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德春拍】从宋蜀刻中字本《春秋经传集解》谈蜀刻本的鉴定

（晋）杜预 撰（ 唐）陆德明 释文

春秋经传集解卷第三十

南宋高宗（1127-1162）蜀刻中字群经本  1 册

近日，嘉德公司书友传下《春秋经传集解》第三十卷一册书影数叶相与鉴定（图一），确认乃南宋蜀刻本，当与该公司及保利公司曩时拍卖过的蜀刻“中字本”《春秋经传集解》残本是一部书（嘉德公司1998 年拍卖卷二十一、二十二，2005 年、2013 年拍卖卷六；保利公司2015 年拍卖卷十九）。所谓“中字本”云云，是拓晓堂等先生在2005 年依据岳氏《九经三传沿革例》所作的推测；而上海图书馆藏有蜀刻大字《春秋经传集解》残本，存卷九至十（图二），避讳至“慎”字，是孝宗时四川官刻八行十六字经注本羣经系统之一种，《九经三传沿革例》亦云有“蜀大字旧本”、“蜀学重刊大字本”，疑上图藏本系后者，故相对上图本，这部《春秋经传集解》是“中字本”的说法当可成立。

图一：《春秋经传集解》第三十卷

图二：蜀刻大字本《春秋经传集解》存卷九至十

上海图书馆藏

嘉德公司1998 年秋季拍卖此本零册时，由于与拓晓堂先生尚不熟稔，我于此并不知晓。后来看到有关报导，方知也有人以为是明刻本。而拓先生他们既注意到了对避讳、刻工及其他版刻形制方面的鉴定：匡、玄、敬、竟、殷、泓、征、让、桓、构字缺笔，而“慎”字不避讳（此本第三十卷又有境、贞两字缺笔，竟、弘两字避讳不严）；刻工有祖大、祖二等，与台北故宫所藏蜀刻本《论语笔解》之刻工祖六当为兄弟（据王肇文所编《古籍刻工姓名索引》，《论语笔解》刻工还有祖四、祖五）；版刻形制如鱼尾等，有与蜀刻十二行二十一字本唐人集中孙可之、权载之、张文昌集相同者；又取了该本纸样送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作碳14 测试，最终得出该本刊刻于北宋末南宋初的结论，大致与原本面貌相符合。

然而，窃以为对纸张作碳14 测试只是为鉴定版本提供一种参考而已，不能起决定性作用，因为其可以证明是否为宋纸，并不能断定是否为宋刻，刻与印并不完全是一码事（譬如清代乾隆间金农曾用宋纸刷印所刻《冬心先生续集自序》，能说该本是宋版吗？又如上图所藏宋版《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系用元代湖州公文纸刷印，能说是元刻本吗）；又由于碳14 测试每有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误差，从历史长河中看，几十年如白驹过隙，似乎感觉不到差异，但若要定夺刊刻刷印在北宋抑或南宋，那就有云泥之别。而此本实际就是南宋前期刻本，说其刊刻在北宋末南宋初，显然受到了碳14测试的干扰，稍嫌宽泛。此外，关于刻工，可作补充借鉴者尚有：与上图所藏蜀刻大字本《春秋经传集解》为同一版本系统的汉郑玄注《礼记》（辽宁省图书馆藏卷一至五，国家图书馆藏卷六至二十，避讳亦至“慎”字）（图三），刻工有祖大、祖六、祖七等；上图藏蜀刻小字本宋苏洵撰《嘉佑集》（图四），刻工有祖大、祖二等。所以，将这部中字本《春秋经传集解》定为南宋高宗、孝宗间蜀刻本，要比“北宋末南宋初”来得准确。但是，在当今学术界，或有持不同鉴定意见者，譬如香港刘卫林先生，其撰写的《宋刊刘禹锡文集版本研究》一书（2008年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出版），虽然是对唐人集所作的考订，但与鉴定包括中字本《春秋经传集解》在内的蜀刻本皆有撇不开的关系。

图三：蜀刻大字本《礼记》

辽宁省图书馆藏

图四：蜀刻小字本《嘉佑集》

上海图书馆藏

恕我孤陋，直到上个月才见到刘先生的这部大作。他通过对《刘梦得文集》《新刊元微之文集》（图五）等今存十二行二十一字本唐人集的考查，认为该版本系统刊刻于北宋末，刻地是福建。这不啻在版本学界引爆了一枚重磅炸弹，具有颠覆性的影响。然细读其文，觉其依据与结论并不能令人信服。该文关键的依据其实只有一条，即在《新刊元微之文集》卷首建安人刘麟撰于宣和甲辰的序文中，有三处提及其先人的有关文字前，皆有占两字位置的空格以示尊敬，于是刘先生断定刊刻在北宋，因为明代翻刻本是不空格的。为了作进一步的证明，他拼缀前人鉴定唐人集版本的片言只语，大胆提出：一、《新刊元微之文集》等唐人集本子的避讳存在北宋严谨而南宋或避或不避的情况，表明这些本子刊刻于北宋而修版于南宋，南宋避讳不严的现象属于修版时之“刊落”（意即原版不避讳，修版时剜改成缺笔，因为有漏剜改者，故造成避讳不严的现象）；二、前人据该版本系统的字体判断其刻书之地，看法并不相同，如黄丕烈等学者云蜀刻，王国维等学者谓建刻，因此，依据字体鉴定版本“并非客观可靠之法”。

图五：十二行二十一字本《新刊元微之文集》

关于《新刊元微之文集》刘麟序文的空格现象，明刻本不空格，不等于南宋刻本不空格，这姑且不论。而其对于避讳及字体所下的结论，则有必要加以辨析。

按照刘先生的说法，凡宋本的避讳存在北宋严谨而南宋或避或不避的情况，便可认定这样的本子刊刻于北宋而修版于南宋，那么当今可以定为北宋版者，可能就不仅仅是这些十二行二十一字本的唐人集了。倘若刘先生注意到旧藏常熟翁氏、今藏上海图书馆的蜀刻本《新刊嵩山居士文全集》（图六），或许会改变看法，因为该本刊刻于南宋孝宗乾道四年，又经过修版，除行款不同外（十一行二十二字），其字体、版式皆与唐人集相同；更值得注意的是，该本玄、敬、惊、殷等字缺笔，却未避高宗、孝宗名讳，说明此类蜀刻本避讳不严的情况并不鲜见。幸好该本还存有乾道四年晁公遡的门生师璇撰写的刻书序文，假使该篇序文缺失，不又被刘先生定为北宋版了吗？其实刘先生在探讨台北故宫所藏宋本《刘宾客文集》的刊刻年代时，注意到“宋本避讳缺笔，每有欠严谨者”，那为何在判断蜀刻唐人集时却又置之度外了呢？

图六：蜀刻本《新刊嵩山居士文全集》

上海图书馆藏

再者，因为前人于该版本系统之字体看法不一，便得出依据字体判定版本“并非客观可靠之法”的结论，这恐怕是鉴定版本中长期存在的最大问题。鉴定版本，辨识字体乃第一要紧之事，老辈们讲的“观风望气”，主要就是指对字体的辨识。因为字体最为客观，其他版刻形制，包括避讳、刻工、牌记、序跋等，往往在翻刻、仿刻本中都会有所留存，唯独字体不然，无论翻刻本抑或仿刻本，其字体与原本定有客观存在的差异，哪怕作伪也是无法掩饰改变的。当然，能否辨识字体，则具有主观因素，需多看多比较，不断积累经验，方能有所成就，别无他法。若想径从前人的鉴定中找现成的答案，多半会弄巧成拙，因为自己没有判断力。而版本鉴定最忌讳者还在于，因缺乏辨识字体的本领，便轻视之，否定之。前人鉴定版本有相互抵牾，即便同为一人也有前后鉴定异同的情况，乃每受条件制约的缘故。尤其是蜀刻本，存世者相对较浙本、建本稀少，前人缺乏条件作较为全面的比对，看错本子不足为怪，何况个中缘由或有今人难能真正知晓者。随着版本学的发展及客观条件的改善，有识之士越来越明白，能否辨识字体是鉴定版本的关键，字体识不得，要准确鉴定版本是不太可能的。有趣的是，刘先生并不是真正否定根据字体鉴定版本，而是有所取舍，说得白一点，他只是选择了王国维的说法为其结论所用而已。因此，倘若让他鉴定这部中字本《春秋经传集解》，想必也会定为福建刻本。可是，如果王国维等前辈活到今天，能看到唐人集之外的多种蜀刻本面貌，还会坚持旧时观点吗？他的学生赵万里先生在《中国版刻图录》中对他的旧说作了纠正，不正是一种进步吗？

同理，如果说嘉德公司过去对蜀刻中字本《春秋经传集解》的鉴定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便是没有理直气壮地以字体定版刻。在这里，我将蜀刻大字本《春秋经传集解》《礼记注》、十二行二十一字本《新刊元微之文集》、十一行二十二字本《新刊嵩山居士文全集》及小字本《嘉佑集》的书影一并列出，供大家参考。不难看出，这些本子的字体与中字本《春秋经传集解》基本一式，只是字形有大小、写刻有精粗罢了（大、中字本《春秋经传集解》与《嘉佑集》之写刻堪可称精）。其字体源出颜真卿63 岁时所书的《麻姑仙坛记》，虽略有变异，不似近几年市场上先后出现的北宋本《妙法莲华经入注》与《杭州西湖昭庆寺结莲社集》的颜体那么正宗，但犹有《麻姑仙坛记》笔迹可寻，未失颜体韵味。这种别具风格的颜体字，洵为蜀刻独有而建刻所无。

为什么要明确强调是《麻姑仙坛记》书体呢（类似书体，颜真卿还写过《八关斋》《中兴颂》《颜家庙》《颜勤礼》等碑，但以《麻姑仙坛记》为典型）？因为有的版本学家讲辨识颜体字版本，是以颜真卿43 岁时所作的《多宝塔碑》书体为范本，而两碑的书风差异较大。由于柳公权书体取法颜字较多，尤与《多宝塔碑》相近，这就容易造成颜柳混淆，误柳为颜，于是就有“福建刻本多为颜体字”的说法。福建刻本虽有颜体字现象（当然不是蜀刻本这样略有变异的颜体），但就总体风气而言，则以柳体字为主，源出柳书《玄秘塔碑》（其写刻亦有精粗高下之分）。如能以颜体《麻姑仙坛记》进行辨识区别，便不会将蜀本当建本了。

回头再看这部蜀刻中字本《春秋经传集解》，我们注意到在毛晋收藏之前（昔日出现的卷六、卷二十二钤有“毛晋之印”、“毛子晋氏”两朱文方印，此册未钤毛氏印章），曾经是项元汴万卷堂的插架之物，此册第三十卷末钤有“子京父印”朱文方印（不见昔日出现的其他各册）。项氏原本是书画收藏、鉴定大家，他与当时一大批书画家、书画收藏鉴定家如文征明、唐寅、华夏等，之所以会沉迷于宋版收藏，并一一戴上藏书家的桂冠，是因为他们敏锐地认识到书籍尤其是日趋稀见的宋本已属珍贵文物（在明代中期以前，人们从未视书籍为文物）。而要收藏，自然首先要作鉴定，因为当时坊间已出现假冒的宋版（常以明仿宋本作伪），版本学实际就是从鉴定宋版发端的。《读书敏求记·刘勰文心雕龙》有云：“我闻墨林项氏，每遇宋刻，即邀文氏二承鉴别之，故藏书皆精妙绝伦。”二承者，即文征明的儿子文寿承彭、文休承嘉昆仲。他们在那时似乎都已是鉴定版本专家。但鉴定版本谈何容易，问题也是有的。我曾在台湾“国家图书馆”看到一部明嘉靖间翻刻本《春秋经传集解》，钤有“项子京家珍藏”朱文长方印。这部明翻本见诸清初季振宜以降的各家著录，皆被当作南宋淳熙三年阮仲猷种德堂刻本（至今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本仍如是著录），估计项元汴也是当作宋版买进的，否则以他的收藏地位，不会对一部新近刻本钤盖“项子京家珍藏”印。那么，在这部中字本《春秋经传集解》之上，他只孤零零的钤盖了一方“子京父印”，又说明了什么？我们毋庸怀疑印章的真伪，但这确实不是项氏的收藏风格。若非自作多情，我好像感觉到了他的彷徨犹豫：该本果真是宋版吗？何地所刻？他没有鉴定把握。如果确定宋本无疑，他很可能像收藏法书名画那样会钤盖很多印章，即如在宋本《东观余论》（今藏上图）上，他就钤有“项氏万卷堂图籍印”、“项元汴印”、“墨林秘玩”等印。虽然，这并不意味此本的版本有什么问题，而是反映了人们对版本学的认识、对版本鉴定的掌握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要以为前人即便是那些大名家不存在版本鉴定问题，版本学还年轻，有待发展，但如果今天我们拥有相较过往无比优越的条件，版本学却没有进步，那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此本在毛晋之后曾归徐乾学，钤有“昆山徐氏家藏”朱文长方印。检《传是楼宋元本书目》，有宋本《春秋经传集解》多种，只是著录不详，颇疑此本即其中之一。或云此中字本七百年来从未见著录，则未可轻言也。

说实话，作为一名图书馆员，我对这部蜀刻中字本《春秋经传集解》在二十年中先后出现的零册散在各处颇觉不爽，其于研究利用平添了不少困难，殊为可惜。但谁又会否认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重器呢？若因残本而低估其珍贵的文物价值，轻忽其重要的版本学意义，便是浅薄无知了。倘若有朝一日能汇集各零本影印出版，则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