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松：觉得社会特别烦了，就做两件作品

即使是一个完全不懂艺术的人，站在他的作品前，也能看出里面传递的关于现实的态度和信息。他的作品并不晦涩难懂，虽然大多都是精心摆拍，却有一种粗糙而生猛的力量。

他经常与群众演员一起出现在自己的作品里，他说这是因为他自认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反正我自己呆在角落里，我觉得我就像中国人……”

点开上面的视频，看看他讲述自己早年漂泊北京的苦日子，以及他在创作上的坚持 、同情之心、对现实的关切。

艺术家王庆松

1966年，王庆松出生在大庆，在湖北荆州长大。

他曾经说，他的青春期就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之后就终止了。

14岁，王庆松初三毕业，有一次，跟父亲较劲，父亲非常生气，狠揍了他一顿后，父亲就走了，结果再也没有回家，父亲出差坐的车出了事故。从知道这个消息的那一刻，王庆松就觉得自己的青春一下结束了。从此很少跟人沟通，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也因为经常一个人呆着，慢慢开始了画画。

高中毕业后，因家庭生活压力，他顶了父亲的职，去父亲的油田钻井队上班。他一边上班，一边考学，考了8年，终于考上了四川美术学院。他说，“我的所有的学习，所谓的上进，其实都是给家里人看的，告诉周围人，王家还有一个孩子比较争气。”

《同一个世界》, 180x225厘米, 2014年。

1993年，王庆松拿着1200元钱坐汽车来到了北京，开始了北漂生活。来北京后，不断地搬家，被赶来赶去，生活穷困潦倒，1200元钱很快用完了。王庆松说，“1995年时候，朋友就说买我一张画，我说行，你说多少钱就多少钱，他说100块钱，我说行，拿走。”

2000年，王庆松把自己所有的近20张油画统统打包卖了1万元，加上母亲去世国家补发的10个月工资，凑了2万元，请了艺术评论家栗宪庭和一堆群众演员，摆拍出了《老栗载宴图》。自此开始，王庆松凭借自己独特的摄影题材，获得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新女性》, 120x220厘米, 2000年。

2001年，很多人和国外的画廊开始收藏王庆松的作品，他终于可以通过售卖作品来养活自己了。他的作品在西方获得巨大的轰动。2008年伦敦佳士得秋拍中，作品《跟我学 Follow Me》以1175.1799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

王庆松说，“我希望我的摄影作品能够模仿和旁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荒诞故事，并表明我的态度。”他经常与他的群众演员一起出现在自己的作品里，不认识他的人根本看不出来其中有艺术家。

来听听他阐述自己的几件重要的作品——

170x400厘米, 2005年。

“1993年，我从湖北荆洲一个10万人口的小城市来到1800万人口的北京，开始被许多花花绿绿的现象所迷惑，被昂贵的生活费用所压迫。正是因为亲临社会变化，我才决定1996年转到摄影，用镜头来讲述身边发生的变化。2005年12月，我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棚里，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搭设出三层的楼房，建筑模式不仅模仿前苏联的样式，而且也借用中国传统的建筑式样，在每个房间、街头巷尾安排了不同的角色。《盲流梦》上演了一场人间故事，用我的视角，记录了盲流的生活写照。”

120x250厘米, 2005年。

“这件作品是受到小时候记忆的启发。那时经常看到家里人或电影镜头中人们把宝贝玩意儿藏到家中的墙缝里。我布置了一个破败的家，只有断壁残垣，而墙缝里却藏满了各种‘宝贝’东西，有日常生活垃圾、电脑显示器、键盘、书本报纸、衣物、化学产品等等。也许现在的开发商就是在帮我解释我儿时的迷惑。他们把老房子拆除，取而代之是高耸的大楼，就是因为他们知道墙缝中的宝贝，才会下大工夫来开发这些耗资巨大的项目。”

170x400厘米, 2005年。

“在《宿舍》中，我希望表达大都市里的各色人们渴求机会和追求梦想的良好愿望。”

120x280厘米, 2003年。

“我选择牡丹因为它是中国的国花，象征了国家的荣耀和富强。这些花的花瓣都是用新鲜的蔬菜、牛羊肉片做成的。当它们很新鲜时，拍了一张，随后把这些蔬菜肉花搬到冷冻室里冷冻起来，每隔几分钟喷些水，直到产生霜的感觉，然后又拍了一张。这种从茂盛美丽到腐烂霜冻的转变，表达了想将由肉欲代表的俗世的物质，腐败冰冻起来。”

160x210厘米x3张, 2008年。

“《硬座车厢》 是一组三联作品，左边的作品空无一人，中间的车厢里只有许多行李和我自己，而右边的图片中挤满了各式各样的行李箱包和形形色色的乘客。这件作品表现了我对八十年代自己到处漂泊、挤坐火车的情形。行李的堆放和乘客的站立姿势都有点倾斜不稳。他们脸上流露出疲倦无聊的神情。这件作品描绘了总在路途和迁移中的人们，为改善生活所必须忍受的辛苦。”

170x300厘米, 2004年。

“《大广告》再现了经常进入我的视野、矗立在北京CBD华贸中心的巨幅广告，可是我把文字改成《王庆松作品》，只有电话（58888888，暗指我要发（财））和艺术网站，可以隐约告诉人们这是一个虚拟的广告。广告牌下人们或驻足观看，或不闻不问。我希望《大广告》能够给人们一些启示，可以反省一下我们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会被华丽虚假的文字修饰的广告词牵着鼻子走。”

120x300厘米, 2003年。

“《跟我学》是1982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一个英语教学节目。80年代，很多人通过学习《跟我学》，走出了国门，它是学习英语口语的圣经。这个教学节目的作用非常大，是中国从闭关政策走向开放过程中了解西方的渠道。20年后，中国的经济开放带来了全面的巨大变化，这此变化赋予我创作《跟我学》的灵感。2003年，我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搭了一个长8米、高4米的黑板，上面写了很多中英文的词汇和句子，有些是明显的错误。从早期的《跟我学》电视节目到我的摄影作品《跟我学》，我的梦想就是看到‘中国走向世界，世界了解中国’”。

120x190厘米, 2004年。

“2004年我创作了《流浪汉》，主要描述了一对流浪夫妻也有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旁边随意摆放的除了讨来的零钱、剩饭和垃圾以外，还有《纽约时报》刊登的抓捕丧家犬一般的萨达姆。这些微妙的镜头捕捉到了流浪街头的穷苦人的悲惨生活。”

120x960厘米, 2000年。

“我一直在思考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命运。在这个缺乏理想的时代，人们都对过去的英雄和理想都失去了兴趣，我希望通过我的作品可以唤醒人们的理想，揭露我们的社会和人民已经被金钱、欲望和权利搞昏了头的现象。仿造《韩熙载夜宴图》，我把现在中国当代的社会现实和过去以及知识分子的颓丧的心情描绘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