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反消费主义的极端案例——迈克尔·兰迪的“分解”| Break Down
这是一个反消费主义的极端案例。
2000年，迈克尔·兰迪（Michael Landy）花了一年的时间列出了自己所有的私人物品清单：他的每一本书，每一件家具，每一件作品，每一件衣服，电子设备，邮票，还有一辆萨博汽车，等等。在他最后的个人财产库存清单中，总共包含了7227项。
2001年2月，在伦敦牛津街的一家百货商场一层，在两周的时间里，他非常系统地将自己所有的物品进行了分解和摧毁。最终成为一个没有任何财产的人。
“我认为这是消费者的最终选择。一旦东西开始“分解”，就有更多的属于个人的东西开始被“分解”，生活中并没有我们可自定义的物品。不管怎样，我都想试着摆脱自己，所以这是一种终极方式，而不是简单地被我分配掉。”——迈克尔·兰迪
2001年2月10-24日，在牛津街的一个百货商店的一层，它原本是C&A服装店的旧分店，迈克尔·兰迪在那里专门建造了一个类似材料回收工厂中生产流水线似的特殊设施，他们停止了C&A服装商店的正常交易，搬空了所有原来的物品，并向公众开放。在一群特殊的工作人员和一名专业汽车修理工的帮助下，兰迪开始系统地，且有计划地摧毁他的所有个人财产。
他的财产共被分成了十类，安排到每一个人具体的工作人员手中，执行分解：
A - Artworks 艺术品
C - Clothing衣服
E - Electrical电子设备
F - Furniture家具
K - Kitchen厨房用具
L - Leisure休闲
P - Perishables易腐物品
R - Reading阅读材料
S - Studio工作室材料
V - Vehicle车辆
这些物品在商场中一个持续滚动的传送带上循环往复，像一个大规模的工厂生产流水线一样，也像一个围绕着商场的小型赛道。每一件物品都被非常仔细地拆散，拆解成基本材料，再把它们切碎、分解、制浆和造粒。两周后，兰迪曾经拥有的每一件东西都不复存在了，他成了一个没有财产的人。
这件作品是兰迪在泰晤士报以及Artangel的协助下完成的（Artangel是英国的一家艺术慈善组织，帮助艺术家完成其他人不会做的事），据说这个项目共吸引游客约45000人。在项目的最后，除了被列出的7227项被销毁的物品清单之外，只剩下一袋袋的垃圾，其中没有一件物品是被出售或者以其他形式展出的。这份被打印制作成册的清单你可以在商场的橱窗中看到，也可以在离开商场的时候买到。
“分解”项目并没有使兰迪赚到钱，这也是导致他直接破产的原因。
事实证明，这是迈克尔·兰迪迄今为止最野心勃勃、最极端的项目了。
其实在之前的一件作品中，他就在伦敦一家画廊的墙上贴满了“Everything Did Go.”的字样。
如果你感兴趣全部清单列表，可以查看以下连接：
https://www.artangel.org.uk/break-down/the-inventory/
下面这篇文字是迈克尔·兰迪对“分解”现场的一些记忆和描述：
Michael Landy on Break
Down
2002年4月
“迈克，火星上有生命吗？”
我的萨博汽车修理工戴夫·纳特(Dave Nutt)，站在台子上对我大喊道。当时，我们正用我的B&W音响听着大卫·鲍伊(David Bowie)的那首被听过无数次的歌曲，而他正在拆我的萨博汽车。
两个星期，且仅仅在这两个星期内，我们就需要完成一个任务：毁掉我的7227项全部财产。我没有想过过我们是否能完成，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尝试过这一壮举。
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拆开东西，或者看着它们在100米长的传送带上躺在黄色托盘里四处走动，这已经是消费者的一种常态。
这就是我和我的12个手下一起干的事——我现在称他们为“门徒”。
早晨——穿上我的蓝色Artangel工作服——走到伦敦桥站，搭乘银禧线到邦德街——再沿着牛津街走，看着商店橱窗里那些从未使用过的DVD和数码相机——走进原C&A大楼的大理石拱门——重新安装一下黄色传送带的照射线——之后，克莱夫·利萨曼(门卫)会打开电源。
每天早晨我们总是以《Breaking Glass》这首歌开始，晚上以Joy Division的《Love Will Tear us Apart》结束工作。站在9英尺高的平台上，我可以监督整个销毁过程。我的工作是把被拆散的材料装进各自的容器，比如纸张、金属、塑料等等。我还要留意店里面潜在的扒手。
我很喜欢站在高台上，它把我和下面的活动分开。当我走下我价值450英镑的梯子，走到一楼，我感到有点脆弱：这不是一个人应该在牛津街的消费圣地上做的事情。
有些人批评“分解”是一种奇观，但奇观是被动的，而这不是。顾客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你可以把他们分成两组：听说过这个项目的人（了解的面孔）和从街上走进来的人（好奇的面孔）。一些顾客认为这是一种新的销售方式——他们会买我汽车上拆下的零部件，而那些刚买过C&A减价促销衣服的小老太太们，也想从这里拿走衣服。我们必须向他们解释：他们既不能拿回他们的钱，也不能交换任何一样东西。基本上我们把时间都花在和人们交流我们在做什么上。现场操作人员在一天结束时都已经筋疲力尽。
一个自称是《泰晤士报》股东的人，认为这完全是在浪费钱，因为《泰晤士报》赞助了这个艺术项目，他们在公开的项目竞选中选中了我的“分解”项目。
下午6点，我们一伙人会到酒吧里去放松，交换当天发生的事情……其中有一个是，一个人要拿走我的克里斯·菲利的版画，他从黄色托盘中拿了作品，接着就要走。结果被克莱夫发现了，他抓住了作品的另一头，并设法夺了回去。最后那人还说“他又不是真的想要这个，反正他都已经扔掉了。” 这件作品我是在一次打赌时获得的，他的问题是:“谁赢得了1997年的特纳奖?” 我知道那件事，因为那个获奖的人就是我的女朋友。
我惊讶于我们居然成功的将C&A变成了实施地点。生产经理Tracey看到了C&A濒临倒闭的标题，并设法让Artangel与C&A的物业经理见面。当我们打开《旗帜晚报》的头条新闻时，上面说几乎没有任何经营活动了。“C & A公司的疯子”似乎突然间危及了整个项目。Artangel则用了一种快速的魅力攻势拯救了它。
在两周快结束的时候，平台已经变成了我的绞架。除了健康和安全部门的人可能会随时来关了我们，另外还有一种紧张的气氛：我妈妈在现场哭。我突然感觉好像是在为自己的葬礼做准备一样，于是我不得不从梯子上下来，把她送出去。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第一个把母亲赶出自己展览现场的艺术家。
去年我遇到了“撞击乐队（Clash）”的乔·斯特鲁姆（Jo Strummer）。他听说了我做的事，我告诉他，在这个项目里毁掉了他们的《伦敦呼叫》专辑。他的回答似乎很有哲理：“只是一块塑料而已”。
我每天平均接受六次采访，都是Artangel安排的。采访者包括来自巴西广播电台和来自巴尔的摩太阳报的记者。在项目持续的两周里，在我血管中似乎充满了肾上腺素。在完成“分解”后，吉莉安(我的女朋友)和克莱夫说在这么短时间里，我已经改变了。他们的语气中略带点失望，我声称是环境所致。我唯一没有放弃的就是抽烟。当我感到有必要时，我就会让其中一名工作人员接手这个平台，我会绕到后面，抽一支烟。
每天傍晚，我们都会在我的萨博900还暂存的空间里喝一杯茶，聊一些八卦。刚开始拆卸汽车时，我感觉不到它是我的，直到我坐在车里，开始玩方向盘时我才感觉它是我的，但也不会有太长时间了。
第一周，我们的吉祥物是我从牛津街的杂货铺里买的“洛奇龙虾（Rocky the Lobster）”。它快活的唱着两首歌《Dowhadiddy》和《Rock the Boat》，从上午10点一直唱到下午6点，直到我们把它拆散了，它才结束。
大多数情况下，我都在台上，精疲力竭，靠Solpadeine止痛片坚持着。这14天里，在完全陌生的人面前把你的东西毁掉，就像从日常生活中度过了一个假期。当周围的顾客都买了最新的耐用消费品时，C&A成为了这里独家反消费主义的假日胜地。
唯一能接触到我财产的人就是操作工人。希瑟是拜厄姆肖艺术学院的一年级学生，她花了一大段时间读我的情书和其他文字材料，然后再把它们撕碎；有一天，另一名操作工走到我面前，说我有点混蛋，因为他读了我前女友写给我的信；杰斯（另一名操作工）的工作是拆我弄脏的CK内裤。
“分解”项目完成后，我真的体会到拆解物品的滋味了。我的价值体系是没有价值。我会坐在公共汽车上，那是我唯一的交通工具了，然后想着把它拆开的最好方法是什么。
谈及价值：我唯一一次想“我到底在做什么?”的时候，是我当着加拿大和德国电视台工作人员的面，开始焚烧和击打加里·休姆(Gary Hume)绘画作品中的光泽颜料。
有一天，我正在台上，一个年轻的女人走近我。她问我是否可以把我爸爸的羊皮大衣跟她行李袋里的东西交换。我告诉她我不能换掉它，但我更愿意她去试着偷走它。
8个月后，我和女朋友在贝斯纳格林的特易购，我看到了一个男人穿着一件同样的羊皮大衣，也许比我爸爸的小一号。我不禁猜想，她到底有没有偷了它，又让它获得了二次生命。
资料来源：Artangel
https://www.artangel.org.uk/
雷鸣 / 翻译
张营营 /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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