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dex}}/{{bigImglist.length}}

印学何时“话西泠”

{{newsData.publisher_name}} {{newsData.update_time}} 浏览：{{newsData.view_count}}

来源 | {{newsData.source}} 作者 | {{newsData.author}}

印学何时“话西泠”

印学何时“话西泠”

——早期西泠印社社会接受史的考察

文/陈岩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山东省书法家协会篆刻委员会委员

泰安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篆刻委员会主任

?摘要

西泠印社印学核心地位和巨大社会影响，是历经百年，由印社和数代社员艺术、学术成就以及文化贡献、社会效应的累积、叠加和聚合而形成的。其创建、发展、繁盛的历史，几乎可以等同近代篆刻社团史乃至近代篆刻史。客观真实地研究西泠印社社会接受史，有助于对近代篆刻史运动及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对于今天篆刻社团和篆刻艺术如何发展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

西泠印社　印学核心地位　社会接受史

“涛声听东浙，印学话西泠。”堪称“天下第一名社”的西泠印社，是近代中国印学的核心，是天下印人的精神家园，在印学界具有无比崇高的地位，独享尊荣。那么，横跨百余年的西泠印社是如何被社会所接受的？其业内地位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究竟形成于何时——印学何时“话西泠”？

通常，我们将西泠印社的发展以1949年为界进行划分，在此之前称为早期阶段。纵观百年西泠史和印学史，应该说，早期西泠印社已经在业内确立了相当高的地位，并具有了一定的社会接受度。因此，本文将探讨的时间范围限定于印社早期阶段，特此说明。

一

我们简要梳理西泠印社从1904年创立到1949年45年间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初创阶段（1904—1913年）

其间主要进行了几项工作：一是拓印、出版印谱，创社四君子尤其是吴隐，在上海的西泠印社编辑出版了大量印谱和印学典籍，其间共出版印学著作6部、印谱24部350余册，起到了普及印学和扩大印社知名度的作用；二是社址建设，集资建造园林建筑9处，印社初具规模；三是于1913年正式对外宣布印社存在，推选吴昌硕为社长，举办10周年纪念会，组织金石书画陈列活动；四是修启、立约，建章立制，发展社员等。这十年，印社没有虚张声势，而是埋头苦干，以“基建”为主，包括社址的“基建”和出版印谱等专业的“基建”。

（二）全面建设、发展成熟阶段（1914—1936年）

重建四照阁，并建成了隐闲楼、剔藓亭、遁庵、还朴精庐、鉴亭、观乐楼、鹤庐、三老石室、缶龛、四照阁、凉堂以及建临湖石坊、半坡石坊，得潜泉、闲泉，开小龙泓洞，造丁敬、邓石如像，立二十八印人画像石等，至此，印社建设规模全面完成。其间有几件大事：一是与盛家争地官司圆满解决，盛宣怀将土地捐赠印社，印社赢得社会上层的支持，社址更加巩固；二是募赎汉《三老讳字忌日碑》取得成功，增强了印社的凝聚力，提高了印社和社员的社会知名度、美誉度；三是于1923年、1933年分别举办20周年、30周年纪念活动，印社的影响力大增；四是艺术、学术成果显著，出版印学著作12部、印谱32部157册。

1913年举行建社10周年纪念大会，修启、立约，发展社员，公推吴昌硕为首任社长，并开展了集会、展览、收藏、出版等一系列活动，印社组织规章等逐步健全。在10周年大会前夕的1913年春，印社首先召开了一次兰亭纪念盛会。据张景星所撰《西泠印社同人录序》记载，与会者达数百人。日本社员长尾甲及多位日籍友人出席了盛会。这是西泠印社第一次在社会上正式公开“亮相”。10周年纪念大会推举深孚众望的吴昌硕执掌印社意义非凡，借助其威望和号召力，为开展印学研究、发展社员、提高印社影响创造了有利条件。1913年社庆，西泠初露峥嵘。“以社团维系起来（组织起来）的活动方式，迅速扩大或放大了吴昌硕及他周围的印学人士活动的影响，使它呈现出立体的、多元的、互动的鲜明特征——比如，以印谱出版、印泥生产、印社景点建设及每年春、秋两季雅集的固定格局，以及社团所拥有的凝聚人才、组织有形的优势，使西泠印社每一项举措在社会上的覆盖面与影响力，远胜于一两个篆刻家（即使个人造诣是大师名家）设帐授徒或创作印谱所拥有的影响力。”［1］印社创建者们成功的策划，使得西泠印社在成立伊始就站在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度，印学优势、名家优势和“社址”硬件成为西泠的“王牌”。

1923年组织20周年纪念活动，举办了规模盛大的金石书画展览。所展书画作品，于次年辑集为《金石家书画集》（共二函十册）出版，“罗列金石书画千余幅于社，张挂四壁，一时文采风流，声闻远布”［2］。丁仁作序：“经历岁年，规模乃备。一时东南绩学之士气求声应，远近来会，摩挲金石，互相研讨。”可见当时印社运作已经相对成熟规范。

1933年举办30周年纪念活动，社员及社友将自己的书画印藏品拿出展览。会后，叶铭编辑《西泠印社三十周年纪念刊》，同时发行《西泠印社三十周年纪念册·名人名画全集》《西泠印社三十周年纪念册·金石家书画二集》，对印社建立30年来的概况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总结，将西泠印社推向社会舆论的高潮。印社在业内地位巩固，社会影响力剧增，达到前50年内的巅峰。

（三）停滞阶段

1937年，杭州沦陷，社务停顿，社址托叶秋生看管。至抗日战争胜利后，印社活动始逐渐恢复。1946年日军退，重修印社。1947年，补行印社创立40周年纪念会。1951年，邵裴子、陈锡均代转王禔、吴振平二人信函，要求将西泠印社之房屋、土地及所藏文物书画献给人民政府。是年9月得政府批准同意，房屋、土地交杭州市建设局园管处管理，文物交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印社步入新一轮发展时期。

综上，我们可以这样简要概述西泠印社的社会接受过程：

1904年至1912年，成立初期的西泠印社筚路蓝缕，其主要精力集中于建设“家园”、普及印学。对于“名声”的提升，非不为，实无暇也。在此期间，西泠印社从无到有，草创、建设、普及印学，初步为业内和当地社会所知晓，名闻不过浙地杭郡。

1913年10周年社庆，西泠印社精彩“亮相”，吴昌硕出任社长，印社逐步运作规范。上海、江苏以及其他地区的印人陆续加入印社，西泠印社也渐渐打破地域界限、摒弃门户观念，以开放的姿态走出杭州、浙江，走向全国乃至海外，印坛“盟主”气象初显。

1914年至1923年，基础建设突飞猛进，印社事业快速发展，特别是学术构建初显成效。1914年有张景星、吴昌硕分别撰写的《西泠印社记》；1915年有叶铭、丁仁、王禔编辑的《西泠印社志》；1916年有吴昌硕《西泠印社图》以及《多野斋印说》《治印杂说》《印典》《印谈》等问世，在社会上产生积极影响。我们发现，1920年胡祥翰编著的《西湖新志》只是将“西泠印社”介绍附在“蒋公祠”条目之下，可见西泠的社会名气还十分有限。到了1923年出版的《西湖新志补遗》，“西泠印社”已经明确作为独立条目存在，成为杭州风景名胜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影响与日俱增。以1923年20周年社庆为标志，西泠印社的整体形象已经丰满清晰，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明确显现，社会认可度、接受度不断提高，已经成为印学翘楚。

1924年至1936年，印社社址扩大到3785平方米，内部建设全面完成。其间，1924年泰戈尔到访印社，1928年、1931年鲁迅两次到访并在印社刻印，1931年张大千等游览西泠印社，名人效应放大了印社的形象。也是在这个时期，上海等地的报刊陆续刊登有关西泠印社的消息、文章，借助新兴媒体在社会上得到广泛传播。“西泠印社”还出现在当时文人、作家的文章、诗歌、散文和小说中，脍炙人口。其间，除了印谱正常出版，《篆刻新论》《古印谱谈》《刻印源流》《说文部首》《玺印叙言》《古印文字韵林》《封泥汇编》《印谱考》等印学典籍的印行也深受业内和社会好评，西泠印社的专业形象、学术形象日益显著。尤其是1933年30周年纪念活动声势浩大，作品、藏品展览和出版纪念专辑等系列工程有序展开，社会舆论一度达到高潮。种种现象昭示：西泠印社作为一个社团组织已经构建完备，成熟运作。

放眼当时，国内许多印学社团反而逐步消解：乐石社1914年创立，于1916年秋解散；广东濠上印学社1918年创立，于1920年终止；冰社创立于1921年，1931年以后基本停止活动；而1910年即蜚声海上的题襟馆，也于1926年秋宣告解散。这些社团多的延续二三十年，少的三五年，有的甚至只是昙花一现。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西泠印社却“一枝独秀”迅速发展，声名鹊起，创造了奇迹。

此时的西泠，以“名胜”“名社”双双扬名海内外；此时的西泠，名家大师荟萃、组织规范运行、活动正常开展、创作学术齐头并进；此时的西泠，已经成为印学核心、印家圣地；此时的西泠，已经闻名宇内，堪为“天下之社”，为业内和社会高度接受，社会声望达到前50年的最高点。此时，印学独尊西泠，已经成为业内和社会的共识。也只有此时，“印学话西泠”才真正称得上名副其实，众望所归！

西泠印社的“功成名就”自有其历史规定性。一个同人社团由默默无闻到蜚声天下，一个本来在艺术门类中占据很小位置且受众面很窄、社会认同度很低的印学组织，何以做到为业内乃至社会认可推崇，何以赢得如此之高的社会关注度？

我们认为，西泠印社塑造自身形象，逐步被社会所接受其实包括两个层面：首先必须得到业内的认可接受；然后是得到社会的认可接受。西泠印社实现这个目标，至少进行了几个方面努力：一是大量印刷发行印谱、印学典籍，传承篆刻、普及印学，在社会上逐步达到耳熟能详、妇孺皆知；二是秉持专业，发挥名人效应，坚持以印学为中心，突出顶尖专业人物的带动作用，树立了学术和创作的权威性；三是发挥自有“社址”优势，利用宣传打造“名胜”进行促动；四是开展雅集、展览和公益活动，提升社会知名度、美誉度；五是发挥“长寿”优势——印社独具的“持久性”是区别于其他社团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事实证明，当时许多艺术社团就是因为生存短促，各领风骚只几年，故而从人们的视线中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渐渐模糊。

二

西泠印社在成长发展过程中有几个关键环节值得注意：

（一）政府支持，背景深厚

西泠印社从初创开始就是一个政府批准的法定社团。沈慧兴据《西泠印社小志》统计，西泠印社成立申请及当地政府的批文，计有13件，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一月给杭州府钱塘县关于成立印社的呈文，到民国元年（1912）给杭县知事关于承认西泠印社合法性的呈文，无不体现出其合法性，政府的认可有目共睹。

2011年12月，西泠印社“保护碑”顺利回归，记录了印社历史上两次重大事件，是印社得到政府认可、庇护的有力见证。此碑一面刻有1912年7月杭州知事汪曼峰对西泠印社社员联名呈请保护社址的批复。另一面刻1922年8月浙江省会警察厅厅长夏超签发的“浙江省会警察厅布告第一二八号”批文。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政权更迭，为保护西泠印社社址，印社创始人向杭州知事呈文，阐明“在组合之初，原为保存国粹、研精美术起见，其择地建筑社屋”，提请“印社即属私人创建，理合呈请保护”的要求。汪知事批文指出：“社屋既属私人所创，实为艺苑所珍。如有无知乡愚任意损害，准其随时送究，严惩不贷。”使得印社安然度过十年。1922年，政局混乱，社会动荡。印社同人再次向政府提请保护。警察厅长夏超批示：“西泠印社乃保存国粹、研究印学、同志集会之所。……并令该管警队保护，实为德便等情。”并加大了保护力度。后来，叶铭特意将批复刻成碑，立于印社显著位置，以起到纪念、警示作用。［3］

1912年2月，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退位。新成立的民国政府颁布政令，收回原属于清政府的土地公产，西泠印社地产也在其中。情急之下，丁仁、王禔等人请来了底奇峰这个救兵。底奇峰不但是同盟会会员，还擅长篆刻。他曾在上海经营一家名为“新世界”的刻字铺，实际上是同盟会成员的秘密集会场所。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时，底奇峰任南京总统府印铸局局长。1912年3月，底奇峰不幸在南京去世，孙中山特赠1000银圆，同时派卫队护送其灵柩返回上海。时任上海都督的陈其美也以500银圆相赠，并为其举办烈士追悼会。西泠印社几位同人很快通过上海金石界的朋友，将底奇峰的遗像供奉于西泠印社，并为逝者立下小传。印社摇身一变，俨然成了革命家的专祠。与此同时，一纸请求保全印社的呈文送交给了政府。“时杭州知事汪曼峰，与社中诸人多相识，社中诸人请其设法保护。汪知事亦力为维持，而西泠印社得以保全。”［4］西泠印社有惊无险，躲过一劫。

正是有了政府的认可、支持和庇护，西泠印社一次次避过劫难。

西泠印社的创立虽然起于三两同人研讨印学的自发结合，但是，由于杭州的历史文化、政治背景和特殊的金石传统背景，使得西泠在创立之初就具有了深厚的文脉和人脉背景。代表人物主要有：

1．丁仁父子。丁立诚，丁仁父。清末藏书家、目录学家，杭州人。同治六年（1867）补为县学，光绪元年（1875）举人，官内阁中书，署员外郎衔。祖上藏书富甲海内，为国内四大藏书家之一，所收西泠八家刻印尤富。丁仁，出生杭州望族,篆刻宗法浙派。丁家藏印为西泠提供了丰富的印学资料，丁家最早捐出孤山一块地皮和数峰阁作社址，奠定了西泠印社的“社产”基石。

2．王禔。出身名门，篆刻造诣精湛，其祖父王言为嘉庆二十三年（1818）举人，其父王同，为同治六年（1867）举人、光绪三年（1877）进士，无意仕途而留心学术，以著书教育自娱，历任杭州书院、紫阳书院院长，家学渊源。

3．唐醉石。创建印社的骨干，其外祖父李辅耀，湖南湘阴人，曾三任杭嘉湖道等职，为支持印社建设，慷慨捐出孤山“小盘谷”营建别墅，取名“西泠寓斋”。作为三任杭嘉湖道，李辅耀不仅仅向西泠印社捐钱、捐物、捐地，更重要的是对印社在精神和道义上给予了大力支持。

4．盛宣怀。近代买办官僚、藏书家，曾任皇族内阁邮传部大臣等。“民国5年（1916）与盛家争地。清朝遗老盛宣怀借袁世凯之力，以印社部分土地原属盛氏宗祠为由欲讨回，经多方斡旋，盛家同意将地捐赠印社，此事遂得平息。”盛宣怀也因此被印社吸收为赞助社员。［5］这个事件西泠印社“因祸得福”，不仅社址更加巩固，还得到社会上层的认可、支持，提升了印社的社会知名度。

5．杨守敬。清末民初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金石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书法家和近代大藏书家，系西泠印社赞助社员。24岁中举人，42岁应召赴日本国任驻日钦使随员。被咨举为礼部顾问官，曾参与《湖北通志》纂校。民国3年（1914）袁世凯聘其为顾问，杨虽多次拒绝，但还是被迫迁居北京，任参政院参政。

6．夏超。印社赞助社员。曾任浙江省省长、浙军师长、警察厅长等。西泠印社的小龙泓洞，即由夏超、丁仁捐资，于1922年7月开凿而成。夏超在担任警察厅长时曾签署批文，命令警队保护印社，社会动荡时期为西泠社址的存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7．卢永祥。济阳人，皖系军阀。曾任陆军第十师师长、浙江督军等职。卢永祥热心扶持襄助西泠印社，仅在赎购《汉三老讳字忌日碑》活动时，就捐资2000银圆。

另据《西泠印社志稿》中有一份名单，称“右列十人均于印社有所赞助”。阮性山与韩登安所撰《杭州西泠印社》中也记有“赞助社员”近50人。而印社壬子、辛酉、丁亥、戊子四次题名和缶庐上寿记并集名，共有赞助记名264人次。这些捐助者非富即贵，遍布社会各个阶层，他们给予西泠印社的不仅是物质的支持，更有精神、道义的支持，并带来声誉的提升。

政府的批准、认可乃至庇护以及深厚的人脉背景，使得西泠印社能够得到各方面的照应，能够应对多方面问题，社会威望大大提高。印社的合法性、权威性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无可比拟。

（二）积累成熟，时机恰当

综观印社曲折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西泠印社的成功还得力于雄厚的积累、专业的维系和应时而动、顺势而为。

1．资质条件的积累。拥有自家社址、社产，是西泠印社独具的得天独厚的优势，有恒产者有恒心，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大本营”屹立不倒，印人和印学方能有所依靠，方能成就千秋大业。

2．人才条件的积累。首先是吴昌硕能够出任社长，其次是印社社员构成丰厚，名家荟萃。社员主体是篆刻家、金石家，同时还吸收书画家、收藏家、学者和社会贤达、外国印人等入社。领袖德高望重、社员素质全面，提升了篆刻在文化中的品级和印社、印人的社会地位，使得印社成为名副其实的“名家之社”。

3．印学条件的积累。如印谱、印学典籍的出版，印章、印谱收藏丰富等，尤其是印谱的大量出版销售，普及了篆刻，推动了篆刻艺术的发展，也提升了印社的名气。建社之初，吴隐、丁仁捐献印谱上百种、数百册，使得西泠拥有了雄厚的印学资料。1904年，西泠印社创意成立的同时，吴隐就在上海成立“西泠印社”书肆，出版印谱、印学典籍。出版了《西泠八家印选》《杭郡印辑》《钱胡两家印辑》《宾虹藏印》《吴让之印存》《二金蝶堂印存》《缶庐印存》等印谱以及大量印学典籍如吴隐的《遁庵印学丛书》、叶铭的《广印人传》等。据统计，印社自1904年至1950年共辑成印谱105部、744册，在社会上造成极大反响，同时，更是提升了篆刻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地位，提升了西泠印社的社会知名度。“保存金石、研究印学”，致力于印学典籍的传扬，是西泠印社的“独家奉献”，对于普及印学功莫大焉，至关重要的还在于“学术”的独占性，对于学术的重视、研究、传播，其他任何一个印学、书画社团都无法相提并论。

4．经济条件的积累。西泠印社创建初期的10年间共组织四次捐助活动，用于印社的基本建设和运行。捐款总数创社四君子中吴隐490元，丁仁252元，叶铭180元，王禔162元。其他见诸记载的捐款人也很多，如张石铭、吴潮、孙锦、卢永祥等。印社壬子、辛酉、丁亥、戊子四次题名和缶庐上寿记并集名，共有赞助记名264人次，可见为印社的捐助人之多。印社社员还积极介入社会活动，他们在近代篆刻市场上的骄人表现，提高了人们的关注度、参与度，奠定了民众基础，扩大了印社在社会上的影响。杭州、上海西泠印社经营活动的开展和社员、赞助社员以及社会贤达的无私捐助，包括捐款、捐物、捐地等，为印社的创建、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基本物质保障。

伏久者飞必高，经过十年的苦心经营，在各种条件相对积累成熟的前提下，西泠创社的先哲们选择了最适当的时机蓄势而发，于1913年大张旗鼓地对外正式宣布印社的存在，一鸣而为天下知。

欲取先予、厚积薄发是西泠印社成功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巨量印谱、印学典籍的出版发行，对印学的宣传、普及和投入，是西泠对于篆刻艺术的贡献，对社会文化的贡献，也是印社介入社会、影响社会的有效方式，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创举！西泠印社“家喻户晓”，其社会影响力和地位也在潜移默化中得以提升。陈振濂先生就认为：“一个社会认同度很低的印学社团，却保持着如此的发展势头，何也？在创社四君子的所作所为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关键的奥秘：大张旗鼓地从事普及工作，以普及印学来推动印社的发展。”［6］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泠印社“形象工程”中，上海西泠印社的贡献尤为突出！吴隐贡献巨大！

首先，印学出版无可匹敌，既普及了印学，又宣扬了西泠印社。据沈慧兴《吴隐印学活动综考》考证：“吴隐经营的上海西泠印社，在1912年的经售处，就有上海中国图书公司、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朵云轩、九华堂，北京文明书局，成都粹记书庄，广东宝记书庄，苏州玛瑙经房，天津文美斋，杭州问经堂，扬州世界社，山东官书局，日本东京京桥区张之铭君、晚翠轩、京桥区和慕町守尾商店。总发行所在上海老闸桥北东归仁里西泠印社。说明吴隐已经在中国主要城市及日本建立了顺畅的销售网络，这个规模，在当时的艺术出版界，已经有相当规模了。吴隐还有极为强烈的版权意识，在他经手辑拓出版的印谱书籍上，都在明显的位置印上‘西泠印社’字样的各种版记，以扩大西泠印社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在西泠印社成立后，他出版的印谱，在书口上大都也印上‘西泠印社辑’等字样，这对于维护西泠印社的知识产权，扩大西泠印社在国内外的影响面，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其次，吴隐对于西泠印社经济投入和社址建设贡献最大。其捐资占到四君子捐资总额的45%左右，同时还积极筹资兴建设施，使印社有了可观的景观建筑规模。陈振濂先生指出，西泠印社在前期的鼎盛，与吴隐的大力投入有关。

再是，上海西泠印社同时还承担着沟通信息、搭建印社与外界的桥梁、联络在沪社员、组织相关活动、印人市场推广等任务，以今天的眼光看，它实际上充当着西泠印社“驻沪办事处”的重要角色。当时的上海不仅经济、文化、艺术市场发达，而且文化交融，人才荟萃，是近代中国文化艺术重镇。据孙慰祖先生考证，截至1949年，曾在上海公开润例或从事创作、教学活动并具有较大影响的印家有120人左右。笔者粗略统计，其中西泠社员大约有52人。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时期，上海西泠印社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对于扩大和提升西泠印社的知名度起到了巨大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三）推举领袖，营造“主场”

吴昌硕既是西泠印社的领袖，也是篆刻界的翘楚。我们发现，西泠印社延请吴昌硕为社长实际上是构建了一个领袖群，是树起了一面号令四方的大旗。用陈振濂先生的话说，是营造了一个“主场”，这种“场”的聚合力、辐射力以及所产生的裂变效应相当巨大。首先是带动上海的大批篆刻家、书画家联袂入社，更重要的是在上海书画界产生了轰动效应，进而在国内艺术界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潜在效应。吴昌硕担任社长的15年间，为印社书写设置了大量楹联、匾额、铜像、石刻等文化景观，美化了环境，扩大了西泠印社的社会影响。入主印社的吴昌硕权衡利弊得失，对西泠印社的发展提出了指导思想：“顾社虽名西泠，不以自域。”［7］他以开放的胸襟，拓宽印社的发展视野，打破门户地域局限，团结、聚合国内艺术家，引进海上题襟馆入驻印社交融互动。他还积极推动与日本书画篆刻界的交流，吸收日本社员，确立了西泠印社的国际地位。西泠印社因为吴昌硕而备受世人注目，使人们在了解西泠印社丰富的文化内涵时，无不为大师个人的艺术魅力所感染，名家印人纷纷聚拢孤山。西泠印社得以在较短的时间里迅速发展扩张。

当时为何推举吴昌硕为社长？汪厚昌在《西泠印社之创始与现在》中道出原委：“丁、王、叶、吴诸人，既不敢自居，又不甘推让，乃遥戴上海之吴仓硕，充西泠印社社长。吴仓硕民国后声望资格，在金石书画界无足与抗颜者。”可见，声望资格是首要因素！同时，创社四君子的“不敢”和“不甘”，或许是当时“外聘”社长的真正原因，这为我们还原历史真相提供了线索！

现在看来，选取孤山为社址、推举吴昌硕为印社领袖，等于树起了近代印学的一面旗帜，营造了以孤山为中心的印学“主场”，巨大的磁力场吸引国内外印人名家踏至纷来，可谓得此一人，天下归心。

（四）活动跟进，积极造势

印社先哲们清醒地意识到，社团组织要得到社会、民众认可，必须提升形象、扩大影响。在西泠发展史上，社员全力以赴救赎《汉三老讳字忌日碑》是最成功的举动。当时，国外藏家欲以重金将《汉三老讳字忌日碑》购运出海，引起社会关注。西泠在沪会员闻知，由吴昌硕、丁仁等联合发起义卖，吴昌硕、丁仁、王禔、吴隐、叶铭、高邕之等各捐书画印谱40余件，所得用于赎碑。这既是“保存金石”的行为，是西泠印社的“集体”行为，更是一种爱国举动，赢得了社会民众的赞誉，极大地提升了印社和社员的美誉度，社会影响不可估量。另外，捐建“隐闲楼”也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据《西泠印社志稿》记载，捐建“隐闲楼”，是“题襟馆书画会谋所以传永久，今在西湖孤山之巅建隐闲楼”。在运作中，除募集捐款外，还采取义卖集资，义卖品有古今书画、印谱和徐星舟篆刻10方等，参与骨干以西泠在沪社员为主。关键在于，此举发生在当时的艺术重镇上海，西泠与题襟馆“强强联姻”，不仅增进了沪杭两地的艺术交流，也为西泠印社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平台，带来的连锁反应和潜在的社会效应，意义非比寻常。

艺术展览、雅集等活动是西泠印社的“规定动作”，是印社主动介入社会、扩大影响的一个重要形式。早在1914年，吴昌硕就在沪举办金石书画展销。后来，又多次到日本举办展销会，作品非常抢手，奠定了他在日本篆刻界的崇高地位，也奠定了他在篆刻艺术和篆刻市场上的龙头地位。陈振濂《西泠印社史研究导论》称：“在20世纪30年代，西泠印社曾有过一个‘金石家书画作品展览’的举措，聚集古代金石家、篆刻家的书法、绘画作品作展览。”此后每逢5年和10年定期举办“金石书画展览”并基本延续形成制度。其间，陆续有社员参加或者组织各种展览，既实现了社员之间的交流，也是印社和社员与社会的交流，达到宣传印社、推介印人、普及篆刻的目的。“雅集活动的每年进行，印人之间的交流频繁，当然也是普及篆刻的最佳渠道，比起印谱、典籍出版而言更是一种动态的方式，而通过雅集聚汇各路从专家到初学者的做法，更易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因此它带有更大的引导时尚或流行的含义。”［8］

（五）发挥“同人”社团的优势

作为民间性质的文人结社，其运作松散而随意，几乎是没有竞争的。1932年，社员汪厚昌在上海《金刚钻报》上发表长篇连载文章《西泠印社之创始与现在》，道破了这种无权力架构的组织形式为社团带来的强大生命力：“印社之所以能成今日巨大之规模，其故果安在。一言以蔽之，曰无义务、无权利是已。欲责人义务，则人皆裹足，避之若浼矣。尽义务必有权利，有权利则必争，彼攘此夺，内讧竞起，事乃不可为矣。试观社会上无论何团体，罔不如是……社中终岁无所事事，故无社长，无职员。偶尔聚会，皆由临时召集。故在社中，平日既无事可为，无权可争，无所谓私心意见，强权把持，举凡社会上种种恶现象，一扫而空，通力合作，而社务日渐进步矣。”［9］陈振濂先生也指出：“‘同人’的概念，是志同道合的志士仁人自然相聚而本不必有社会组织或行政等级体制的羁绊的。由是，近代史上大凡是‘同人’，通常很难有大规模——规模一大，人数一多，自然就要分出等级以便明确领属关系，更可以指挥如意不致一盘散沙。而一有领属，则就是有形的组织控制运作，不复‘同人’那种平等的宽松的关系了。故而‘同人’社团一则人数必不多，二则必松散自由而不像今天我们对社团理解的那样必须为名誉地位、为主席理事争个你死我活不择手段……这本来是一个地道的‘同人’性质的社团，它是‘不竞争’的。”［10］恰恰是这种平等、宽松、“不竞争”的特性，成就了西泠印社“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六）以“名胜”带动创“名社”

“买山立社”是西泠创建的主要特色之一。“社地与梅屿、柏堂近。风景幽绝，集资规划。创于甲辰，成于癸丑。堂舍花木，位置点缀，咸得其宜。于是丁君辅之、王君维季、吴君石潜、叶君品三，修启立约，招揽同志，入社者日益众。”［11］我们试想，作为普通社会民众，篆刻印学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比较陌生的“符号”，风景名胜却可以带给他们愉悦和享受，他们通过游览名胜进而了解篆刻、了解西泠印社，对于印社名气的传扬，对于篆刻的传扬，同样功莫大焉。西泠的创始者或许看到了这一点，花费了相当大的财力、物力和精力，千方百计打造孤山景观，向文人雅士和社会民众开放印社设施，规定其他社团组织和个人都可以利用印社开展聚会等文化活动。当时，杭州的导游宣传册，以及文人笔下的杭州西湖，都把西泠印社作为一个主要景点来介绍描述，西泠印社成为海内外尽人皆知的著名景点。试想，既有名满天下的篆刻大家，又有景色优美舒适的场所和珍贵的印学资料，天下印人能不趋之若鹜？当然，还包括名人学者的访问宣传作用等。如河井仙郎、鲁坚、胡宗成分别于1906年、1912年、1913年撰写《西泠印社记》，1906年陈豪绘成《西泠印社图》等，树立了西泠的学术形象。王国维、鲁迅、张大千、泰戈尔等名人到访并在印社定制印章，也给西泠添抹一笔浓重色彩，为西泠印社扬名天下起到了积极作用。“这全国各地汇聚的精英，还有这‘与生俱来’的一泓西湖与孤峭优雅的孤山，如何是想要即能要得来的？”［12］陈振濂先生就这样说。

打造名胜、宣传名胜，以名胜博取社会的关注，进而提升印社的知名度，或许是西泠创社者们有意识的、自觉的策略，也或许是历史规定性使然。西泠印社作为“名胜”被接受，抑或作为“名社”被接受，很难截然划清，起码在创建初期间或有之，相得益彰。

回到历史原点，捋清西泠印社成长的脉络、轨迹，对于研究和总结近代篆刻艺术运动规律、发展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西泠印社的成长史是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渐进的过程。孙慰祖先生指出：“我们要避免陷入一个误区：以西泠印社后半世纪特别是近20多年来的影响去衡量20世纪初至20、30年代草创时期印社的社会地位……今天的印社地位是百年时间、几代社员以个体和整体的社会活动创造的学术与艺术高度层层叠加的结果，也包含近几十年来新的社会条件的注入。”［13］

三

近代以来，篆刻流派纷呈，大师巨匠众多，金石社团层出，印学空前昌明。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实事求是地说，初创期的西泠印社起于微末，并非如今天这般地位显赫、声名卓著。客观地看，由于史无前例、由于民间性质和地域属性，1923年之前的西泠印社，曾经只是一个偏安一隅的“地方名社”，其影响力更多地呈现出局限性、地方性，这样表述的主要依据是：

（一）近代五大印派领袖，西泠只居其一

近代篆刻五大流派：即吴昌硕代表的吴派、赵时代表的赵派、黄牧甫代表的黟山派、赵古泥代表的虞山派、齐白石代表的齐派，这些流派人员众多、阵容强大，基本上涵盖了近代印学大宗，影响范围遍及全国。五大流派各领风骚，构筑了近代篆刻艺术的空前繁荣。我们看，这五个开派领军巨匠，西泠中人只有吴昌硕一人，甚至于连浙派的代表人物赵时也游离于印社之外。况且，近代以来印学社团层出，从社员人数及构成看，各具特色。人员构成除乐石社的社员以当时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师生为主，其他印社与西泠印社相仿，社员成分都比较复杂、丰厚。如冰社集中了各界名公俊彦，诗书画印和文博名家荟萃一堂，其中不乏社会贤达等；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也是聚集了像吴昌硕、哈少甫、李瑞清、盛宣怀、赵时、丁仁、吴隐等各界顶级人物上百人，且正常开展活动，卓有成效；成立较晚的龙渊印社各界名家汇集，发展迅速，江苏、安徽、福建都有印人参社。从社员数量、质量方面看，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中名师、巨匠上百人，从拥有名家和影响方面看都与西泠印社难分伯仲；冰社社员40余人，大师级的印人虽然无多，但是，大书画家、大名人却比比皆是，且居于京师，具有先天的地域优势和“中心”效应；龙渊印社名家领衔，兴盛时期社员曾达104人。而早期西泠社员仅有81人。应该说在当时的情形下，无论从人员数量和人员构成、业内影响等方面看，西泠印社只是与题襟馆、冰社等相颉颃，从某种程度上讲甚至比题襟馆还略逊一筹，远未达到汇聚百川、雄视天下的境地。

（二）社员交叉现象明显

社长吴昌硕身居上海，并且是海上题襟馆书画会和豫园书画会的领袖，应该说其对于题襟馆和豫园书画会的付出和领导要多于西泠印社。“即便是吴昌硕个人，在上海的活动如海上题襟馆书画会，豫园书画会等的活动，在数量上也不亚于（甚至还超过）他在西泠印社的活动。”［14］丁仁、吴隐等多年居沪，经常参加海上题襟馆书画会的活动，如此说来，西泠创社四君子加上吴昌硕5人，其中有3人的主要艺术活动和发挥作用之所是在题襟馆。另外，社员李叔同、经亨颐、费砚等还创立并领衔乐石社，经营自己的一方天地。王世曾组织“追社”，而马衡、王禔又同时是冰社、圆台印社的灵魂人物，王禔在京设帐授徒，弟子众多，在冰社的发展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比较明显且特殊的一点是，以上人员基本上是在加入西泠印社之后，又加入或者组织领导其他印学社团的，令人费解。

社员交叉现象表明：1．当时的西泠印社尚处于一种管理松散、活动自由的状态；2．印人的“社团”意识、组织意识不强，缺乏归属感和集体荣誉感；3．早期西泠印社很少以“集体”的面目出现，社员以“个体”活动为主，西泠作为社团的影响力、作用力并不显著，地位也并不显要。

当然，这种现象也表明，当时社会对于“社团”的理解以及“组织”对于艺术家的重要性与今天有着很大的区别。

（三）很多篆刻名家未加入西泠

吴昌硕作为西泠印社的祭酒，追随者众多，其麾下却只有其子吴涵、吴迈及弟子费砚、王贤、沙孟海、诸乐三是西泠印社社员，这在81名社员中占的比例相当小，有许多篆刻水平很高的弟子没有介入印社活动，也没有加入西泠。如赵云壑、徐新周、赵石、陈师曾、陈半丁、李苦李、钱瘦铁甚至经常参与印社义捐等活动的王震等，他们专业水平很高很全面，艺术活动也十分活跃，不知何故却没有加入西泠印社，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当时，许多篆刻名家也未加入西泠印社，如居于北京的易大厂、丁佛言、齐白石、卓君庸、金城、寿石工、张樾丞、周希丁等；居于上海的赵叔孺、王大炘、黄瘦竹、朱遂生、赵石、黄葆戉、金铁芝、钱厓、翟树宜、邓散木、唐俶、朱其石、邓尔雅、谭泽闿、简经纶、马万里以及乔大壮等。尤其是新浙派领袖赵时，其与西泠印社创始者丁仁、王禔关系密切，于书画、篆刻、鉴定建树极高，是近代以来艺术界很重要的人物，及门弟子多达70余人，著名的有陈巨来、方介堪、叶潞渊、张鲁庵、沙孟海、陶寿伯、徐邦达、林雪岩、支慈庵、戈湘岚、洪洁求、赵鹤琴、林今雪等，其中有多位西泠社员。其本人无论是从所属“宗派”、造诣、地位、影响，还是籍贯、活动地域讲，都应该“入籍”西泠，甚至“入主”西泠。为何与西泠无缘？令人匪夷所思。曾有人认为：“赵叔孺和褚德彝，当时认为吴昌硕刻印敲敲碰碰，担任西泠印社社长算不得什么，有所反感，因此未加入西泠印社。”［15］我认为这也只能说是一家之言，赵时的置身于外，并不是个别现象，除去特定的历史原因和个人感情因素，早期西泠印社的宗派意识局限、地域性局限以及影响力和容纳力还不够强大，恐怕也是原因之一。

（四）“名胜”影响一度大于“名社”

当时的社会公众对西泠印社的认知多处于风景“名胜”层次。汪厚昌在《西泠印社之创始与现在》中描述道：“杭州西湖，山水秀丽，名胜之区也。湖上有西泠印社，游览之所也。印社规模宏远，外省人来西湖者，莫不知有印社焉！”［16］这里所谓的“游览之所也”“莫不知有印社”很显然是指西泠作为“名胜”的知名度。文人笔下的西泠印社也多以名胜风光为主。在官方眼里，西泠印社只是杭州名胜的一个组成部分，纳入西湖博览会展厅。1927年，蒋介石迁都南京，宋美龄来到杭州，就曾经想把西泠印社划入中山公园。在马衡的帮助下，几位创始人想出了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挂出“古物保管委员会浙江省分会”的牌子，才保住了印社继续存在。［17］种种现象说明，早期的西泠印社曾作为西湖的一个重要“名胜”闻名天下，而作为艺术社团组织的概念，作为“名社”的概念，起码在一定层面、一定时期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四

前无古人的西泠印社，无先例可循，无经验可鉴，不能以今天的眼光去求全责备，但也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析存在的“短板”。笔者以为，早期西泠印社之所以地位不显、影响不彰，是基于如下原因：

（一）宗派意识明显

起初，西泠印社是为传承浙派篆刻精髓而存在。浙派风格、浙派印人占据主导地位，缺乏容纳百家的气局。《西泠印社志稿》卷二云：“社因地名，人以印集，龙泓首出，宗风远挹。”《西泠印社志稿》拟目卷一《志地》前引云：“金石刻画，浙为大宗，亦唯西泠，积健为雄。”张景星则说：“厥后吾浙八家，昌明浙派，海内宗仰，于是印人蔚起，辉映后先迄今言印学者类能道之，然不谋所以保存，势必日就湮没，印社之设，乌可缓哉。”［18］显然，西泠印社仅仅是为了保存浙派而创立。《西泠印社志稿》卷六王禔《西泠印社同人印传序》也说：“吾浙派治印一大宗……西泠印社踵八子而挹其余风，以衍两浙艺文一线之脉。”吴昌硕在其《西泠印社记》中更是一语中的：“浙派盛行于世，社之立盖有由来矣。”这些无不道出了尊崇浙派的主旨。再者，从创社四君子师承来看，除吴隐之外，其他三人均为浙派传人，具体从西泠印社社员篆刻的宗法取舍来分析，其中绝大多数也是传承浙派或者新浙派者，当然取法皖派等风格的也有一定数量，但是比例相对较小。在这样的指导思想和实际表现的影响下，其他派别的印人必然心生芥蒂，至少会“敬而远之”，缺乏广泛基础的西泠如何能汇聚百川、容纳百家？

（二）地域性明显

初期西泠印社社员构成基本为杭州及其他浙籍印人，1913年以后才逐渐有沪籍印人甚至日本印人加入。据统计，早期社员81人中，杭州籍30人，其他浙江籍34人，占到79%，非浙江籍人15人，日本2人，只占21%。在印社崇祀的28位先贤中，12位是杭州人，其他浙江籍5人，总共17人，占到61%以上。因此汪厚昌在解释为何推举吴昌硕为社长时特别强调：“且吴为浙人，故群议拥为社长。”［19］西泠印社1924年出版《金石家书画集》，丁仁作序称：“经历岁年，规模乃备。一时东南绩学之士气求声应，远近来会，摩挲金石，互相研讨。”明确挑明气求声应的是东南绩学之士。在今天看，西泠的草创不过是三两知己凑在一起切磋金石的游戏之举，初期骨干难称巨匠大师，其影响自然也就带有局域性，活动范围和名声多限于杭郡浙地。地域性特点限制了其他区域印人的认同和参与，桎梏了印社的拓展扩张。

（三）体制、机制不健全

同人社团的结构是一柄双刃剑，既有其“不竞争”的优势，也存在着随意散漫性，可谓利弊共存。1904年西泠印社草创，既没有宗旨、章程制度，也没有社长、机构和驻会人员，组织松散，难说是一个规范的社团组织。“初叶子铭、吴子隐、丁子仁、王子寿祺会集湖滨，慨然有感印学之将湮没也，谋于西泠数峰阁之侧，辟地若干弓，筑茅三两室。风潇雨晦，乐石吉金。唯印是求，即以为社。”［20］由于“印社”组织前无古人，没有先例，所以，创社四君子的初衷不过是自娱自乐的“游戏之举”，从思想上并没有意识到此举的历史意义，更没有丝毫功利性。正如汪厚昌所言：“初不过游戏之举耳，孰知今日竟成此极壮伟之印社。”［21］陈振濂先生认为：“印社成立是民间学术团体，它没有严格的组织手续和活动方式。”［22］由于机构的不健全，使得印社的运作缺乏计划性、规范性。创建10年才正式宣告印社存在，筹备经营了10年，才召开成立大会，订立社启、社约，选定社长。一方面是印社同人在这10年中，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基建”上；一方面也是时机不成熟，没有社会影响力和地位所致。印社先哲们或许事先已经想到，在组织不健全、羽翼未丰、地位不稳的情况下，如果草草宣布成立，恐怕做成夹生饭，甚至有“夭折”之虞。

早期西泠印社自身所带有的宗派、地域等特点以及组织松散、规章制度欠缺、队伍弱小等种种不足，西泠印社的核心层并非没有察觉，否则他们也不会在建社10周年、20周年和30周年等重要转折关口，自觉主动地予以扭转、改善！修启、立约、推选社长、招揽同志，吸纳各类人才、吸收各地社员、打破宗派门户、改革更新机制，都分明是积极地应对；推广印学、参与社会活动、推介篆刻书画，也都分明是打破传统社团特性、靠拢新型组织运作的开放行为。也正是在这种有意识的除弊兴利、吐故纳新的过程中，西泠不断成长壮大，印社的作用、地位和社会影响力逐步得以崭露彰显。

西泠印社的社会接受史其实就是一部印社发展史，而一部西泠史几乎等同于一部近代篆刻史。西泠印社印学核心地位和巨大社会影响力的形成，是历经百年时间，印社和数代社员艺术、学术成就以及文化贡献、社会效应的累积、叠加和聚合。真实客观地表述创始期的西泠印社，真实地反映西泠印社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成长过程，而不以今天的地位和影响去看待、评价或者误读、夸大早期西泠印社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既有利于当今印学社团借鉴历史经验，扬长避短，健康发展，也是正确定位早期西泠印社所应持有的学术态度。

?注释

［1］陈振濂：《西泠印社社史研究导论》，中国西泠网。

［2］引自百度百科“西泠印社”条目。

［3］《西泠印社》，总第32辑，西泠印社出版社，第77页。

［4］汪厚昌：《西泠印社之创始与现在》，转引自王佩智、邓京《新见早期社史研究的几个旁证》，《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社史研讨会论文集》下册，西泠印社出版社2006年版，第30页。

［5］刘江：《西泠印社百年回眸》，《西泠印社百年图史》，西泠印社出版社2003年版。

［6］同［1］。

［7］吴昌硕：《西泠印社记》。

［8］同［1］。

［9］同［4］，第31页。

［10］同［1］。

［11］同［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