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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艺术,将艺术创作与公众生活空间结合在一起,不仅提供了独具内涵的城市文化象征,更借助公众与艺术的互动,让公众接触、感知艺术,将日常生活艺术化。经过了十八世纪的宗教艺术空间,十九世纪的英雄叙事空间之后,二十世纪的公共艺术受到更多元的艺术思潮影响。具有震撼力的纪念碑形态,逐渐分解为艺术家的小叙事。当代的公众艺术又由个性、戏剧性,转向多义性、互动性。
公共艺术的公众化,来自于城市空间的市民化。公共空间的主体是多元化的人,而公共艺术,是引导环境感知与情感效应的媒介。因此,评价公共艺术,不仅要从作品的艺术创新性入手,分析艺术家把握空间的观念与方法。更需要重视“用户体验“——市民、游客通过公共艺术获得的信息,生发的情感与想象。作为城市文化的界面,公众艺术与公众形成怎样的对话场域。
作为现代主义建筑的大本营,芝加哥大楼和街道集中了现代主义设计的空间理想。在庞大、复杂的现代城市空间中,在遮蔽天际线的摩天楼群之间,夹杂其中的公共艺术,仿佛岩石中开放的玫瑰,是对现代主义、功能主义的重新思考。在芝加哥的公共艺术,与城市空间互动,与人互动。系列作品亦呈现出创新理念变化之图景。
云门(Cloud Gate)
由英国艺术家阿尼什·卡普尔(Anish Kapoor)创作设计,建造于2004年6月至2006年5月。该作品长20米,宽13米,高10米,拱底最高处距地面约4米,重100吨。游客可以在其上看到被反射和扭曲的城市轮廓,但完全察觉不到接缝。外壳映射芝加哥高楼与草木,镜中的风景与人都随着景象扭曲,形成陌生化的哈哈镜效果。此外,塑像的底部为会歪曲和重叠影像的凹形空间,被称为“omphalos”(希腊语意为“中央”)
坐落于千禧公园中的云门,无论阴晴雨雪,都会聚集无数游客。它既是实体,又是空洞的。它的智慧表现在,与天地的互动,天光、人物、四季荣枯,在上边的投影。最值得玩味的部分是该作品的底部——访客可以进入内部中央,令人联想生发万物的“玄牝之门”。
云门通过无穷无尽的自我映射,解决了孤独人类的自恋观看需求。作品显著的互动与开放性,不断生发变化,可能性无穷匮也。
皇冠喷泉(Crown Fountain)
西班牙艺术家约姆•普朗萨(Jaume Plensa)设计制作,2004年7月启用。作品由黑花岗岩制的倒影池构成,两侧是以玻璃砖建的塔楼,高15.2米,并装有LED。艺术家在芝加哥招募一千名市民做为演员,为他们录制微笑的图像,放在两侧玻璃砖塔楼上播放。每五分钟更换图像,透过数字控制灯光色彩,影像人物“口中”还能定时喷出股股真实的清流。
该作品体量巨大,两侧塔楼中的脸,两两相对,对视微笑,相互喷水。作品戏谑、友好、有趣,意义同样呈现对话状态。LED中,普通市民被放大到难以置信的尺度,足以与众多大楼抗衡。这是芝加哥的界面,人的界面,也是科技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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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加索与米罗的芝加哥
毕加索在美国的第一件纪念雕塑“芝加哥的毕加索”(the Chicago Picasso)1967年8月落成,毗邻31层高的芝加哥市政中心(Chicago Civic Center),立于花岗岩基座之上,高15米,全钢锻造,与周围的建筑材料保持一致。
作为毕加索的最大的雕塑,作品的造型从不同的视角,呈现出迥异的形态——或女人,或动物,或抽象线条组合。《时代》杂志则质疑雕塑“是一只鸟,一个女人,一头阿富汗猎犬,一只猿猴,一个残酷的骗局,一个共产主义阴谋,还是超人?”如今,没有人猜测它的内涵。孩子们经常爬上雕塑,将作品当作滑梯。以作品为中心,市政中心广场也称为市民娱乐、休闲的场地。
1981年,胡安•米罗(Joan Miró)的“太阳,月亮和一颗星”(Sun, the Moon and One Star),在毕加索作品马路对面问世。由钢、铜、混凝土、瓷砖制成的混合材质作品,集中了最典型的米罗符号。
“太阳,月亮和一颗星”坐落在芝加哥宗教大楼(Chicago Temple Building)侧面。宗教大楼建于 1924 年,高173米,是世界上最高的教堂尖塔。“太阳,月亮和一颗星”与奇异大教堂的立面、彩窗形成对话,与对面的毕加索创作形成有趣的呼应。
夏加尔《四季》
1974年,夏加尔创作了大型马赛克壁画《四季》。作品高4米,长23米,幅宽3米,巨大的长方构图上,一侧描绘春夏景色,而另一侧则表现秋冬梦幻。
1958年他在芝加哥发表演讲中说:“生活是个奇迹,我们是生活的一部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从一种生活形式转换到另一种生活形式……是的,一个人绝不可能在技术意义上或者机械意义上穷尽生活的所有秘密。但是通过灵魂他与世界相连,或许是在不知不觉之中达成和谐状态。”
《四季》被安放在芝加哥第一国家银行广场,共使用了大约250种不同颜色的马赛克,在灰色的楼群中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经过两次 大战的浩劫,夏加尔的爱和希望的色彩仍然明亮。仿佛《四季》壁画中流转的太阳。夏加尔在自传中写道:“艺术对于我而言,其实质就是灵魂。地球上所有人以及动物的灵魂都是神圣的。”透过色彩的表象,在废墟之上,夏加尔举起灵性的火把,让美好温婉的诗情不至于泯灭。
《核能量》(Nuclear Energy)
1942年12月2日下午3时25分,史上第一次“受控核连锁反应”(Controlled Nuclear Chain Reaction)在芝加哥大学体育场看台实验室里成功进行。恩里科·费米开创了历史,也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25年后,1967年12月2日,亨利·摩尔(Henry Moore)的《核能量》(Nuclear Energy),一座高12英尺的青铜雕塑。在当年突破历史的位置揭幕,成为芝加哥大学的标志性公共艺术。
该作品参照了人类头骨造型,又令人联想到蘑菇云的形状。作品上半部分的光滑表面与下半部分硬朗的沟壑形成对比。作品形态预示:在可控与不可控之间,在人的骸骨与爆破能量之间的平衡感。
在芝加哥大学核试验的原始地点,亨利·摩尔的作品体现了在“原址”建构艺术。跨越时间,《核能量》与历史行为实现对话。对于活动于校园的大学师生,亦可由此反思科学理性的“双刃剑”伦理。
“公共艺术是一片崇尚自由,创造和幻想的天地,其关键并非在于树立又一座供人景仰的纪念碑,而是去创造一个机会,一种场景,让观众以崭新的角度和明晰的视野回望这个世界”。(帕特里夏 菲利普斯《公共建造》 )
公共艺术形态演变体现了公共空间的革新思潮。回顾18、19世纪的公共艺术,均具有纪念碑特征。为历史事件和伟大人物树碑立传,为城市精神定调。人们徜徉其中,顿生怀古之情,宏观而伟大。芝加哥的一系列公共艺术作品体现出转折期公共艺术的理念之变。毕加索、米罗在芝加哥的作品,延续现代艺术符号,以抽象、几何造型,在高楼丛中,寻求抽象与哲思。夏加尔四季壁画,温情脉脉的诗意,表现非时间、非空间的永恒循环。完成于新世纪十年的云门、皇冠喷泉,则体现了全新、开放的空间理念。他们预示着含混的设计意图。抛光镜面中的游客、LED中的市民,变化的面孔,重述了创造性的城市寓言,重构了变化中的人。
设计为人,然而新世纪的当代公共却试图搭建“负空间”,让都市人在作品中寻找自我。在广场上,作者、艺术、宗教统统离场,公共艺术在空旷的地盘上敞开着。相对于碎片化的当代生活,耸立的公共艺术一定是戏剧性的。他们依托于特定环境、天气、季节,并结合每个访客的个体意识,弥合形成独一无二的体验。当代公共艺术保持开放性,如同新的斯芬克斯之谜。作为“一座桥梁”,公共艺术让访客发现自我、发现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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