，页129，李念祖著，台北县立黄金博物馆，2010年

宝庆银楼创建于1886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即为南京银楼业之首，其金银制品久负盛名。金章为十足赤金，当时作为个人财富储备，于柜台向市民出售。正面镂双狮拱球图，球上镌“福记”，背刻天坛图，设计精美，存世稀少，GBCA MS62之评分，将使其价值大增。

Lot 1796

民国时期成都庆记天一福金号狮子宝塔图市称壹两整金章（GBCA MS62）

出版：《黄金天下》，页129，李念祖著，台北县立黄金博物馆，2010年

庆记天一福金号是清末至民国时期成都地区约三十家金店之一。今日所见成都庆记天一福金号出品的金章，有壹两和半两二种，壹两型还有不同版式。此枚正面刻狮球图，正中一头雄狮踏球回望，姿态肆意，左右刻“成都”字样，上下分列店号及“市秤壹两整”，背刻古塔图，品相保存完好，较为少见。

Lot 1840

民国三十三年“广州益昌 福禄商标 足金 加炼 1000”一两金锭（GBCA UNC）

局部放大图

此枚金锭的设计颇为独特，盾形商标开光内，不但雕刻寓“福禄”之意的蝙蝠与梅花鹿，还镌刻“民三十三年夏月作”纪年纪月字样，制作精致美观，于商铸金锭中，甚为少见。

Lot 1799

民国八年袁世凯像背嘉禾图拾圆金币（GBCA MS61）

出版：《黄金天下》，页127，李念祖著，台北县立黄金博物馆，2010年

晚清至民国时期，受西方国家影响，财政当局一直试图推行金本位或金汇兑本位制。前清的两款大清金币无疾而终后，1919年，天津造币厂又尝试制作了袁世凯像嘉禾金币二种，面额分别为“拾圆”及“贰拾圆”，这是中国近代首次以中央名义正式制作的金币。

关于袁世凯像嘉禾金币，1920年11月曾拜访天津造币总厂的伍德华，曾有详细记述：“此币非临时纪念性质，盖其时当局确有制发金币供应市面流通之计划。惟嫌发行过早，事前筹划未能周详，故结果如昙花一现，旋即消灭。此币所造不多，出厂后即由政界、银行界及收藏家搜括一空，绝未能在市面流通。”据李鸿章侄孙、原天津造币总厂总收支主任李伯琦在其《中国金币考》一书中记载：“所成者拾圆八十枚，贰拾圆四十枚，徒供世人把玩耳。”可见，铸额极少，留存至今者均价值不菲。

Lot 1800

1919年唐继尧像拥护共和纪念拾圆金币（GBCA MS61）

出版：《黄金天下》，页126，李念祖著，台北县立黄金博物馆，2010年

Lot 1801

1919年唐继尧像拥护共和纪念伍圆金币（GBCA MS62）

云南省在讨袁护国战争时，曾由富滇银行发行唐继尧像拥护共和纪念银币二款，但是，仅搭放当地军政机关人员的薪俸，并未大量发行。因此，1919年10月，依云南督军省长公署令，富滇银行再度致函云南商务总会，建议“宜铸金币流通行使，俾人人于共和纪念永志不忘”，遂铸造发行拾圆、伍圆金币二种。

然而，发行金币的真正目的，却并非像富滇银行所描述的那般冠冕堂皇。据史料记载，一战结束后，银价上涨，金价下跌，欧美黄金大量售至远东地区。此二种纪念金币，实际上是唐继尧欲利用当时金价大幅下跌之机，在云南实施金银复本位制，取巧解决当时因银币缺乏引起的金融困境，而非真心纪念“拥护共和”。不过，这二枚金币确是中国货币史上首次真正付诸流通的金币，相比其他仅试铸未发行的样币，亦或是银模金铸样币，其历史地位不可取代。

Lot 1802

1920年西藏色章果木20Srang金币（GBCA SP62）

出版：《黄金天下》，页24，李念祖著，台北县立黄金博物馆，2010年

西藏金币铸于藏历15甲子52至55年（1918-1921年），藏语称“色章果木”，汉译“金元”。金币正面外圈环饰宝盖、金鱼、宝瓶、莲花、法螺、吉祥结、宝伞、法轮八个图案，藏语称“扎西达杰”，即“八吉祥”，内圈则为卧狮图及藏历纪年；背面环刻藏文“甘丹颇章 確列朗杰”及币值“20两银”。甘丹颇章是达赖二世主持修建的一座青石殿堂，位于拉萨市哲蚌寺内。在重建布达拉宫以前，该殿为历代达赖喇嘛的坐床驻锡之地，那一时期，达赖全面掌握了西藏的政教大权，因此，甘丹颇章也就成了西藏政府的代名词，史学界甚至称其为“甘丹颇章政权”。確列朗杰，则是四方诸胜之意。色章果木金币铸造精美，成色极佳，保存完好者一品难求。

Lot 1806

南宋“铁线巷 陈二郎 十分金”一两金铤（GBCA AU）

出版：《黄金天下》，页61，李念祖著，台北县立黄金博物馆，2010年

Lot 1807

南宋“严念三郎”一两金铤（GBCA AU）

出版：《黄金天下》，页61，李念祖著，台北县立黄金博物馆，2010年

南宋一两重金铤的铸造，较唐代有了极大进步，首先打造成一根长型金片，再根据相对统一的标准、尺寸截成一段，重量及成色较为规范。金铤的形制基本为直型，也有个别上、下两端呈弧形，如“严念三郎”。上镌铭文通常是金银铺名、工匠名和成色，部分还錾有金银铺所在的街巷名，如“铁线巷”，即南宋临安府的街巷名，位于今天杭州市邮电路一带。

Lot 1808

南宋“铁线巷 陈二郎 十分金”金叶一叠（GBCA UNC）

出版：《黄金天下》，页61，李念祖著，台北县立黄金博物馆，2010年

Lot 1831

南宋“南王二郎”金叶一叠（GBCA UNC）

金叶，又称叶子金，以纯金箔制成，薄如纸张，形似书页，距今已近九百年。二品金叶均呈十页折叠状，不仅品种稀少，均铭文清晰，保存十分完整，十分珍贵。

Lot 1815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祥和烚赤”十两金条（GBCA UNC）

出版：《黄金天下》，页136，李念祖著，台北县立黄金博物馆，2010年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金业交易所奉令停办，标金买卖遂告停市。因沪市地位特殊，不久又出现烚赤黑市场，起初仅限于现货交易，到1940年10月，改成期货交易，并成为上海最繁盛的投机市场。10月19日，因起轧空风潮，黄金交易市场进行改组，改名为“联易会”，共有会员四十家，直至抗战结束前夕。祥和金号于“联易会”列牌号第四号，是上海孤岛时期的金业要角。此枚十两金条，即是1937年11月至1941年12月孤岛期间，祥和金号为黄金盘市交易所铸的“现货烚赤”，成色993，外观虽与1946年上海黄金风潮时期央行委托金号所铸的十两烚赤金条相类似，但非同一时期所铸，类型特殊，存世稀少。

Lot 1818

民国三十四年重庆中央造币厂铸厂徽布图一两厂条（GBCA UNC）

出版：《黄金天下》，页131，李念祖著，台北县立黄金博物馆，2010年

Lot 1819

民国三十四年重庆中央造币厂铸厂徽布图三两厂条（GBCA AU）

出版：《黄金天下》，页131，李念祖著，台北县立黄金博物馆，2010年

Lot 1820

民国三十四年七月重庆中央造币厂铸厂徽布图五两厂条（GBCA UNC）

Lot 1827

民国三十四年七月重庆中央造币厂铸厂徽布图十两厂条（GBCA UNC）

厂条，出现于抗战末期，是国民政府委托造币厂铸造的固定重量小型金条，主要用于战时临时军饷及法币折合黄金存款到期兑付。

重庆厂条，是指1945年7月至1946年3月间，国民政府为了推行《法币折合黄金存储办法》所铸造的厂条。主要由重庆中央造币厂铸造，昆明分厂亦支援铸造了一小部分。这些厂条，是国民政府首度将黄金面向民间的公开释出方式，虽铸行时间短暂，但对于后来的厂条影响颇深。其中，重庆厂铸十两大规格厂条市面流传极少，七月版尤为罕见。

Lot 1821

民国时期上海中央造币厂铸厂徽布图半两厂条（GBCA UNC）

抗战结束后，中央造币厂于1946年10月在上海复工，到1949年5月迁台为止，在上海黄金风潮、金圆券时期开放黄金存兑的两个阶段，再度铸造厂条。这些厂条合称为“上海厂条”，主要供应上海市面，平抑当地金价，今日所见不多。

Lot 1822

民国时期四川中央造币厂铸厂徽布图一两厂条（GBCA UNC）

出版：《黄金天下》，页136，李念祖著，台北县立黄金博物馆，2010年

1949年下半年，解放战争转向西南战场，金圆券信用彻底崩溃，各地纷纷拒收，国民政府的各项支出不得不搭放金银。此外，转往西南的驻军约有二十万人，每月耗费兵饷高达黄金五万两。为保证军费供应，稳定民心，国民政府一方面空运大量黄金入川，另一方面，将原上海中央造币厂的部分机器设备移至成都，成立四川造币分厂。有部分运离上海的国府黄金与白银，从厦门等地驰援重庆、成都二地。8月1日起，成都四川分厂与重庆第二十兵工厂开始铸造二十三年版“船洋”（银圆）与黄金厂条，以供军费及当地民众兑领之需，其中，又以银圆为大宗。同年底，成都、重庆相继解放，厂条也于12月初停铸，这些以二两型为主流的厂条，后被称为“四川厂条”，尚有重一两者，存世较少见。

Lot 1825

1949-1950年“台银 金瑞山 验”二钱金片二枚（GBCA UNC）

出版：《黄金天下》，页149，李念祖著，台北县立黄金博物馆，2010年

Lot 1826

1949-1950年“台银 验”十两金条（GBCA UN）

出版：《黄金天下》，页147，李念祖著，台北县立黄金博物馆，2010年

1949-1950年，国民政府为稳定金融、取信民众，实施了《台湾银行黄金储蓄办法》，由台湾银行委托台北金瑞山、美华、金再兴、益记四大银楼办理黄金存折与存兑业务。储户将新台币折合黄金存入，满一个月后，即可凭存折兑取黄金。台湾银行用来支付黄金储蓄存款本金或利息的实体黄金，是一种以该行名义发行，加盖有“台银”、“金瑞山”、“验”字样的金片。这种金片，是台湾银行收到当局拨交的国府黄金之后，委托金瑞山银楼销熔改铸而成，共有一钱、二钱、五钱、一两、十两五种规格，成色分为985至991不等。存世数量远少于厂条，其中一两和十两型尤为罕见。

金瑞山银楼，成立于日占台湾初期的1897年，是台湾地区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银楼，1920年代就已极具影响力。因此，受台湾银行委托所铸十两以下规格的金条，均盖有“金瑞山”名号。

Lot 1823

1949-1951年台北中央造币厂铸厂徽布图一钱厂条（GBCA UN）

国民政府最早改铸厂条，释出黄金的目的，是为了调节货币。然而，到解放战争后期，纸钞信用全面崩溃，厂条被迫作为货币直接流通。因此，市面对小规格厂条的需求量大增。1949年5月，中央造币厂自上海迁往台北，至迟在6月下旬，受军方及留守大陆的前线各机关单位委托，开始熔铸一两型以下的小型厂条。其中，一钱、二钱重微型厂条，规格前所未有，成为台北厂最具特色的产品。

此二种厂条，重量小、身薄，大多有透打或因受力不均而产生的内凹现象，成色为990或991，铸造数量仅以千计，是各种厂条中最稀少的品种，当时只作为辅助流通之用，迄今仅有零星发现。

Lot 1828

1949-1951年台湾中央造币厂制孙中山像厂徽布图五两厂条（GBCA UNC）

Lot 1829

1949-1950年台湾中央造币厂制孙中山像厂徽布图十两厂条（GBCA AU）

除了熔铸小型厂条外，台北中央造币厂还铸造成色991的大型厂条。这种五两及十两重厂条，是以原厂徽版厂条为基础改版而成，铸有孙中山侧面像、厂徽布图及“中央造币厂制”字样，又称“新台条”，铸工之精美，超越以往任何一版厂条。新台条于1950年6月8日挂牌上市，后成为台湾厂条的主流。

另外，1949-1950年间，用来支付台银黄金储备办法到期存款的厂条，也有部分流入台湾银楼，并被加盖店印。此枚十两新台条即是其中之一，底侧加盖台北“美源”银楼铺印，十分少见。

Lot 1824

1950年台北“登禄商标 寅 1006”一两金锭（GBCA UNC）

除了台银金片与厂条，还有一种来自日本的“寅”字9999金锭，也在黄金储蓄办法实施期间，向银楼业者抛售。这种“寅”字金锭，由大阪桥本贵金属工业株式会社受官方委托铸造，是二战期间日本的战略物资，本不应该出现于民间，鲜为人知的是，日本战败后的1949年底，约有35万两黄金，以日本劫掠品名义归还中国，随即运往台湾，成为国府黄金的一部分，一批“寅”字金锭就在其中。这批金锭的一部分销熔后改铸成了台银金片或厂条，其余则在黄金储备办法实施期间，被国民政府抛售给银楼，再由银楼改制成金饰，销售民众。当时国民政府大批抛售时，几乎全被台北四大银楼之首的金瑞山银楼购得，因此，目前所见的“寅”字金锭，无不加盖有金瑞山铺印。

台湾当时市面流通的黄金，最高纯度为999千足金，“寅”字金锭上的成色标记为“9999”，略显突兀，金瑞山银楼购买之后，除了加盖“足赤”印记外，还将多数金锭上的第四个“9”刻意铲除，当作千足金销售，只是痕迹仍依稀可见。时至今日，当初躲过投炉改铸的“寅”字金锭，存世已不多见。

Lot 1803

1944年伪满洲国“福”字一两小型金币（GBCA AU55）

出版：《黄金天下》，页130，李念祖著，台北县立黄金博物馆，2010年

“寅”字金锭来台之前，台湾长官公署已从驻台美军方面接收了一批“福”字金币。这一史实，却因美军军官涉嫌侵吞黄金案件被新闻曝光后，才公诸于世。

1945年10月间，美军驻台中校联络官艾文思（K.W.E-vone），在台湾负责接收了日军经理处的一批黄金，共计金币四千枚，每枚重约一两，大小不一，分装成八箱。当时艾文思以多报少，仅送交其中二千枚至台省长官公署，后将其余私吞。经人检举后，艾文思退伍离台，台省长官公署随即向美国洛杉矶法院提起诉讼。根据1947年10月16日《中央日报》的报导，这些金币略大于我国的铜元，但小于银圆，正面打“福”字，背镌“24K 1000”。由此可知，这批金币就是伪满洲国一两“福”字金币。“福”字金币分为大小二种规格，大型重37.5克，小型重31.25克。其铸造背景，据耿爱德于1959年发表在美国集币协会会刊中的文章记述，系1944年日本关东军侵占东北后，作为伪“满洲中央银行”发行纸币之准备金，由关东军军部饬令于大阪造币局铸造，铸额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