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利与《利加特港的圣母》

达利和加拉

    一件艺术作品历久弥新，不但需要它自身具有艺术价值，也在于能够有不同的解读方法赋予它丰富的意义差异。当代艺术史家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领域对艺术进行了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20世纪的艺术史研究，处在一个方法不断变革的文化语境中，这种差异彼此之间不是互相否定和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和参照，形成一个整体。[1]本文结合图象分析法和精神分析法，通过对达利《利加特港的圣母》的分析和解读以达到探求艺术本体的意义和解读艺术作品的可能。

    要洞悉一件艺术品的艺术本体，还需要创作者拥有一定的独创性认识，这依赖于他们的学识和美学修养，它可以反映一个人的社会、政治、经济甚至性的观念，因此了解作者的自传，经历也很重要。此外，美术作品的时间和空间，也是解读一件艺术品的重要参照。

    达利所创作的《利加特港的圣母》有两幅，两幅在画面结构形式上基本相同。画面背景是利加特港，前景是祭坛上的圣母和圣婴，圣母温柔神圣，双臂抬起，成金字塔型，指间相对，手掌也成金字塔型，罩住下面的圣婴。她的胸腔是空的，不过有建筑的空间和厚度。圣婴在她的胸中腾起埋着头，双手向身体两侧张开，手和头也形成神秘的金字塔型，心是空的，他的头位于海天交接之处，也正是圣母的心的位置。他的两手一只托起一个球体(原子核)，另一只手拿着一个十字架，双腿向一侧摆开，影子投射在下面的坐垫上，垫子又投影在圣母的裙子上。圣母坐在圣坛上，下方的基座上放有一张圣经，另一边放两个球。但所有一切都是悬浮的，圣母和圣坛的后壁都悬浮于空中，圣坛的后壁不仅悬浮而且中间断为两半，上下短为三截，第一截的断口和中间的断口组成一个虚空的十字架，交汇于圣母的头部。值得一提的是十字架的顶部有一个象盆子一样的大贝壳，下悬一金蛋，而下面圣母的头顶向蛋壳一样破开。而画面所有的一切虽似幻非真，却严格地遵守透视原理，灭点在圣母的头部。背景分成两部分，上部分是湛蓝的天空颜色上深下浅，下部分占2/1强的是茫茫利加特港的海滩，上有几个不知名的海洋贝类动物，中间海天交接处两边是山，海天远处透出金色的光，象是神性的光辉，也仿佛这光是从圣母的胸中透出。
    

《利加特港的圣母》之一

     通过对画面的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风格特征： 1、对古典法则的严格遵循：透视，比例，空间感;对古希腊审美规范的认同：和平，静穆。2、对宗教审美神性的推崇。3 、达利自己具有时代意义的创造：悬浮，破碎。

    上述特征与达利的前期的风格大为不同。达利被熟知的是荒诞和梦幻，是融化的软表和身体里到处是抽屉的维纳斯。是什么促使他发生如此大的转变呢?是文艺复兴古典规范、核物理与天主教的综合影响。

    达利对事物的变形和幻想都有精致描绘的耐心，对线条在造型上达到的极限非常重视。达利在1939年曾宣布自己的画要返回古典主义。这意味着他的画有继承大师们传统的绘画方式，以扎实的技巧呈现类似的古典风格。[2]

    当时达利绘画事业得到广泛认同，他的创造力再次勃发给世界带来新的震惊，这次启发他的不再是心理学，而是核子物理学。在40和50年代，达利迷上了分子生物学和原子物理学，一方面科学发明的涌现，另一方面广岛的原子弹爆发的震惊，他开始了表现“核”和“原子”的的阶段。“作为当代物理学重要成果的这门学科，对传统观念的突破在于新的时空概念，它认为我们的世界正处于不定的状态中，到处都浮游着分裂的原子核。”[3]在他的《利加特港的圣母》中不仅体现在各种物体的悬浮上，还体现为小基督一手拿十字架，而另一手托起原子核。同类的还有著名的“原子利达”的画以及那张泼水掷猫的照片。

    达利的父亲是无神论者，母亲是天主教徒，达利早年虽行为乖张，终究还是脱离不了幼年时所受母亲宗教的影响。尤其是经过二战的洗礼，他是心日趋平静，达利在20世纪40年代脱离超现实主义运动之后，他曾深入地研究和探索各种宗教流派。1949年也就是他画《利加特港的圣母》的这年他接受了罗马教皇皮乌斯十二世召见，投入了天主教的怀抱。[4]此后他又创造了一大批宗教题材作品。与宗教相关的荒诞图象和内容，一直启发着达利的创作。如《神曲》中的厉鬼也象柔软的钟表一样具有流动性。核子物理学的内容和宗教的东西，始终在他的头脑中萦绕着，据说他曾梦见一个原子变成宇宙的中心——基督。他这样写道“1950年，我做了个‘宇宙梦’，我在梦中看到了这个色彩形象。在我的梦中，它代表原子核。这个原子核不久成了超自然的感觉，我认为这个宇宙的特殊个体就是耶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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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加特港的圣母》之二



《利加特港的圣母》之二（局部）

    解读《利加特港的圣母》要抓住两点“利加特港”和“圣母”。
    看过达利的宗教画的人不难发现，他的圣母总是同样的相貌——他的爱妻加拉，他一生中唯一爱过的女人。

    利加特港的圣母，整个背景是达利的家乡利加港的风景。1929年秋，他和爱人加拉曾私奔到此利加港，度过了一段十分艰辛而又充满真爱的时光。之后利加特港成了他作品中的常见题材。我们可以想象让他魂牵梦萦的还是爱妻加拉。

    达利一生最重要的大事，就是认识他永远的爱人加拉。关于他们第一次约见面有这样一段描述：“他本想利用象征性吸引她注意，他把衣服撕破剪碎再加以翻改，脖上挂珍珠项链，耳朵后插天竺葵花。刮腋毛时，把皮肤划破，把血涂身上，然后再抹鱼胶羊屎油混和在一起的混合物。但是远远一见到加拉的裸背，像遭电击，立即决定终止这个毛骨悚然的约会。”[6]

    从他这样的典型行为可对应到他的作品往往有两种力量的撕扯：一种是代表二十世纪迷失的潜意识怪诞力量，另一种是代表加拉的爱与美的力量。

    加拉原本是超现实主义派诗人保罗·爱吕雅的妻子，比他大了九岁(一说十二岁)。1928年他们一见钟情，达利的父亲得知儿子和有夫之妇来往和他断绝了父子关系。达利失去了经济来源，只能靠卖画和影片和约为生。加拉成为达利的母亲、妻子、密友、模特儿与灵感的泉源，还是女神和经纪人。她的到来，对达利起到了神秘的心理安定作用。四年后(一说三十年后)他们结为伉俪，充满自信的加拉开始为达利安排一种严谨而又安谧的创作生活。加拉是他不可或缺的感情支柱，是他不知疲倦的助手，更重要的是她常常把趋于冒险、耽于狂妄的达利从荒诞的意境中拉回现实世界中来。[7]因此，人们提到达利，必然提到加拉，仿佛没有加拉，达利就不完整。

    达利说，他爱加拉胜于爱父母、毕加索和金钱。他对自己的艺术生涯曾做过这样的总结：“1930年我身无分文地被赶出了家门，而今天我获得了世界性的成功，主要是得自上帝的垂顾，安波达(达利的故乡)的启发，以及一位卓越女性英雄式的自我牺牲，那就是我的妻子加拉。”[8]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潜意识里包括受压抑的性欲望和性冲动。因此，达利的早期创作中反复出现的这种困扰是与他的性焦虑相关联的。达利的青年时期常处于极度不安与极度恐惧之中，这种恐惧是与女人和性有关。然而，达利与加拉之间的关系对他改变女人和女人形体的看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画着加拉，我就越接近崇高。”达利把加拉比做圣母反映了加拉对他的重要，他对加拉的依恋和崇拜。《利加特港的圣母》中的和平，宁静体现了他对他们两性关系的满足与和谐。

    [1]崇秀全、周绍斌 著：《凡·高自画像的美学分析》，成言艺术，第三十一期，2006.6。
    [2]读图时代 特别企业划：《达利画传》， 时代文艺出版社，长春2004年1月第一版，第110页。
    [3]叶丹 著：《夏加尔 恩斯特 达利》，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2年7月第一版，第112页。
    [4] 《达利画传》，第112页
    [5] 萨尔瓦多·达利等著：《达利谈话录》，译者杨志麟、李芒 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第77页。
    [6]中华世纪坛艺术馆 编：《萨尔瓦多·达利》，科学出版社，北京2002年7月第一版，第65页。
    [7] 《达利画传》，56-60页。
    [8] 《萨尔瓦多·达利》，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