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评丨《鹅笼书生》：古耶今耶？成耶败耶？

文 / 石头李

在近年来的中国小剧场话剧中，越来越多的创作者开始着意于从中国古典文学中发现创作资源，或改编，或仿作，或生发联想，或遗貌取神，在激活传统资源的同时，也在寻求与当下的对话。黄盈编导的《黄粱一梦》、刘钊编导的《杜子春》、赵淼导演黄维若编剧的《罗刹国》等作品，皆属于此类，创作者用意各殊，观剧者所得各异，虽然演出后都有一些争议，但剧作皆有着独特的尝试与突破。近日在鼓楼西剧场上演的杭程导演作品《鹅笼书生》，也是一部取材自古代传奇的话剧作品，鹅笼书生故事本身的传奇性，志怪风格的海报设计，以及民谣歌手小河的现场配乐和演唱，都让这部剧十分令人期待。

杭程编剧并导演的舞台剧《鹅笼书生》本自南朝梁吴均的《续齐谐记》，不仅以其中“鹅笼书生”的故事作为主线，而且也吸收了书中另一著名故事——“清溪庙神”的情节。《鹅笼书生》的故事原文最奇幻之处，不在于男子口吐一女子，女子又悄悄口吐另一男子，另一男子再避之口吐另一女子的连环，而在于书生一开始进入农夫许彦所担的鹅笼中时，“笼亦不更广，书生亦不更小”，而且“彦笼而去，都不觉重”的奇观。如果说游仙境的爱丽丝饮药水后的变大缩小是充满想象力的，那么《鹅笼书生》中所描述的这种无大无小、无轻无重的情形，则几乎要超越了想象所能抵达的边界。不过，如果据此认为“鹅笼书生”的故事表现了中国传奇的空间观念，恐怕也不确切，因为《续齐谐记》中“鹅笼书生”以及晋代《灵鬼志》中与之类似的“外国道人”的故事，皆是印度佛经《旧杂譬喻经》中的“梵志吐壶”故事的流传演绎：“昔梵志作术，吐出一壶，中有女子与屏，处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复作术，吐出一壶，中有男子，复与共卧。梵志觉，次第互吞之，拄丈而去。”

话剧《鹅笼书生》剧照  ↑

这一个可以充分发挥戏剧舞台之假定性的传奇本事。在舞台上呈现这一“奇观”，需要的不是魔术般的舞美变幻，而是与观众想象力的“合谋”。杭程导演的《鹅笼书生》第一幕表现“书生进笼”的场景就比较成功，通过书生跨入想象中的“鹅笼”这一动作以及之后与农夫许彦的同步行走颠簸，观众就已然可以领会其意，农夫夸张的讶异表情，也在向观众确认他们想象出的不可思议的场景确实“出现”了——这一幕中如果演员能够再加强一下肢体训练，更好地表现出这种同步性，则效果更佳。相比之下，后面几幕中思红、优青、玉姑的出场则有些平淡无奇，皆采用前一人吹笛、后一人从烟雾缭绕的洞中爬出的设计，对“洞穴”亦毫无交代，鹅笼书生故事中令人惊奇的嵌套式空间奇观也就无迹可寻的。在本可以被激活无限可能性的舞台空间之中，这种轻率的处理是令人遗憾的。

不过，这部剧虽然淡化了空间维度上的奇幻性，但是增添了时间维度上的奇幻性。晋代或南朝梁的传奇本事中，人物的连环出现的发生只是在书生醉卧的一小段时间，其中的男男女女也皆是“同时代人”；而在舞台剧《鹅笼书生》中，不仅时间跨度巨大——从民国到明朝到唐朝又到周朝，而且顺序上也是无古无今，如果说与书生在明末结为夫妻的思红追溯唐朝往事尚属“合情合理”，那么唐朝时重返红尘的小沙弥讲他还俗之后在周武王年间的奇遇，就完全是“时空错乱”了。这种无古无今的时间安排正与无大无小的空间观相映成趣。而原故事之中短时间内男男女女的相逢相戏被拉长成了数朝数代的故事，也就淡化了各藏所爱相互欺瞒的偷情意味，同时，也打开了新的故事时空。

然而，这部剧最大的问题就出现在这“新的故事时空”之中，原作中一句带过的偷欢情形在话剧中演绎成三段具体的情感故事，导演希望借此表现“中国人对爱情的体会曾经多么地深刻和美好”。然而纵观全剧，这段颇具文化民族主义情绪的导演阐释却并不太具有说服力。导演希望从中国古典爱情观中提炼出可以抚慰当代人痛苦与绝望的东西，由此说来，这部剧应当包含与当代对话的意识，但这一点在剧中并没有多少体现。从内容立意上讲，以第一个故事为例，“深明大义”的妻子通过种种方式暗示丈夫在明清易代之际作为大丈夫应当“舍生取义”，丈夫却胆怯心虚尽显知识分子的虚伪与软弱，这一段表演的确产生了笑声频发的热烈剧场效果，然而这种情节安排着实是缺乏深度和反思力，一个有着贪生怕死弱点的书生就应该被这样嘲笑吗？而在观众席上大笑的人真的能够超越剧中人做出选择吗？另一方面，妻子有权利决定或者仅仅是试图说服丈夫去“舍生取义”吗？退一步讲，即使我们不要求这部仿古典的戏剧注入多少当代的反思，这一段剧情所体现对于改朝换代的道义观念，也与整部剧中无今无古的时间观和“岂如且偷顷刻之欢”价值观相抵牾。从表现形式上讲，以第二个故事为例，导演刻意营造的古典形式已然溢出了实质内容之外，显得空洞浮泛。烟波楼的清倌人上山投空门，遇到小沙弥下山投红尘，两人在独木桥上相会，这一段上桥下桥的舞台调度本来就很有局限性，而导演又似乎有意追求绝对的对称，不仅让人物在舞台上“对称”地行动，而且连台词或唱词也写成了半文半白的对子，在让观众听懂与古风文韵之间两难，结果显得不伦不类，而繁复的骈偶没有充实的内容，也显得冗长拖沓，空洞重复。

总而言之，舞台剧《鹅笼书生》从古典传奇中生成出独特的戏剧时空结构，而不仅仅是借用其中的情节人物，这一点是对于作为创作资源的古典文学颇有意义的发现；然而，对古典资源的真正发现和激活，必然要求与当代形成对话，没有了今天的立场、眼光和问题，即使做到对古典内容和美学的充分演绎，也只能相当于对博物馆展品的陈列，而这并非剧场演出的应有之义。在这一点上，《鹅笼书生》一剧存在的问题，也许亦是不少古典题材舞台剧创作中需要首先自问的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