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废墟上的摄影复兴——浅谈日本战后摄影史（一）

对摄影的自觉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受德国、法国的新摄影运动的影响，“新兴摄影”这一摄影流派开始在日本出现。新兴摄影强调的是利用照相机的机械性能来探索摄影表现的可能性，逐渐开始寻找区别于以往绘画主义摄影的表现形式。于是，就迫切需要从根本上确立摄影的本质。

 △   《光画》第一期封面（1932 年） 

1932年，野岛康三、中山岩太、木村伊兵卫等人一起创办的摄影杂志《光画》创刊，成为了新兴摄影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创刊号上，从第二期开始加入主创团队的日本摄影批评家伊奈信男发表了一篇宣言式的文章《回归摄影》。在这篇文章中，伊奈信男明确提出“与‘艺术摄影’绝缘吧。放弃现有‘艺术’的所有概念吧。毁掉那些偶像！深刻理解摄影特有的‘机械性’！新艺术的摄影美学——摄影艺术学，必须要建立在这两个前提之上”的口号。同时，他也在文章中，对当时的摄影表现进行归纳、总结、反思，将摄影表现置于照相机的机械性与摄影家的主体性之间进行考察，指出“照相机的‘机械性’是‘特殊的·摄影式的’事物的‘起源’。但并不是摄影艺术的‘起源’。摄影艺术的整体是存在于相机背后的人。而且，是作为社会性存在的人——社会性之人。在新的视点上捕捉现象、记录下世界的截面、发表公布自己的作品、利用光线进行造形等等，这样的创作行为全都是由作为社会性存在的人实施完成的。”

就这样，伊奈信男的摄影理念，不仅对当时的新兴摄影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之后日本摄影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   名取洋之助肖像

 △   名取洋之助作品

1933年，赴德国留学、极力想把德国的报道摄影观念带回日本的名取洋之助，因纳粹驱逐外国记者而不得不回到日本。在《光画》杂志的编辑会议上，他认识了伊奈信男与木村伊兵卫等人。不久，便一起设立了“日本工房（第一次）”。不过，由于名取洋之助追求以理性经营为目标，很快便于其他伙伴形成严重的对立。1934年5月，除了名取洋之助之外，其他人全都退出日本工房，在银座的西银座大厦成立了“中央工房”。名取洋之助随即又与堀野正雄、渡边义雄、土门拳、藤本四八等人一起再次成立“日本工房（第二次）”。凭借他强势的掌控能力，努力在日本推行他的报道摄影理念。在他的推动下，报道摄影逐渐在日本生根发芽，成为影响战后日本摄影发展的重要摄影思想。

战时日本摄影的分裂

随着战争的爆发，整个日本很快便陷入了战争的泥潭之中，摄影也遭到日本军部的彻底管制与利用。摄影家作为“优秀职人”，成为了政治宣传的工具。战前日本摄影所形成的那种具有明确目的意识、有明确社会性的新摄影理念便逐渐发生分裂，原有的目的意识与社会性被剥离，摄影在日本政府的把持下，彻底沦为政治宣传的工具。 

  △   《五岛列岛福江岛》1935（名取洋之助摄）

在那个时期，日本摄影家的目标就是诞生于美国的画报杂志，美国的画报杂志《生活》便是其中的典型。《生活》画报以照片故事的方式来解读所有的一些事相，力求成为“世界的说明书”，出版之后便深受民众的喜爱。出版发行之后的第二年，销量便达到两百万部，成为引领美国舆论的主要媒体。这也意味着，图片报道具有左右国际舆论的能力。1938年，名取洋之助受日本军部委托，在上海成立图片社“Press UnionPhoto Service”，发挥着特务机关的作用。名取洋之助充分运用自己在“日本工房”时期所培养起来的技巧，出版了《SHANGHAI》（上海）、《CANTON》（广东）、《华南画报》等。就这样，日本工房凭借与军部的紧密关系，不断扩大业务范围。1939年，“日本工房”更名为“国际报道工艺”，运用摄影与画报的形式，广泛开展情报战。

△   《FRONT》画报封面 

1942年，得到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支持的东方社出版发行画报《FRONT》，全面将摄影运用于国家政治宣传之中。到1945年为止，《FRONT》共出版了十期，特别是最早的两期，被制作成十五个国家的语言。而东方社的工作人员则是以摄影家木村伊兵卫和设计师原弘为中心，年轻摄影家滨谷浩、菊池俊吉、图案画家多川精一等人也加入进来。他们运用拍摄视角和照片组合的技术，制作了大量极具冲击力的演习和战斗场面的照片蒙太奇。

  △   《NIPPON》画报封面

不过，这样的摄影现象却招致土门拳的不满。1943年，土门拳在综合杂志《日本评论》九月号上发表了一篇《对外宣传杂志论》。文章中，土门拳将当时发行的《NIPPON》、《FRONT》等十本杂志称为对外宣传杂志，批评这些杂志的内容只不过是对欧美各国撑门面用的“文化虚伪主义”，是过分强调日本军力的“恫吓威赫主义”，必须予以抛弃，甚至，他还认为，在日本军部统一管制之下，运用重要的人力物力所制作出来的这些宣传杂志归根到底都敌不过美国的《生活》画报。

  △   中宫寺观音菩萨半跏像面相 1943 年（土门拳摄）

土门拳，在那个时期便已经开启了他一生的摄影事业《古寺巡礼》。在这个时期，他主要拍摄了人形净琉璃和古寺古佛。其中最吸引土门拳的就是日本弘仁时代的佛像，他以日本近畿地区为中心，拍摄了大量的照片。他觉得自己只要来到木刻佛像的面前，就仿佛“回到了心灵的故乡”一般。早年和土门拳一起在国际报道工艺工作过的藤本四八，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便开始拍摄奈良唐招提寺和药师寺，1944年初，举办了个展“佛像摄影展”。这种通过佛教艺术来寻找日本文化根源的做法，很快就被运用在日本对亚洲各地的文化战略上，很多报道摄影家也参加到了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的调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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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混乱状态下的摄影复兴

战争时期的这种分裂状态最终因为日本的战败而陷入了空虚迷茫的境地。在1977年出版的《日本现代摄影史1945-1970》中，对于战败后的日本摄影，日本摄影批评家渡边勉这样写道：

“因此（战败），日本摄影界也迎来了一个新时代，但是对应这个出发点，必须说，对摄影界整体的战争责任所进行的自我批判还是很不充分的。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包括提出这种批评的笔者在内，都必须严厉地进行反省。”

一方面，如渡边勉文中所言，日本的摄影家在战后不断地对过去进行否定与自我批判；另一方面，却又必须接受与过去不可分割的现在。每一个摄影家的内心都充满了矛盾。而这样的空虚迷茫的状态，却又必需用实际行动来加以填补的。于是，在战争刚刚结束不久，随着战后出版自由化局面的出现，日本摄影迎来了一次飞速发展、百花齐放的机会。

摄影杂志的再起

首当其冲的就是因战争而凋零的摄影杂志在战后开始复兴，战争时期遭到停刊的摄影杂志纷纷复刊，同时，还有很多新的摄影杂志创刊。以1946年的日本最早的摄影杂志《相机》的复刊为开端，1950年代，日本出现了《光画月刊》、《写真手帖》、《摄影艺术》、《摄影》、《朝日相机》、《日本相机》、《相机爱好者》、《产经相机》、《相机每日》等大量的摄影杂志。在1960年前后在《相机每日》担任六年主编的岸哲男这样写道；

“和现在不同，战争刚结束那个时期，专业摄影家发表作品的场所，除了《中央公论》、《世界》等两三家综合杂志外，就只有摄影杂志。战后，比起经济和政治，更早复活的新闻报道，而摄影杂志则为这些专业摄影家提供了发表作品的场所，另一方面，面向业余摄影爱好者的摄影月赛也获得了优厚的对待。战后的日本摄影就是以这种双管齐下的方式发展的。”

到了1955年前后，日本摄影杂志的数量超过十家，读者中的摄影爱好者据说超过了300万人。这不仅为摄影家与摄影爱好者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也成为培养新进摄影家的沃土。例如后来成为日本摄影界重要人物的东松照明、细江英公、川田喜久治等人，都是摄影杂志月赛的常客；而由土门拳和木村伊兵卫主导的《相机》杂志每月评选则为后来日本摄影界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人才，对日本摄影的发展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   《夜店》 1933 年（木村伊兵卫摄）

劣质时代的记录者

战后日本因为出版自由化而兴起了一股出版热潮，其中数量最多的是以性爱、猎奇、犯罪等内容为特辑的“劣质杂志”。“劣质”一词既象征了日本战后价值观混乱的那种状态，同时也象征了当时那种开放的社会风气。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也有一小部分这样的劣质杂志为摄影家的成长提供了机会。林忠彦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当时二十八岁的林忠彦就是靠为这种劣质杂志供稿来维持生计，并获得了在摄影界崭露头角的机会。

战争结束后，曾加入日本驻华大使馆的外围团体“华北弘报摄影家协会”的林忠彦于1946年5月回到东京。由于战败所导致的混乱状态，很多摄影家音信全无，这为林忠彦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他每个月要给二十多家杂志供稿，拍摄了很多上野流浪儿童、脱衣舞等反应社会现实的照片。

△   织田作之助（林忠彦摄）

林忠彦的成名作却是他给当时的文化人士拍摄的肖像照片。1946年12月，他结识了织田作之助、坂口安吾、太宰治等无赖派小说家，并为他们拍摄肖像照片。他将这些文人的肖像照在《相机》杂志上发表，立刻引起《小说新潮》编辑的注意。从1947年开始，林忠彦便受邀在该杂志上连载文化人士的肖像照，凭借这样的机会，他一跃成为了著名的肖像摄影家。不过到了1980年，林忠彦才将自己拍摄的战后东京结集成书，命名为《劣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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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体摄影热潮

如前文所言，劣质时代的出现，意味着当时日本的社会风气是自由开放的。而这种开放的社会风气所带来的一个最明显的摄影现象就是裸体摄影的流行。原本在战前受到限制、无法在印刷媒体上得到发表的裸体照片，因为战败后的混乱局面和开放风气而登上了报刊杂志的页面，并一度成为流行，从视觉上宣告了自由时代的到来。

关于日本的裸体摄影，《现代摄影艺术——裸体篇》的主编田中雅夫在该书中这样写道：

“日本的裸体摄影，不用说，就是战后的产物。在战前，个人对裸体摄影进行研究的也有几个人吧，但是如果想到在封建社会那样的风气里这样的照片是无法自由地发表，那么即便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员，基本上也不构成什么样的社会意义与历史意义。所以关于日本的裸体摄影，说起来差不多是刚刚开始，至于它的历史发展，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短暂的。

战后摄影家对裸体摄影的关注、以及对之所作出的积极尝试，都是非常激烈的，这才导致裸体摄影时代的到来。这其中，最重要的先驱人物有三个人，福田胜治、杉山吉良与土门拳。

到了1949年，真继不二夫与大竹省二分别发表了裸体摄影作品‘美之生态’与‘女人与相机’，之后松岛进、中村立行、狩野优、小石清、内田美胤、秋山庄太郎、尾崎三吉、三木淳、村井龙一、本庄光郎等人的作品也相继登场。”

毋庸置疑，裸体摄影就是在低劣杂志与色情杂志上开始流行的，不久之后，便以摄影作品的形式出现，也催生了一批著名的“裸照摄影家”。

点燃裸妇热潮的导火索的是福田胜治。在战前他就是以拍摄女性肖像著称。之后他以同样的技法拍摄裸体摄影作品，给作品带上了浓重的唯美主义倾向。1946年福田胜治的摄影集《裸妇五态》大获好评，第二年又出版了续篇《花与裸妇》，而1948年杉山吉良出版的《拍摄裸妇》等作品也广为流传，1950年中村立行出版的《裸体研究》也备受关注。

他们的创作状态从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当时要找到裸体模特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社会形势不稳定的状态下，为了生活，有很多人愿意从事能获得相对高额薪酬的裸体模特这个职业。

1951年《摄影艺术》杂志（三、四月合刊）的裸体专辑被认为是淫秽内容而遭到日本检察部门的审查，导致该期杂志被查禁。从此之后，裸妇热潮逐渐落下帷幕。时至今日，裸体摄影作品依然是日本摄影中的一个重要类型，偶尔还会成为摄影家崭露头角的舞台，成为日本摄影表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战后前卫摄影的迷局

与以上这些摄影现象同时出现的是战后前卫摄影的短期复兴。战前，在欧洲前卫艺术的影响下，前卫摄影开始兴起。1930年代后半，前卫摄影开始被引入日本，大批的日本摄影家开始积极地创作超现实主义摄影作品与抽象摄影作品。然而，随着战争的爆发，这一脉系的摄影表现很快就夭折了。不过，在日本战败投降之后，曾经在战前从事过前卫摄影的摄影家重新拾起了这种表现手段，并一度出现了繁荣局面。

战争刚刚结束，东京写真协会、日本写真会、美术文化协会写真部、国画会写真部、丹平写真俱乐部、K·P·S（京都摄影中心）等摄影团体很快就重新开始运作。不过，在风格上仍然延续战前前卫摄影的创作风格。1948年由美术文化协会举办的公募展开始设立摄影部门，并在第二年举办展览。本庄光郎、山本悍右、后藤敬一郎、大辻清司等人都参加了这次展览。与此同时，野岛康三、花屋勘兵卫、松原重三、北角玄三等老一代摄影家也都在发表前卫摄影作品。

 △   爸爸妈妈和孩子们 1949 年（植田正治摄）

1948年，京都摄影组织K·P·S举办了“自由写真美术展”，展览中出现了很多抽象的、夸张变形的摄影作品。之后，关西一批主要摄影家本庄光郎、岩宫武二、植田正治、天野龙一等人便开始频繁地举办展览，创作前卫摄影与抽象摄影的作品，并到东京举办巡回展。

到1950年为止，前卫摄影在日本艺术摄影领域掀起了一股小高潮，然而，这种以造形为主导的、受美术思想影响的摄影表现，对于当时对摄影本质已经达成一定共识的日本摄影界而言，多少有点水土不服。尽管这一波小高潮为1950年代后期出现的主观主义摄影埋下伏笔，但是，以美术思想引导摄影创作的这种摄影表现谱系，在之后的几十年里逐渐走向式微。1950年，土门拳在《相机》杂志上连载每月选评。在土门拳的倡导下，写实主义摄影运动成为那个年代日本摄影的主流。而前卫摄影这种摄影表现正是写实主义摄影所要批判的对象，只能在写实主义摄影运动的阴影下苟延残喘。

年轻一代的舞台

另一方面，在战后东京这片废墟上，也在不断出现一些新的摄影组织。各个大学摄影部的学生就是其中的重要力量。因战败而导致的价值混乱，为优秀的大学生提供了成为摄影家的机会。

譬如早稻田大学摄影部的秋山庄太郎在校友稻村隆正与土方健介的鼓动下，于在1946年成立“秋山写真工房”。之后，庆应义塾大学的三木淳、长野重一等人也是这个摄影团体的常客。

 △     原节子（秋山庄太郎摄）

“秋山写真工房”结束之后，秋山庄太郎在林忠彦的介绍下，在电影杂志《近代映画》工作。在这个期间，他积极地运用“伦勃朗式布光”——用一盏灯从斜上方打光来刻画人物表情——的方式为原节子、高峰秀子等女明星拍摄肖像照，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为他赢得了很高的人气。

1947年，新的摄影家团体银龙社成立，很快便聚集了大约二十多名的摄影家，除了林忠彦与秋山庄太郎之外，后来在日本摄影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桑田甲子雄、植田正治等人也都是该摄影团体的主要成员。

不可否认的是，各个大学的摄影部也好、新兴的摄影家团体也好，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日本，为日本年轻一代摄影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舞台，也为后来的日本摄影界输送了很多优秀的人才。

可以说，日本战败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日本摄影虽然迎来了久违的自由开放时期，但是由于战败带来的价值观崩溃与社会动荡，日本摄影界总体呈现为静观与迷茫的局面，很难形成具体的、有力度的摄影表现。而收拾这一局面的重担，最终就落在了土门拳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