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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庸之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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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庸之恶

“平庸之恶”英文为 Evil of banality，是指在意识形态机器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一种对自己思想的消除，对下达命令的无条件服从，对个人判断权利放弃的恶。

平庸之恶的概念，由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提出来。1961 年 4 月 11 日，以色列政府对艾希曼的审判在耶路撒冷进行，审判一直持续到 5 月 31 日，艾希曼最终被判处绞刑。

当时，阿伦特以《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的身份，现场报道了这场审判，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恶”概念。汉娜·阿伦特认为罪恶分为两种，一种是极权主义统治者本身的“极端之恶”，第二种是被统治者或参与者的“平庸之恶”。其中第二种比第一种有过之而不无及。一般认为，对于显而易见的恶行却不加限制，或是直接参与的行为，就是平庸之恶。如：赵高指鹿为马，群臣点头称是；纳粹建集中营，人们竞相应聘。这些都是典型的平庸之恶。

平庸之恶
四大情报机构之一摩萨德的首脑伊塞·哈雷

1 抓捕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的阿利沃斯区，住着美丽的姑娘罗泽·赫尔曼，18岁的女孩令许多小伙子一见动心。在她众多追求者中，有一个来自德国的小伙子尼克。为了博得姑娘的芳心，尼克禁不住炫耀自己的父亲在帝国的军队中任过高职，并且表示能把所有的犹太人赶尽杀绝就好了。他没有想到面前的姑娘正是一个犹太人。姑娘在家中饭桌上讲起这些，老父亲洛塔尔·赫尔曼在一旁凝神倾听。

洛塔尔因被关押过集中营而双目失明，他给法兰克福总检察长弗里茨·鲍威尔写了一封信，声称自己找到了艾希曼的踪迹。这位检察长本人也受过纳粹的迫害，他没有把这条线索交给德国当局，而是秘密报告给了以色列。很快，关于艾希曼的消息传到了著名的以色列特工机构摩萨德的首脑伊塞·哈雷的手中。这样，先是由“瞎子”洛塔尔发现了已经化名 12 年之久的艾希曼的真相。当时为 1957 年秋天。

哈雷身高 1.55 米，身材匀称，皮肤微黑，目光深不可测。他周围的同僚都说：“只有狗和无知的小孩才不怕他那双目光严厉的蓝眼睛。”这名特工首脑亲自率领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连他自己共 12 名成员，其中包括百发百中的神枪手、机警敏捷的侦察员、医术高明的医生，以及证件伪造专家沙洛姆·达尼，他入境时护照上的职业是“艺术家”。其中还有女特工迪娜·罗恩，她的任务是扮演其中一个特工的妻子，租一所大房子，在抓获艾希曼之后先藏匿起来，直到把他弄回以色列。这件事情必须严格保密，因为这是在主权国家阿根廷的境内进行绑架。如何回去也是一个问题。天赐良机，适逢阿根廷庆祝独立 150 周年，邀请各国政府首脑参加庆典，以色列首脑也在被邀请之列，正好可以乘坐来自耶路撒冷的专机返回。但是绑架的事情连以色列的官员也不能知道。专机定于 5 月 12 日返回，抓捕行动定在 5 月 11 日。此时已经是 1960 年。艾希曼此前已经得到风声，潜往别处了，但是准确的情报显示，在他与妻子结婚 25 周年纪念时，他肯定要回家。

包括哈雷本人在内的 12 名特别行动小组成员，从不同的国家、以不同的身份、在不同的时间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分别住进了不同的旅馆。不能出半点差错。哈雷制定出两套行动方案，方案 A 包括在路边上停一辆汽车，等艾希曼走过把他塞进去。但是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在本来几乎荒芜人迹的地方停上一辆汽车，必定引起艾希曼的怀疑和仓促逃跑。捕获组的组长伊利坚持认为，长期以来一直沿着同一条路走回家的人，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习惯，军人出身的德国人尤其不会这样做。伊利还坚持说，如果艾希曼真的发生了怀疑，他的自尊心也会使他为自己竟然不敢走十几米路回家而感到无地自容。哈雷认为伊利的分析非常有道理。

当守候已久的小汽车放出刺眼的灯光，正在缓步行走的艾希曼一阵目眩，骤然停住了脚步。一名特工向他猛扑过去，第二名紧随其后。艾希曼“扑通”一声被压倒在地，他惊叫起来，可是无济于事，几双有力的大手牢牢抓住他，一下子把他塞进汽车。第二辆应急车从边上驶过，“完事了吗？”“完了，开车！”特工们将俘虏押到代号为“宫殿”的三层楼房中。

他们把艾希曼扒了个精光，套上一件特地买来的睡衣，把他铐在铁床上。一名精通德语的特工用德语开始审问：“你的国家社会主义党党证号码是多少？”艾希曼的回答几乎不假思索：“ 889895 。”“那么你说，你的真名叫什么？”这家伙顿时浑身筛起糠来，胆战心惊地小声说道：“阿道夫·艾希曼。”

返回以色列的日期比预定的晚了几天。如何把艾希曼顺利地弄上飞机，随行医生发挥了才智。几天之前他让一个特工人员熟悉脑震荡的病症，然后让他去医院，声称自己骑摩托摔倒之后醒来就出现了头疼、头晕的症状，结果拿到了“脑震荡，需要进一步治疗”的诊断证明，名字却是艾希曼的。

当他们一行人伪装成专机的机组成员，架着注射了镇定剂的“同事”艾希曼走上飞机时，没有人表示怀疑。事后有一个见过他们的机场检查官回忆道：“他们扶着一个同事，这个病人想和我说点什么，但没有说出声来。” 1960 年 5 月 21 日 0 点 05 分，“布列塔尼亚”号专机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机场升空，航向正东，朝以色列飞去，特别行动如愿以偿。24 小时后，飞机在以色列利达机场降落。哈雷驱车径直驶向总理办公室，对以色列建国后的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说：“我给你带来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1960 年 5 月 23 日下午，古里安在议会大厅宣布——“以色列特工部人员不久前已抓获了最大的纳粹罪犯之一，阿道夫·艾希曼。他在所谓的‘最终解决犹太人的问题’上，和其他纳粹领袖负有同样的罪责。”审判艾希曼将由以色列法庭进行。稍稍沉寂之后，大厅里响起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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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阿道夫·艾希曼

2 审判

阿道夫·艾希曼（ Adolf Eichmann ），纳粹德国的高官，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被称为“死刑执行者”。 1942 年艾希曼出席万湖会议，并且被任命负责屠杀犹太人的最终方案，并且晋升中校，将犹太人移送集中营的运输与屠杀作业大部分都是艾希曼负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艾希曼被美国俘虏，但之后逃脱，在经过漫长的逃亡旅行后，艾希曼流亡到阿根廷。但是 1961 年以色列的情报部门摩萨德却查出艾希曼的下落，将其逮捕。艾希曼於耶路撒冷受审，被以人道罪名等十五条罪名起诉，这次的审判也引起国际的注目，1962 年 6 月 1 日艾希曼被处以绞刑。

汉娜·阿伦特以《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的身份于 1963 年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这样描述审判席上的纳粹党徒艾希曼，“不阴险，也不凶横”，完全不像一个恶贯满盈的刽子手，就那么彬彬有礼地坐在审判席上，接受绞刑，他甚至宣称“他的一生都是依据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他所有行动都来自康德对于责任的界定。”艾克曼为自己辩护时，反复强调“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作为一名公民，他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当时国家法律所允许的，作为一名军人，他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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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

3 平庸之恶

据此，汉娜·阿伦特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恶”概念。阿伦特以艾希曼的行为方式来阐释现代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平庸的恶”，这种恶是不思考，不思考人，不思考社会。恶是平庸的，因为你我常人，都可能堕入其中。把个人完全同化于体制之中，服从体制的安排，默认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为，或者说成为不道德体制的毫不质疑的实践者，或者虽然良心不安，但依然可以凭借体制来给自己的他者化的冷漠行为提供非关道德问题的辩护，从而解除个人道德上的过错。这就是现代社会中、体制化之中个人平庸的恶的基本表现。

阿伦特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道和她提出的“平庸的邪恶”（即因不思想、无判断、盲目服从权威而犯下的罪恶）直到今天仍然是人们讨论和引用的著作和概念之一，同时也启发个人作为人应该有的品质，以及从灵魂深处思考和反思自己。“平庸的邪恶”，这一概念帮助去除了人们对“恶”的神秘感。它让人们看到，这样的恶可以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恶是不曾思考过的东西”。这就是恶的“平庸”。只有善才有深度，是本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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