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书法、茶叶、灯笼、篆刻、印刷术，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在谷文达的作品中轮番出现。从85美术运动中走出，旅居海外，熟练地将“中国语言”运用于创作，在国际当代艺术界获得关注，谷文达自称是两栖动物，游走于东方与西方。

精心策划下，作品《孝道》的发布仪式特别选择在母亲节这天，一千多名小学生在艺术家谷文达的率领下，在一千米的红丝绸上用毛笔书写孔子的《孝经》。主办方佛山岭南天地希望借助现代艺术手法，传承和发扬“孝”这一传统文化。在谷文达看来，“母亲节不是吃吃饭，逛逛商场，买些便宜货或名牌，而是去美术馆，如此，整个文化素质就提升了”。人发装置《孝道》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下创作。

人发装置《联合国—人间》

论身体材料的使用

人发是谷文达经常使用的创作材料。作品《孝道》动用了20公斤头发，但和此前的《联合国》相比，依然是小儿科。《联合国》是从1993年开始的项目，从数十个国家的发廊收集了数百万人的各色头发, 或编织成束，或粘贴在半透明的材料上，拼出各种图案和文字（有些文字是他自己创造的），目前为止这个项目已包含数十件作品。

第一件作品题为《联合国—波兰纪念碑: 住院的历史博物馆》。波兰的罗兹市位于前纳粹集中营附近，有世界上最大的犹太人墓地，在罗兹市历史博物馆的大厅和楼梯上，谷文达铺上从精神病院找来的白床单，把在当地搜集来的头发随意撒落在上面，大厅一角，四张覆盖着白床单的椅子围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摆满图书，桌子旁是一张从妇产医院搬来的白色婴儿床，床单上排列着24束剪下来的妇女长发，地板上散落着各类书籍，无论是桌子，椅子，还是婴儿床、书籍，上面都撒上了头发。白色织物覆盖的家具散发着神秘的气息，散乱的人发传递出死亡的信号。由于博物馆的前身是一名犹太厂主的别墅，特殊的历史和地理位置让这件作品变得敏感，令观众联想到犹太人遭遇的纳粹屠杀。迫于压力，这件作品只展出了一天就被撤掉。在另一部作品《联合国—美国纪念碑二号：美国梦》中，谷文达把从25个国家搜集来的头发制成了1000块“砖头”，在联合国总部的所在地纽约砌了一堵“墙”。

人发装置《联合国—人间》

用头发做创作，谷文达并非第一个。1992年12月,在美国的约翰科勒艺术画廊就举办过一次专门的人发艺术展览。展品中有19世纪由人发编织的悼念花环，粘有情人头发的明信片, 以及用爱人头发做的手镯。对于头发，人们有不同的理解和反应，当毛发不再附着于人体时，常令人感到厌恶和恐惧，而在不同的文化里，头发有着不同的隐喻。谷文达认为头发可以看作是身体的象征物，“西方的新国际主义重新安排文化的秩序结构，不同人种产生身份的文化危机。之所以选择联合国这个题词，是希望我的作品能够包容所有的组织和所有的文化”。迄今为止，已经有超过400万人将头发“捐献”给谷文达的创作，这些人来自不同国度，不同种族，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除此之外，他还热衷于其他人体材料的使用，如胎盘、女性的经血。

论艺术的波普化

创作为灵感创作的《谷氏简词》—印有“孝”字的红灯笼密密麻麻叠加，垒成一座不规则形的“高楼”。这像极了雄心勃勃的“天堂红灯”计划。在这个计划里，谷文达用数以万计的大红灯笼包裹世界各地的地标建筑，“当中国元素—大红灯笼—被挂在不同的建筑物时，必然产生一个对话，这是某一文明的象征物和另一文明的象征物之间的独特对话，也是某一文明对另一文明的重新理解与沟通”。

[page]

作品《碑林—唐诗后著》，选取唐诗五十首，中英文对照，篆刻于石碑上

轰动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包括此次的《孝道》，千名小学生书写的现场宏大而壮观，还有此前的头发搜集，数万人参与“捐发”活动。这让作品的创作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事件，一个大众参与的活动。对此，谷文达并不排斥，“我们的艺术一直处于一种精英状态，在一个封闭的体系里，一定要和流行文化结合，才能打破这种封闭的状态，美国的美术馆充满了观众，都是普通人，这和中国有很大不同”。

普及艺术外，谷文达还有更强的野心。“我在海外，在非中国化的环境里面，反而感觉自己更是一个中国人。比如说这个孝道，你可能会讨厌它，觉得传统文化怎么这么麻烦，但是对我来说就很亲切，所以我这种大众参与的推广艺术还会继续下去。我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只有进入普通人的教育才能成为主流，民间对艺术缺少强大的支持根源就在于教育”，他表示自己目前做的都是铺垫，当代艺术通过这个铺垫开枝散叶，其负载的传统文化也就随之落入寻常百姓家。

Q：今天是母亲节，是以孝道为主题的艺术活动，小学生们在写完字后被提议留下他们的头发，中国古语有一句话叫“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那么我有一点不理解，在今天这样的节日语境下，提议剪发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量？

A：这个是现代科学的事。人发里面的DNA和我们的祖先是有血缘的。一个人捐献头发等于是整个家族的亲戚都在我的作品里了。我想把今天搜集的这些头发做成墨粉，画成作品，赠予佛山岭南天地。

Q：您所在的浙江美院是85美术运动的重镇，您当时说过一句话，“对被年轻艺术家顶礼膜拜的西方现代主义和被保守主义奉为至宝的中国传统经典均不屑一顾”，在您的创作中又多次借用中国传统文化，如水墨，灯笼，汉字，包括今天的“孝道”这样一个传统文化命题，这是不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行为？

A：这不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行为，中国现在已经进入当代艺术的第二阶段。从85美术运动开始，全盘西化，仰视西方当代文化，现在不是说水墨变成一个焦点，这不是水墨固有的，它的焦点是回归了，把西方的当代文化承接过来了，现在就是要和中国文化接合，所以不管是国画界还是油画界，水墨只是一个信号，整个美术界在落叶归根，考虑成熟了。将来的当代艺术不应再是西方的照搬，这是第二阶段，是对自己文化的审视。还有我对自身的审视，我当时还是一个年轻状态，对中国文化的深刻认识是我到了西方后才有。我的水墨画的技法向两个极端发展，推向西方的极端现代主义，同时推向中国的传统本身，我在这两个极端里寻求对比和出路。

人发装置《纪念碑》

Q：您以及徐冰这些同时代并在海外发展的艺术家，你们的作品中运用大量中国元素，这是不是借用自身文化在国际上的一种取巧方式？中国的当代艺术家在国际是不是只有打中国牌这种方式才能获取关注？

A：这里面有个非常复杂的结构。首先，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自己的文化，85美术运动开始的时候是全盘西化的，我从来都没有站到85美术运动那个立场，我是科班出身，学国画的，在当代艺术家里面，85这一代你可以去数，没有一个艺术家是从国画毕业的，基本都是油画、雕塑或是设计，所以我有一个保留位置，延续到我去西方也是。假如你认为一个中国人取巧地运用中国元素来博得西方人的喜欢，那么这个喜欢不会长久，也没价值。我是一个中国艺术家，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地运用中国的语言？有些学油画的跑出去画书法，利用文化差异，运用异国情调来获得一种青睐，最后得不偿失。我走了这么长的路，运用中国元素是理直气壮还是投机，大家都很清楚。我从中国国画系出来，现在在做的就是希望中国文化能够和当代艺术接合，形成中国自己的当代艺术。《孝道》这件作品就是用当代的手法重新审视过去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