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鸿：“国家遗产”与“纪念碑性”的关系

    采访时间：2009年9月17日
    采访地点：巫鸿寓所

    王炜/戴章伦：您怎样看待“国家遗产”这个概念？

    巫鸿：首先，艺术的边际是很宽广的，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谈，而这个题目本身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角度。我本身是做历史研究的，所以“遗产”这个概念对我来说很熟悉，因为它首先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人们习惯把“遗产”想象成一种过去时的东西，但它恰好也是还在进行的、完成中的东西。此外，“遗产”往往也含有碎片的含义，与我一直在研究和思考的“废墟”的概念有关。
    就我的文章（《权威的面容》）来说，我所研究的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事例，并且跟参加《国家遗产》这个展览的艺术家的作品也形成一种呼应，比如卢昊关于恢复北京城的九座老城门，汪建伟对天安门观礼台的调查等等。我曾想对大家提出一个问题：新中国建立以来最重要的绘画形象是什么？或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重要的一幅画是哪一幅？答案无疑是天安门上的毛主席肖像。但出于各种原因，长期以来它却逃出了艺术研究者的注意，大家没有从图像的角度去谈论它，好像都不把它当成“一幅画”。这说明它的意义已经超乎了作为一个狭隘的艺术作品的概念。当我们谈到一个国家的时候经常会谈到关于这个国家的形象，当谈到中国的时候就很自然会想到天安门。那么悬挂着这张毛主席像的天安门又是如何成为了一个新中国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而且，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又是一个相对的东西，隐含着一种会面。这样，画像，天安门和广场就必须连起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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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毛主席的画像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它既属于遗产，又代表着现在。毛主席已经去世多年，虽然他的遗体现在存放在毛主席纪念堂中，但是他的像却一直存在，正好在纪念堂的对面，代表着一种超乎个人存在的意识形态。这也符合“国家遗产”的概念，即它仍然是一个活着的东西，并对我们当下产生着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认为当我们谈论这张画的时候，过多地去强调它的艺术性是不恰当的，它主要是一个意识形态化意义上的肖像。我的文章里也提到，创作这张画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隐身”的，直到近年来才有一些报导。这种隐身也是有意识地对画本身的艺术性的削弱。当年邓小平所作的一个决断是很关键的：虽然别处的过多毛主席像应该被摘下来，但是不能把这幅画像从天安门城楼上拿掉，因为这幅画像代表了国家的起源和意识形态的认同。

    中国经历的历史经验太复杂，对“遗产”这个概念的理解因此就会与其他国家的不一样。对遗产的反思不仅是文化性的，也是政治性的。一个国家总有一个形象、一个象征物，这个形象是怎么造成的，里面的机制是什么样的，这是我所感兴趣的。“人民”的概念和想象是怎么形成的？由此就衍生出一系列的问题，比如什么是“会面”、“游行”、“检阅”等等。研究“看”和“被看”的关系，研究它们在历史中的构成，这些都符合我对研究“国家遗产”的理解。

    王炜/戴章伦：从'85美术新潮以来中国当代艺术一直在探讨或者说焦虑的，似乎就是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创作出属于自己的形象。“国家遗产”似乎为这种探求和寻找提供了一个方向。

    巫鸿：我觉得展览中的这几位艺术家还不主要是希望创造出一种代表国家的形象，他们主要还是从自身对艺术的思考和实践出发。当然，因为他们都是过来人，他们创作时用的形象都带有国家形象的意味，比如王广义使用的文革的符号。但是栗宪庭把他作为政治波普的典型提出来以后，加上王广义后来在国际上的成功，人们就自然觉得这好像就代表了某种中国的形象。但这不一定是艺术家的原意。至于中国当代艺术与国家的关系，我们都有深刻的记忆或隔代记忆。虽然可能一些艺术家没有经过文革那段日子，但是通过文学，图像等等各种材料会产生一种“后记忆”。所以当他们创作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去与这些记忆对话，或者说当他们试图找一种强有力的语言的时候，他们会一下找到那个时期。这些都可以算做是我们国家的视觉遗产，但是每个艺术家具体接受的角度是不同的。我想黄专提出“国家遗产”这个计划是从一个美术史家的角度来思考究竟是什么中国当代艺术的特性，而不是从审美的角度推出一批作品。

    王炜/戴章伦：在您看来，人们现在为什么会急于寻找新意？尤其是在当代艺术的创作现状中。

    巫鸿：“新”已经包括了判断。在我看来，用“新”这个概念谈论当代艺术是比较危险的，因为这个概念隐含着现代主义的原创性观念，直接地使用这种概念有可能使我们损失对当代艺术领域中更本质问题的把握和理解。我认为和当代艺术更有关的是有关“可能性”的概念，而不是“新”的概念。当人们说“新”的时候，实际已经把它当作是一个完成了的东西，而我们今天需要更注重那些提供了可能性的、未完成、指向将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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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炜/戴章伦：在《中国早期艺术和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中，您提出了“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的概念，您觉得这个概念与遗产的关系是什么呢？

    巫鸿：我觉得“国家遗产”确实常常可以被纳入到这种“纪念碑性”的范畴里考虑。“纪念碑性”需要同作为纪念碑的实物分开。纪念碑可以是个死了的东西，虽然还存在，但是人们已经忘了它的历史和有关的事件和经验，在这种情况下，使它成为纪念碑的那种特质---也就是它原来的“纪念碑性”---就已经消失了，它只是一种城市的景观。但是也有纪念碑性依然存在的纪念物，比如天安门，主席像等等就是这样，他们虽然源于过去，但是仍然不断被给予新的生命、新的意义。所以我觉得国家遗产和这个概念非常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