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在场】肖鲁作品：《对话》枪击事件

（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编辑整理）

《对话》枪击事件

肖鲁

1989

简介：

在1989年2月5日的中国现代艺术展上，肖鲁朝自己的铝合金电话亭装置作品连开两枪，是导致中国美术馆闭馆、展览第一次被迫暂停的主要因素。枪响之后，唐宋被误抓，国内外媒体对此事件争相报道。《对话》枪击事件因此也成了89艺术大展的标志，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作品介绍（整理自中国现代艺术档案文献收藏）

1989年2月5日上午11点10分左右，中国农历年三十，从“中国现代艺术展”传出的两声枪响，将肖鲁和她的作品《对话》推到了新潮艺术的最前沿，震惊世界。世界四大通讯社，还有《纽约时报》、《时代周刊》、香港《申报》等境外媒体以及国内报纸都对肖鲁的枪击行为做了报道，这样集中的报道所造成的新闻冲击，将这个由当时只有26岁的女艺术学生做的作品推到了89艺术大展的标志位置。其作品“《对话》枪击事件”也成为中国当代美术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并在后来参加了像“1950年代到1980年代全球观念艺术展”（The Point of Origin: Global Conceptualism）这样重要的国际展览。不仅如此，2003年开始的有关作品作者权的争议，也引起了美术界的一番大讨论。

根据肖鲁自己的回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88年即将从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的她在教师郑胜天、胡振宇的指导下，毕业设计装置作品《对话》的设计有了最初的模样。肖鲁当时只是想借此作品表达她情感上的困惑。在作品实现上，刚从美国回来的郑胜天老师，鼓励肖鲁用真实的材料去完成制作，对当时有着强烈反叛和求新意识的肖鲁来说，这是个非常好的建议，于是肖鲁便联系了杭州市电信局，用电信局提供的当时与现实中电话亭相同的铝合金组装出了《对话》。组装完成后，肖鲁又请来了工艺系的宋建明老师一起讨论。宋老师看后感觉作品过于完整，需要破一破，但是出来的效果最好是有破的痕迹但并不打破玻璃。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两人在讨论中第一次提到了枪，但都对可行性没有把握，只是肖鲁对用枪这一想法就一直有了一试的欲望。由于系里对油画系产出一件非油画的毕业作品有异议，肖鲁之后便画了一张《红墙》的油画也交了上去，所以《对话》虽作为毕业作品之一但并不参与最后的成绩评分。在毕业展览前，肖鲁找到省射击队的沙勇提出借枪，想在毕业展上对《对话》进行枪击，可惜展览那天借枪出来的沙勇并没有找到肖鲁，所以枪击的想法未能实施。由于《对话》的新颖，之后《美术》杂志和《新美术》都分别刊登了这件毕业作品，因此，肖鲁得到了参加89年2月即将在北京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的机会。1月在回杭州办理托运作品之事的肖鲁，在酒吧偶遇唐宋，在攀谈中肖鲁提及88年《对话》要打一枪的事，唐宋说那你敢不敢到中国美术馆去打这一枪，肖鲁说有什么不敢的。2月到北京后，肖鲁便跟李松松借枪。肖鲁和李松松家是世交，她知道李能拿到一把小手枪。当时刚15岁的李松松同意了。布展的时候，肖鲁又去街上捡了些方砖拿来垫在作品下。展览前一晚，肖鲁打给李松松，犹豫打枪的事情，李松松就说哎呀都决定了，还是打吧。李纯粹是觉得好玩。于是两人决定李第二天先带枪到美术馆，情况合适就打。展览开幕当天，李松松找到肖鲁把枪交给她并教会其开枪。肖鲁随后找到居奕，将打枪的想法告诉他，希望他帮忙拍摄，居奕便找来了温普林，两人在作品前架好三脚架和摄影机。肖鲁又在美术馆广场上找到了展览筹备会的侯瀚如，提及打枪之事，侯说“现在人太多，等会儿再说吧。” 在肖鲁回展厅的路上，遇到了唐宋，两人便一起走到了《对话》前。在11点10分，肖鲁举起了枪，先是打了一枪，唐宋在旁边叫“再来一枪”，所以肖鲁又打了一枪。至此，在肖鲁看来，“作品从装置到行为，完成了作品的整个过程”。由于在室内，枪声巨大，惊起了人群骚动，随后，肖鲁从左边走了，随后赶来的便衣上前抓住了唐宋。“枪击事件”拉开帷幕。之后美术馆被关闭，展览暂停，肖鲁自首。当晚在东城区拘留所里，从审讯室出来的肖鲁在走廊上遇到了唐宋，唐宋的微微一笑，埋下了他们15年感情牵扯的种子。

枪击事件第二天，各大媒体纷纷对枪击事件进行了报到。由于唐宋的误抓，肖鲁本人也还在拘留所里并在之后大多保持沉默，弄不清楚的媒体急于发稿，国内有些媒体便在提及事件时标注作者为唐宋和肖鲁两人。

2月10日，肖鲁和唐宋被释放，中国美术馆也在那天重新开放。当晚，栗宪庭邀请两人去《中国美术报》编辑部，想谈一谈整件事。肖鲁因为头疼便在隔壁房间睡觉，唐宋和栗宪庭谈了一晚。这就有了在1989年2月出的《中国美术报》上，栗宪庭的发稿《两声枪响：新潮美术的谢幕礼》。文中《对话》作者署名“唐宋、肖鲁”。栗宪庭也将枪响以及事后的影响取名为“枪击事件”。

2月11日，肖鲁和唐宋去中央美术学院找居奕要录影带子，当晚两人正式好上了。2月12日，唐宋提出风头太过了要离开北京，考虑到高名潞那还希望两人见见记者，唐宋便写了一份文字说明，大意是两人对政治不感兴趣，只对作品的完成感兴趣，和肖鲁各自签上名字，委托高代向公众转达之后两人就离开了北京。

由于事件发生后，唐宋一直站在作品解说者的位子，肖鲁又因为感情原因一直保持沉默，让人误以为打枪是两人的合作。一直到2003年，肖鲁和唐宋分手，肖鲁才站出来澄清《对话》作者权的错误。而此问题，在2006年的嘉德秋拍“中国当代艺术二十年”专场中，《对话》以231万成交后，再次引起了公众的关注与讨论。这些讨论包括对装置作品《对话》枪击事件的解读以及作者权的争论。

首先，作为89大展的主要负责人高名潞和策展人栗宪庭都对枪击《对话》做出了很高的评价。

高名潞认为，“这件作品可以称之为中国当代美术史上最有影响的装置与行为相结合的作品，也是中国当代美术史上最为重要的标志性作品之一。由于它的重要性，几乎每一本中文和外文的中国当代美术史书都介绍了这件作品”。高认为“肖鲁的打枪冲动是来源于一种她对现代性的质疑态度, 即用打枪的暴力破坏现代化的科技性和物质感具体而言就是电话亭的光洁表面和铝合金的完美形式感。另一个原因则是她对个人的悲剧遭遇发出的怒吼。当她还是一个少女的时候, 曾经受到过伤害, 这种伤害决定了肖鲁此后个人生活的悲剧性。”在肖鲁提出作者权争议后，肖鲁给当时在纽约的高明潞写了一封信。而给肖鲁的回信中，高写到：“我非常支持你将事实讲出來…不论什么原因，都不能遮掩事实。事实就是事实。对历史负责是对一个人的人格的考验。而这一解释者必须是你。因为你是最直接的当事人。…这件事也并非只是你和唐宋两个人关于作者问题的纠葛问题，而是说明了在历史发生的时刻，常常会有各种偶然的因素扭曲历史，包括个人利益驱使下的改写，媒体的渲染和塑造以及大众的流言等。”。高也指出“从个人思考出发的艺术作品和社会的解读常常出现巨大的差距。…所谓的‘打枪事件’，是打枪之后的事，打枪之前包括打枪本身应当称为作品，而非事件。…‘事件’的作者很多，包括唐宋，但是根据你的描述，你是作品的作者，他不是”。在信中，高名潞也表示了他可以公开声明更正之前署名的错误。对于肖鲁提到的中国女性问题，高名潞则表示“理解做为一个女人会为感情付出自己的名誉。正如你在信中所说，这件事也是一件关于女性主义的故事，特别是中国女性的故事。我很能理解你所说的，做为中国的女性你可能更能理解历史创造的本质。有关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以后再谈。”

栗宪庭在“89艺术展”时还是《美术报》的编辑，在之后的专稿中栗宪庭将“枪击”定义为“事件艺术”并评价说“标志了中国前卫艺术在艺术观念上向智慧方向的拓展”…“新潮美术的谢幕礼”。在一次采访中，栗提到“当时，我还不知道枪声的具体情况，但这与我的心态是一致的，我立即意识到枪声把握了一种最敏感的社会心态——被压抑过久之后希望宣泄的心态。”在作者权的争议中，和高名潞的观点一致的地方是他也认为“枪击事件”是肖鲁与唐宋的合作。只是在划分装置作品和枪击事件上，栗认为从两声枪响开始就是枪击事件。“《对话》和枪击事件是两件不同性质的作品”。在对几个当事人做完访谈后，虽然栗表示他理解肖鲁的感觉，对作者权的争议也还是坚持了自己的解读。他说“在我眼里，艺术一旦完成，就不再属于个人，它属于社会、历史和人类所共有，所以，我渴望大家能以超然、冷静和理性的态度对待此事。…我以为问题的关键是‘在美术馆打那一枪’和在杭州打那一枪的性质是不一样的。”“事情的转折是唐宋给肖鲁说了‘你敢不敢在美术馆打这一枪’，这不是一般的意见和知情，以及后来在事发的‘关键时刻’，唐宋说了声‘打’，乃至唐宋先被捕。时间、地点、后果…轰动的社会效应全部聚焦在枪击本身，以及两作者被捕并很快被释放，都已经远离了肖鲁只是表达男女情感的初衷，乃至远离了那件题名《对话》的装置作品，而贴近了唐宋的意图，这都使该作品由肖鲁的装置作品转换成肖、唐合作制造的‘事件作品’了。”“我所以在肖鲁声明了枪击事件只属于自己之后，依然坚持两人合作的观点，恰恰是因为肖鲁把枪击的原初想法讲得清清楚楚——即表达男女感情的意念和作品手法意义上的打枪意图，或者说，15年之后由于肖唐的感情破裂，“枪击的原初动机”被肖鲁凸现出来，而混淆和抹煞了“杭州枪击《对话》的动机”和”美术馆枪击事件”的不同性质和不同过程。”同时，栗宪庭还从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以及肖鲁、李松松、唐宋三人的高干背景论述了在他看来“枪击事件”是两个人的合作产物，尤其是唐宋的艺术观和政治敏感度在其中起的作用，更显示出“生活即艺术”，并且，栗认为“作者即是在这一抓一放的体验中完成了他们对中国当代社会的法律弹性程度的测试”。

对于这些解读，有些艺术评论家（多是女性）则从女权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章润娟通过对《对话》装置作品的细节以及对肖鲁心理的分析指出“杭州枪击《对话》的动机和中国美术馆枪击《对话》的动机是完全一致的”，“枪击行为是对装置《对话》的补充和发展，只有枪击行为完成了，作品《对话》才真正完成了。因此枪击行为和装置《对话》不能被拆分为两个作品。”同时，章指出“唐宋被捕与肖鲁的作品毫无关系，他的‘误抓’是警察对作品的误读。因此将作品理解为“枪击事件”、“事件作品”并把唐宋的被捕也算为事件之内只能算作批评家对作品的一种误读，倘若因为这一误读而把唐宋归为作者之一就走向话语霸权了。”章在指出“男权话语的层层约束直接导致女性失语”的同时也认为《对话》作品的作者权应该正名并不应再有人在此问题上有疑问，因为这将是“剥夺肖鲁用生命与情感凝聚成的作品”。

徐虹认为，栗从家庭政治背景对作品所进行的解读是“充分发挥了想象力”，“是一心要拔高作品的立意而装饰了事实”。她指出，修正肖鲁为唯一作者是一件需要被纠正的错事，也是“还历史一个诚实清晰的交代”。

邱敏也从女权的角度对栗的这些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栗宪庭用‘枪击事件’的宏大叙事来替换肖鲁《对话》作品个体创作的意义，其实是基于他对现代艺术展的自我陈述，目的是使它更像是具有创作集体性的作品。…枪击事件在1989年初的展览上，不单纯是媒体炒作的新闻，这两声带有象征意味的枪响，因后来的历史事件，其意义非同寻常。不仅超越了作者构思，而且也超出了展览组织者的想象，所以谁都想按自己的意图对它进行解释。栗宪庭不过是运用了有利于自己的话语权而已。…在栗宪庭基于社会政治的宏大阐释中，恰恰是肖鲁很个体的东西被忽略掉了在栗宪庭的解读中，女性因为弱就失去了独立的理由，女人独有的创造性也就该被抹杀。”同时邱对肖鲁也发出疑问“如果肖鲁不是因为和唐宋感情破裂，《对话》装置行为作品会旧话重提吗？她还质疑这‘既得’和‘既成’的现状吗？”邱认为，肖鲁这时候提出的女性立场的问题，并不是真的在拥有女性自我意识后的发问，“肖鲁并没有突破性别角色的限制，只是以一种感伤和怀旧的心态来看待这个问题。事实上，在权益关系中表现出来的男女不平等及其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才是问题的根本。… 相反，她沉溺于个人情感的纠葛，充分暴露了中国女性在现实社会中的自我缺陷。”

肖鲁做为原作者和当事人，在一次对新京报的采访中说：“我这个作品的形成，完全是私人化的经历在起作用，就男女之间那点乱七八糟的事儿。…其实中国学术界很多人，喜欢把作品拔高，喜欢宏大叙事。我是一个女人，女人可能更喜欢关注情感问题。有很多原因导致了误读我以前不太喜欢被误读，这么多年来心里一直不舒服。2003年我给高名潞写信，我说做《对话》是为了情感，打枪也是为了情感，15年不说为了情感，今天说出来还是为了情感，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想艺术家创作时原发的东西是各种各样的，但解读作品的人，会在作品里找到他们自己熟悉的东西，这也是自由的。”

《中国行为艺术文献目录初编》收录的相关文献：

撰稿/黄丹妮

责任编辑/中国现代艺术档案（CMAA） 温心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