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布里希：《进步的观念及其对艺术的冲击》（1971）

封面图片：马内的《草地上的午餐》

进步的观念及其对艺术的冲击

THE IDEAS OF PROGRESS AND THEIR IMPACT ON ART

第一部分从古典主义到原始主义

From Classicism to Primitivism

我受邀来到库珀艺术和建筑联合学院的这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厅里，在玛丽·杜克·比德尔年度讲座上演讲，深感荣幸。顾名思义，库珀联合学院是为发展科学与艺术而建。这个醒目的名称，不禁勾起了我们怀旧的思绪，使我们回忆起过去的一个时代，它比我们这个时代更乐观。那时候，科学与艺术的发展和进步，都是天经地义的。如果说有一种思想观念主导着那个伟大的创造性的十九世纪的话，那就是进步的观念。

我们知道，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过去是如何被这种压倒一切的观点分为两极。那些顺应这种不可抗拒的进步力量的人们，都被拥到了左边；而那些谨小慎微，以保守派自诩，却被别人称为反动派的人们，都被划到右边。我们现在已经从过去的经验才识中认识到，即使是在政治斗争中，这个简单的阵营图最终也会歪曲各个具体争端的复杂现实。

在批评史上，进步的观念向来容易使人糊涂，说艺术进步的观念本身就是一种反动观念。人们认为，艺术必须是自然生长的，与过去，甚至未来都没有关系。艺术作品不能排列在一个上升的阶梯上，它们本来就没有共同的尺度。批评家越是反对艺术能够进步的观点，他就越感到其进步性，这只不过是一种表面上相悖的说法而已。

甚至在艺术史的领域里，进步的观念也不过是一种不可外扬的家丑，已经和衰退的观念等其他破烂一起，锁到壁橱里去了。每一个艺术院校的一年级学生都知道米开朗琪罗并不优于乔托，只不过有所不同而已。但我仍然认为有必要从中辨出各种进步的概念，正是这些概念造成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

我首先从古代世界谈起，历史叙述总得从古代开始，而艺术的进步观念和批评上许多有影响力的观念一样，都是从古典文化时期流传下来的。古希腊作家萨摩斯的杜里，据说第一个从进步发展的观点讲述了从希腊雕刻和绘画兴起的故事。虽然他的著作失传，但是他的说明要义，却在一些有影响的罗马原典中保存下来，比如在普林尼、西塞罗和昆体良的著作中。

公元前六世纪的古风式艺术是粗糙而僵硬的；公元前五世纪的波利克莱托斯制定了人体比例和运动的正确准则；公元前四世纪的波拉克西特列斯添上了优雅；而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的莱西波斯则在摹仿自然上达到了顶点。

波利克莱托斯的《多律弗鲁斯》 

波拉克西特列斯的《尼多斯的阿芙罗狄忒》

莱西波斯的《胜利青年》

今天有许多人总是否定这种进步的观念，宁愿倒退回去喜欢古风式雕像，而不喜欢公元前四世纪后期更富于自然风格的惯用手法。我就是要论述这种对较早或较原始的风格的偏爱的来源。然而，在接触这个题目之前，我得先把这一系列讲座中所包含的进步的观念作个详细说明。这一观点认为雕刻艺术与"摹仿"的技巧，即自然主义的再现技巧是一回事。希腊人只用一个词和概念来表示艺术和技巧，那就是技术（technic）的概念；而艺术史的原义，就是掌握技术的历史。 

瓦萨里是与米开朗琪罗同时代而较为年轻的佛罗伦萨画家。当他发表他的艺术史时，他惊喜地发现，可以用古代作家们的图式作为一种原则，来组织整理他在本国意大利所看到的艺术复兴和兴起的种种表现。历史本身已经重复出现两个循环完全相似。

瓦萨里的名著《名人传》分成三部分追溯黑暗时代之后艺术的进步发展。在黑暗时代，希腊人（或拜占庭人）奇马部埃的老师们，只以拙陋的手法保持了艺术的一息生命。大约在公元1300年的时代，他们的禁锢被打破了，这就是一种进步，从好到更好，进而达到最好的进步。乔托的艺术代表了十四世纪的第一种手法，它展示了那种体现坚实性而又富有表现性运动的艺术技巧；马萨乔的艺术完全掌握了透视法和明暗法，开创了十五世纪的风格。莱奥纳尔多和拉斐尔获得了完美的手法，形成了十六世纪繁花盛开的形势，由于他们的造诣，到了优雅和优美却不带一点粗糙的痕迹。

马萨乔的《纳税银》

我在这里几乎没有必要指出，正如古代艺术的情况一样，不少批评家认为瓦萨里的价值尺度过于幼稚。人们一再斥责他把艺术的完美与摹仿的技巧看作一回事。事实上，阿尔珀斯教授不久以前就说过，这种指责是，由于对瓦萨里的艺术概念分析不够而造成的。

让我把它称做工具概念吧。在他看来，绘画是一种公认的技巧，但是就像所有各种技巧一样，它必定要为某种目的服务。基督教艺术的目的，是要把神圣的人物、尤其是神圣的事件，令人信服而又动人心弦地摆放在观者的面前，使他好像亲眼看见神圣的事件，或者引申开来，看见英雄的事迹，希望他去沉思默想。诸如创实体的错觉、对透视法和光的熟练掌握、以及把超自然的美加以视觉化的能力等等，这些东西本身都不是目的，它们是为文化所分配给绘画或雕刻的目的而服务的。

一旦我们承认了这个前提，就可以有把握地说拉斐尔的《圣保罗在雅典布道》所表现的主题，他为西斯庭教堂系列壁挂所画的大型素描，比起佛罗伦萨洗礼堂天顶上的镶嵌画《圣约翰布道》来，更为完善地实现了这个目的。

拉斐尔的《圣保罗在雅典布道》

瓦萨里认为后者是安德烈亚·塔菲的作品，他对这幅作品的赞赏也是有所保留的。拉斐尔让我们完全形象地看到了耶稣的使徒在异教哲学中心传教时的隆重场景。他不仅让我们看到场面，而且能仔细观察到个别听众，思索他们对福音的反应。跟拉斐尔的作品比起来，那件拜占廷式的镶嵌画只能说是一种图画文字了，它画的是施洗约翰面对五个男人，约翰右手握着一卷书，上面有"旷野的呼告"几个拉丁词。

很明显，不会有人认为约翰在传教时会拿着这样一块牌子，这幅画只是要让人想起圣经上的叙述，而不是用视觉手法再现这一事件。我们认为这幅画属于另一种类型。 

我们有理由责备瓦萨里，因为他不能够也不愿意认识到中世纪象征艺术的不同目的。但如果他所说的目的确实不错，那么在对这个目的的追求上，拉斐尔的画胜过早期的那幅作品，当然就是正确的说法了。 

让我们再看一看把艺术说成工具的解释。这是完全合理的解释，因为我们一旦有了特定的目标，就可以谈论如何改善达到目标的手段了。举个明显的例子来看，没有人会怀疑在实现防治小儿麻痹这一目的的努力中，医学已经取得了进步。甚至可以说，把进步一词的含义，限制在朝着获得一定目的前进这样一种纯粹工具性的意义上，也是值得称道的。有了这样一种目的，我们就能看到一种技巧在不断演化进步。

在观念史上，这种把进步看成某种特定技巧的发展的理性概念，必须与有机体生长的概念区分开来，因为两者已经混淆不清了。这种混淆不清的原因，必须从影响很大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去寻找。

亚里士多德把任何一种过程的目的或意图都看成一种特殊的原因类型，他称之为最终因。亚里士多德首先是个生物学家，他把任何一种有机体的生成都理解为其固有目的的实现。很明显，盲目幼弱的小猫必须成为一只猫，以实现其各种器官的生物目的。这样，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中讨论悲剧艺术时，首先就规定了它的目的或本质，然后描述各个阶段，通过这些阶段，悲剧艺术按目的论的方式实现其最终因。

人们一旦找到了最巧妙、最有效的方法来实现悲剧的必要条件，就不再向前看了，这个方法则可能成为一种样本，让所有想达到同样目的的人来摹仿。这当然是古典艺术作品的基本观念，是推荐给未来世世代代的模式。

古典一词本身的来源，对社会趣味史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解释。一个古典作家，实际上是个纳税的作家，在古罗马社会里，有地位的人才是纳税阶级中的一员。正是这样的人而不是"无产者"，才用一种有教养的语言说话和写作。这是罗马语法学家奥卢斯·格利乌斯劝告有抱负的作家仿效的一种语言。从这个意义来看，"古典的"实际上是"高级的"（classy）意思。 

成年人只要身上的各种器官在实现它们的目的，就能保持生命兴盛不衰，而当器官不顶用的时候，衰亡就开始了。在任何一种技术或艺术的历史上，当手段不适应目的的时候，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这种不均衡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人性的弱点，人们贪得无厌，多多益善，从而迷失了真正的目的。甚至工艺科学也会有这种危险，在争取制造更多更好的东西的竞争中，最后会制作出一些耀人眼目的小玩意儿，全是有害无益的东西。在艺术中，我们可以看到衰退为能工巧匠的艺师，他仅仅炫耀技巧，而不管目的。 

肖伯纳曾经说过，他不在人世的时候，无疑会有某个导演把他的《圣女贞德》搬上舞台，在表演国王加冕典礼的盛况中表现一番壮观的景象，同时抹去作为剧本目的的那些理智的议论。无论这个独特的预言是否已经实现过，我们却见过为了迎合听众而改变某个剧本的原来目的。 

要是承认手段可变为目的，我们就很容易画出艺术中称为古典进步观念的图表。因为在艺术中，这种讨好观众的表演、为技巧而炫耀技巧，可以说常常是引诱人的事。如果说拉斐尔的《圣保罗在雅典布道》从根本上是着重于把画中的故事和神意展现在我们脑海，那么十八世纪的塞巴斯蒂亚诺·里奇实际上就是要利用这种神圣的题材作为幌子，来展示一种戏剧的场景，其中充满了迎合低级趣味的琐事，让人看那艳色迷人的姑娘坦胸露背，还忘不了那只巴儿狗。

里奇的《拔示巴沐浴》

任何批评家想要谴责这种滥用艺术的作为，不难找到一套词汇或一种可以作为武器的概念。柏拉图曾经谴责过智者派的修辞学，因为它使语言偏离了论证功能。他把对待艺术的怀疑态度引申来对待音乐，认为音乐可能变成一种危险的、使人衰弱的药剂，而且他以同样的态度对待诗歌和绘画，认为它们取悦感官，损害理性。

在西方传统中，指责某个艺术家败坏人的心灵而不是提高人们的思想，这是常常可能发生的事。但是，只要看一看塞巴斯蒂亚诺·里奇的绘画，我们也许不会感到惊讶，这种看法正是在十八世纪仿佛是有害的。在那个世纪初期，有一位英国的艺术庇护人和批评家沙夫茨伯里伯爵重新回到了柏拉图那里，要求艺术严守美德和道德意识。 

最有决定意义的推动力量是在十八世纪中叶形成的。1750年，卢梭写的那篇著名的得奖论文回答了第戎学院提出的问题：艺术和科学的兴起是否会使道德领域也有所提高？文章受到了整个一代人的重视，他们因此学会了把自然（nature）和矫揉造作（affectation）加以对比，正如霍多维茨基那些惹人喜爱的版画所展示的那样。

人们常常强调说，卢梭所呼吁的回到自然，不应当解释为彻头彻尾的原始主义。确切地说，这是呼吁抵制那些包围都市社会的暗中为害的腐败力量，而在这些腐败力量之间，又有谁比艺术家处于更危险的境地呢？ 

卢梭写道：

每个艺术家都想受到赞扬，那么，倘若他很不幸，出生在某个民族某个时代，在这个民族这个时代里时髦的批评家们把开创一代风气的机会交给了轻浮的年轻一代，那么他该做些什么呢？先生们，他该怎么办呢？他会把自己的才能降低到他那个时代的水平，宁可创作出平庸的作品，在有生之年受到羡慕，而不愿创作那些惊人的作品，在久违人世之后受到敬仰。

倘若今天确实碰巧有个天才，他有胆量不向时代精神妥协，不愿降低身分去搞些雕虫小技，那么该他倒霉！他将会贫困潦倒，默默无闻地死去。但愿这只是一种预言，而不是我说的切身经验。夏尔、皮埃尔，你们的画笔本来是注定要用崇高而又神圣和图像来装点我们的寺庙，使它们更加辉煌壮丽，而现在这支笔不是从你们手中跌落，就是被廉价出卖，去画些淫荡的图画，装饰马车箱的板面。

这番感叹听起来似乎夸张了。但是我们要记住，在那个世纪中，华托曾经为马车门画过盾形纹章和色情的小东西，尽管我们期望他本来应该画出卢梭所谓崇高而又神圣的图像，而不是另一种东西。 

不管怎样，卢梭已经唤起人们注意进化的下滑曲线，他已经把那种喜爱漂亮的趣味暴露在人们面前、让人嘲笑，并且证明诉诸色情的艺术是不道德的、低贱的。因此，事情或许并不偶然。1755年的德累斯顿，温克尔曼发表了著名的古典主义宣言《关于在绘画和雕刻作品中摹仿希腊作品的意见》。标题也许暗示着批评家不过想让他这个世纪的艺术家们摹仿希腊艺术，但是读了这本热情洋溢的小册子之后，我们却发现它主要是谴责那个时代的腐败，并且表达了一种怀旧的心情，向往那个还没有被脂粉气贬低的文明。

瞧那敏捷的印第安人，他正在追逐一只牡鹿，他的体液循环加快，他的肌肉筋骨多么轻灵……荷马正是这样描述他的英雄们。 

希腊艺术家们有机会观察到这种未曾腐化的健康躯体，而这种机会是学院人体写生的研究所无法代替的。现代雕塑作品展示了皮肤的褶痕，在躯体的凹陷和笑靥处表现出过多的肉欲感，与古代艺术中描绘人体的简单经济的手法，截然相反。我们要把《观景楼的阿波罗》和贝尼尼的《阿波罗与达佛涅》中阿波罗的形象相对照，因为贝尔尼尼在温克尔曼的世界中代表了诱惑者和腐败者的首犯。

贝尼尼的《阿波罗与达佛涅》

如果说导致艺术衰落的原因是明显的，那么要描述希腊人如何达到完美境界可就不那么容易了，而温克尔曼却从他们最著名的作品中看到了这种完美境界的具体表现，当然他看到的只是复制品。到当时为止，无论是温克尔曼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没有能够看到我开头所讲过的那一系列摆脱了古风式僵硬的进步作品，因为这些雕像还没有发掘出来，或者还没有被鉴定过。

所以温克尔曼只能依靠一幅臆测的属于希腊进步艺术的图画，这幅图画是来源于我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古典作家。亚里士多德曾经描述过戏剧从埃斯库罗斯经过索福克勒斯，再到欧里庇德斯的进步，西塞罗和昆体良曾经把演说术的兴起与雕刻从僵硬到完美的发展加以比较。

因此，温克尔曼接过这种比较方法，从古典时期之前的文学想象到古典时期之前的艺术。早期的希腊雕刻一定是像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一样庄严悲壮，希腊最初的画家们也一定和希腊最初的剧作家们一样，以同样的态度来绘画。温克尔曼正是从这种上下文对希腊古典艺术的特征作了著名的概括“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他并不讲明其中的道理，而是从文学的类比来推测：

希腊雕刻中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是希腊文学鼎盛时期的真正标志，这一时期即苏格拉底学派著述的时期。（主要指柏拉图和色诺芬）

既然没有什么可以作为借鉴，他就不得不求助于另一种平行，即瓦萨里所看到的古典时期的艺术和文艺复兴艺术之间从兴起到完善整个过程的相似。所以温克尔曼又简略地提醒道，拉斐尔的艺术美归功于他对古人的摹仿。他可直接地谈论这种美，因为德累斯顿藏有后来成为拉斐尔的最著名的天国幻象的典范作品《西斯庭圣母像》。 

还有别的因素使温克尔曼看到了艺术的巅峰并不在于掌握唤起戏剧感的手段，而在于体现神圣的美。温克尔曼读过沙夫茨伯里的著作，和沙夫茨伯里及其他学院派传统的作家一样，他是个柏拉图主义者，认为艺术的本质是获得理想之美。不错，1764年出版的《古代艺术史》若不是集中强调了美的理想，就不会有它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而这种美的理想，温克尔曼发现，是具体表现在希腊的古典作品中的。

他用地道的柏拉图方式承认，最崇高的美在上帝那里，但人性美的概念越完美，就越能与上帝和谐一致。温克尔曼这个同性恋者又跟柏拉图一样，在完美的男性身体上看到了这种神性的反映。我这里感到兴趣的并不是温克尔曼终生事业中的这个方面，相反是那种内在的原动力。它解释了古典主义向原始主义的过渡，这一点，在我讲座的题目上已经表示出来了。

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以及他在特里雅斯特被害之前四年内所作的各种补充，都享有盛名，但读者不多，因为它们是古物知识和高尚热情的混合物，不易为人们所理解。并且在这些华而不实的篇章中，也包含有自身毁灭的种子。为了证明这个看法，我必须详细分析一下温克尔曼的原文。有时候他离题太远，表明他专心于腐败的问题，这倒是我要讨论的真正中心。 

在《古代艺术史》的一些篇幅中，他又一次明白地表示非常仇恨贝尔尼尼和今天我们仍然冠以不雅称号巴洛克的艺术风格：

上一个世纪，一种毁灭性的瘟疫席卷意大利和文明世界的其他地方，将学者们的头脑灌满毒汁，并使他们的血液狂热沸腾，从而将他们的文学风格变得浮夸做作。这种温疫还在艺术家中蔓延开来；阿尔皮诺、贝尔尼尼和博罗米尼在绘画、雕刻和建筑中放弃了自然和古风，并不亚于马里诺和其他人在诗歌中的所作所为。

古代艺术和文艺复兴艺术这两个相对应的循环周期，应当比作道德剧，剧中的上升曲线令人看得津津有味，产生同情，而下降到腐败的曲线，则令历史学家不屑一顾。 

所以，温克尔曼最初企图重建古代艺术史的时候，就把注意力集中在艺术进步的历史上，尽管他所能收集到的证据贫乏不堪。全书中有很多篇幅对语言学和古物感兴趣，反而将温克尔曼想要探索的艺术进化轮廓弄得模糊不清。尽管如此，他对艺术进步问题的研究，从第一句话起就很明白，这句话把古典的理论浓缩成一个普遍的法则：

和所有别的一切发明一样，绘画的艺术从实用性开始，然后是对美的追求，最后成为多余的东西；这些就是艺术的各个主要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温克尔曼在这里使艺术配合人类文明史，配合文化史的奠基人吉安·巴蒂斯塔·维利的第六十二个命题：

人类首先是寻找必需的东西，然后是有用的，不久又寻找舒适的，后来他们享受令人愉快的一切并沉溺于奢侈生活，因而浪费掉他们的财物。各民族的性格，首先粗野，然后严肃，继而宽和，此后文雅，最后放荡不羁。

温克尔曼很可能了解维科的有力而又玄妙深奥的论文，但他或许也拾起了这个进步和从古典传统退化的法则，喜欢唠唠叨叨地谈论财富和安乐的危险性。在普森的著名绘画《时间音乐之舞》中，我们找到了一个类似"法则"的例证。根据他的第一个传记作家彼得罗·贝洛里的说法，这个法则象征着贫穷、奋斗、富裕和奢侈（然后回到贫穷）的交替。 

普森的《时间音乐之舞》

温克尔曼正是想用这些道德与心理学的词语来描述古代艺术的历史，然而我们读了大半本书之后，才明白他对希腊雕刻的连续风格所做的分析。

第一种风格，原始风格，以一些叙拉古的硬币为代表，随后添上一个阿尔巴尼别墅的雅典娜躯干像。他强调说这个雕像与埃及作品相似。他说，古罗马人之所以能够把这样一件希腊作品运过来，唯一理由一定是促成他讨论这一问题的理由相同，那就是对艺术发展的一种智力兴趣。

他在书中说，这座雕像表明细节的精妙高于美感。为了证明这个总的论点，温克尔曼提出两个类比：亚里士多德说，悲剧作家们先要善于运用词汇和成语才能掌握情节；另一个类比，即与此相对应的意大利艺术的发展，也证明了同样的意思。现代艺术大师的前驱们虽然还缺乏真正的美，但他们具有难以置信的耐心。奇怪的是，他在这里提出了桑索维诺所作的陵墓。他说陵墓雕像十分平常，它的装饰却很精美，简直可以成为艺术家的范本。

桑索维诺的陵墓雕像

温克尔温接着说，初期的风格中总地说来有这样一些特征：设计醒目但生硬，有力但缺乏优雅，而且他们那种强壮的表现必然损害了他们的美。

温克尔曼正确地得出结论，认为通过他所谓的伊特鲁里亚作品，我们可以对这种风格的特征有所认识，因为他发现这些作品同样粗糙和缺乏美。 

然而，据他说，这种特质是为即将到来的艺术风格作准备的，而这一风格严格的准确性和充分的表现力则要归功于这个必要的阶段，因为粗糙显示了准确有轮廓，从而使我们对一切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事物有个明确的认识。倘若现代雕刻只坚持米开朗琪罗所显示的这条道路的话，它也会达到这些高度，这种说法令我们颇有点吃惊。很明显，这里特别提到了米开朗琪罗，因为他的作品轮廓分明，而且有力地表现出一切细节，他仍然是一位品德高尚的先驱者，尽管他的努力奋斗受到了堕落的贝尔尼尼的干扰。因为正和学习音乐和语言一样，音调和词语必须清晰地发出来，所以学习绘画，不能一开始就用轻浮的笔触和模糊的点画，而要用雄健的、即使略带生硬清晰的轮廓，追求真和美。 

希腊艺术的第二阶段，是温克尔曼称为高贵或崇高的风格，他说这种风格更自由，更崇高。突出的棱角由于严谨和聪慧而变得圆润柔和起来，为了追求美、追求崇高和高贵而不再卖弄技巧了。温克尔曼认为，公元前五世纪的大师们具务了这种崇高风格，因而在古典时代一直声名卓著，如菲狄亚斯，波利克莱托斯和米龙，但他们的作品却无可弥补地遗失了。鉴定这些作品的复制品，以及在希腊搜寻那一伟大时期的遗物的工作，仍然有待于将来，而温克尔曼只能把一些古代作家的话作为依据，这些作家认为：公元前五世纪大师们的风格有些枯燥和生硬。他再一次引证艺术的两个生命周期之间的明显相似，来解释这些令人吃惊的苛评。温克尔曼提醒我们说，这些判断是相对的。在某些现代人眼里，与科雷乔的优雅相比起来，甚至伟大的拉斐尔似乎也是生硬的。 

科雷乔的《达厄娜》

温克尔曼自信地认为，在罗马收藏品中，只有两件雕塑作品是希腊艺术伟大时期的作品，可是这两件作品他都说错了。一件是密涅瓦雕像，由他的赞助人红衣主教阿尔巴尼收藏，他从这座雕像上正确地看出了严谨风格的最后一丝痕迹，然而它只是几经修补的罗马复制品。另一件是尼俄柏雕像，藏于佛罗伦萨，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公元前四世纪作品的复制品，而温克尔曼却认定它是这个时期的东西，因为它具有崇高而单纯的美，使人又一次把它和拉斐尔相比。 

然而，接着继承了这种崇高风格的那个阶段，才是温克尔曼称之为“美的风格”阶段。他认为，尽管其他的风格不得不根据散落的残片来重新构想，但美的风格却依然可从这个时期的作品中得到赞赏。美的风格最突出的特征是优雅的品质。正是这种品质使得波拉克西特列斯、莱西波斯和阿佩莱斯受到古代作家们的推崇。温克尔曼在别处推测说，《杀蜥蜴的阿波罗》是摹仿波拉克西特列斯的复制品，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用这一观点来阐明美的风格及其优雅性。相反地，他再次运用了他的两个类比：这种美的风格的优雅性必定是与崇高的风格相联系的，正如圭多·雷尼与拉斐尔相联系一样，或者如文学中西塞罗与狄摩西尼相联系一样。从文化的界限来说，这个新的美的风格，正好代表了文明的雅典人与荷马的英雄们的区别。 

温克尔曼在把优雅定为他的第三种风格或叫美的风格之后，他担心人们会把菲狄亚斯和其他崇高风格的大师们看作缺乏优雅。但决非如此；优雅有两种：崇高的优雅和悦人的优雅。悦人的或吸引人的优雅，是在绘画而不是雕刻中成熟起来的，它是声望卓著的画家阿佩莱斯的标志。阿佩莱斯出生于淫逸的爱奥尼亚，受到那个环境的薰陶，被赋予了柔情。温克尔曼一定感觉到他所作的这种区分和他的解释缺乏具体内容，所以他随即添上了一段话，从启发人的清晰性上几乎预示了沃尔夫林。

阿佩莱斯的《阿芙罗狄忒》

为了力求举例阐明这种古代艺术的腐败过程，温克尔曼遇到了两个困难。一个出于感情，另一个出于处理问题的策略。在感情上，他觉得难以承认任何古代艺术作品都是糟糕透顶；从策略上说，把个别作品挑选出来，说成是脂粉气和过于雕琢，这样做就更不明智了。他所提出的唯一判断标准，是大理石半身雕像的过分精雕细琢，这无疑是在讽刺贝尔尼尼。他能够说明反对这种衰退的力量在古典时代是强有力的。如果像温克尔曼的整个古代艺术史提纲中所假设的那样，曾经有过这样一种艺术衰退的话，那么，艺术家中必定也有人渴望逆流而上，回到祖先的高贵风格上去。

他说，世上万物既然常常绕着圈子运动，那么一定是出于这种理由，艺术家们力图回到他们的出发点去，摹仿较早时期某种与埃及艺术中严谨的轮廓相接近的风格。就其本质而言，温克尔曼的这个结论是从佩特罗尼乌斯的一篇文章中得出来的，但这篇文章谈的是演说术和艺术的衰落，他肯定是误解了。不过，细节上虽有误解，温克尔曼却肯定发现了雕刻中故意拟古的现象，并准确地断定那描述祭坛奠酒的浮雕也必定是属于这个晚期的作品，因为那种古风式形象是和科林斯圆柱在一起的。

温克尔曼推测了产生这种有意的原始主义的原因，这对我们当然有着重要意义。他认为，早期风格被人摹仿，因为它令人产生敬畏感。古代修辞学家再一次给了他这个重要的暗示，因为正如在演说中一样，词语的构成和发音如果具有某些粗糙成分，会使语言显得庄重，而早期风格中的粗糙和严肃性，也会发挥同样的作用。从这些话可以明白，温克尔曼的读者对这种古风多么容易产生偏爱，这种偏爱在这个世纪初就已经普遍地形成了。

"纯粹和单纯"，确实是这些新运动的战斗口号，因为它赞扬了未曾腐败时期的清白纯洁。这个时期被描述成原始的，其意义不仅指简单，而且也指接近起源，如在"原始基督教"一词中的含义那样。这些年轻的艺术家和批评家们，正是从温克尔曼那里学会了识别这种审美上的诚实标志，那就是清楚明晰的轮廓。

温克尔曼在研究古代陶瓶的过程中，已经学会了赞美这种线条的准确性。他说，"在画陶器时，落笔要快，否则粘土要吸收水分，画笔就会干燥"。使用这种技术，不容改正或修改，所以这些画师们必须像拉斐尔那样，在他的第一批速写中就能够流畅地画出一个头，甚至整个形体，而这一技艺，即使是拉斐尔最亲密的学生也无法企及。然而，当这些学生在艺术衰落的斜坡上动摇犹豫的时候，温克尔曼又说： 

即使是在艺术的幼稚时期，现代绘画的奠基人也是以严格的准确性绘出形象的轮廓，恰如拉斐尔在那伟大的时刻所做的一样。他们不满足于仅仅画出粗糙的形象，而后让画笔侥幸涂写剩下的部分，正如他们称为机器画家的那些现代人所干的那样。 

与温克尔曼描述的特征相对的当然是沃尔夫林后来所说的线描与涂绘之间的对比，只不过在温克尔曼看来，差异是道德上的，而不是美学上的。这种看法预示了安格尔的名言'即艺术的诚实在素描之中。这样，要矫正柔弱时代的腐败趣味，早期的大师们成了楷模。 

但是，温克尔曼如此重视的早期大师们的作品，他又是怎样认识到的呢？这个问题今天问看来似乎令人诧异，因为在我们的收藏品中可能看到它们，从艺术史上可以研究它们，而且在入门书中，还会发现那些作品打上了醒目的记号。然而，在温克尔曼到意大利时，情况并不是这样。喜欢佛罗伦萨而不喜欢罗马的时代还未到来。

幸好温克尔曼告诉我们他在何处得到这样的信念，确信古代艺术进步和文艺复兴时代艺术进步之间的相似性，必将有效地引导人们欣赏艺术美德。他说： 

那些难得看到意大利初期画家直到我们时代画家的绘画特别是素描的人，更容易想象希腊艺术的起源、进步和成长。如果他能一口气从头看完，把三百多年来完整的一连串素描进行比较，就尤其可以清楚地了解古代人达到完美境界所走的道路。罗马雕刻家巴尔托洛梅奥·卡瓦萨皮所收集的大量素描就有这个目的。这些素描使人们能够看到现代艺术的步伐与古代艺术的步伐是相一致的。这一比较表明，就像通向美德的道路是崎岖不平那样，通向真实的道路也必须严格，不能不守规则。

我们必须在欧洲这个背景情况下，来看十八世纪末原始主义得意时期那段最富有戏剧性的插曲，我指的是雅克-路易·大卫画室中一群叛逆者那场著名的反叛，他们被称为原始派，他们的观点和古怪行为在他们的同学德莱克吕兹的回忆录中有过生动的描写。

倘若曾经有一位艺术家，想要证明古代诚实的美德就是英雄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所具有的美德，这个人就是大卫。他成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官方大师，曾经立志要沿着卢梭开辟的路线进行艺术改革。1799年他展出了新的绘画作品《萨宾妇女的调解》，有意启发敌对派别之间和解，同时发表了一份小册子，论述艺术在社会中的地位。

雅克-路易·大卫的《萨宾妇女的调解》

他提醒读者画出一件杰作是呕心沥血的事。他赞成卢梭的观点，相信人类遭受的损失是很多的，因为高尚的画家们，只画高尚而有道德的主题，除此决不肯挥笔，但他们出于经济的需要，却被迫去为下贱和无价值的目的服务。记得弗拉戈纳尔《秋千》故事的人，将会懂得大卫说的是什么意思，因为在那幅画中，求爱者从少女的裙子下窥视，这是画家决不肯画的东西。他还接着说，有些艺术家为了获取古代名妓弗里尼和莱齐丝的金钱，出卖了自己的节操。 

弗拉戈纳尔的《秋千》

作为一个画派的首领而以美德的卫士自居，艺术上也好，其他方面也好，都是不无危险的，在这种情况下，大卫也许适得其所。他曾经告诉他的学生们，他有兴趣摹仿的是希腊人，而不是罗马人，他唤起了他们对一种传播美德的严肃、简朴和纯洁的作品的向往。难怪学生们最后接触到这样的作品时都失望了。

这次造反的领头是一个叫莫里斯·奎的人，他死得太年轻，没有留下任何作品，他仅仅活在德莱克吕兹动人的描写中，以一个年轻的"嬉皮士"出现，到处行走，像阿伽门农一样打扮，穿一件古典长袍，留着长胡子。据说他确信菲狄亚斯以后的一切作品都是"矫揉造作、虚伪、夸张、可怕和卑鄙的"。卢浮宫应该烧掉，因为博物馆只会败坏审美观。文学上，他只承认荷马、圣经和莪相，尤其是最后一位，因为他是"最原始的"。至于欧里庇得斯，他也是凡卢、蓬巴杜、罗可可，换句话说，莫里斯·奎明确表示不接受亚里士多德《诗学》中关于悲剧发展的顺序说，而这个说法长期以来一直是艺术进步的范例或图表。处处都可嗅到腐败的气味。他鼓吹回到福音书去，而且特别喜爱基督降福儿童的故事--颇有点瓦肯罗德的精神和弗拉克斯曼的小传奇的精神。 

这种从现在向遥远过去的飞行，无疑是由法国大革命的普遍幻所引起的，因为大革命兴起了理性崇拜，几乎完全禁止了基督教。 

要想弄清楚这种基调在欧洲各艺术中心传播的情况，当然就超出了讲演的范围，我只是想举出一个常被人们忽视的事实，我指的是源自我刚才简短回溯过的这种反向风格的发展程度。这里有一个自然而然的过渡，即从崇拜高贵的单纯，过渡到虔诚的单纯。


第二部分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

From Romanticism to Modernism

三十年代初期我在维也纳大学读艺术史，有一位老师叫汉斯·蒂策，这个名字许多纽约人都会记得，因为奥斯卡·科柯施加为他作的那幅夫妇像，今天仍挂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里。

科柯施加的《批评家汉斯·蒂策和妻子厄瑞卡》

对蒂策的印象十分意外地与库珀学院联系在一起，因为1949年的一个下午，我第一次参观这座建筑时，接受了与蒂策夫妇共进晚餐的邀请。他们住在第七十八马路东段。我当时不懂，坐上了第五街的公共汽车，走得很慢，迟到了两个小时。但蒂策夫妇原谅了我。

他曾勇敢地提携年轻的科柯施加，赢得了这件精美的纪念品。蒂策还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几年的表现主义革命的鼓舞，为奥地利的博物馆尽心尽力，敦促当局购买当代艺术作品。但蒂策不仅仅是一位忙碌的批评家，他还是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我现在正是要把他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来回忆。

1925年，当表现主义运动似乎已经衰落的时候，蒂策写了一篇题为"表现主义的危机"的文章，这篇文章很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在这篇文章里面，他谈到了进步的观念对当代艺术的冲击，这正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话题。 

蒂策向他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种惯用手法被它的先锋派满怀信心地称为未来时代的风格，而不出十二年，却又被看作昨日黄花，这是为什么？ 造成这一根本性误解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这一代人是在进化论的历史主义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

个别现象的合理存在，与其说是出于它本身固有的价值，还不如说是取决于它在一连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每一事物都外在流动中，都是相对的，既是它以前各阶段的结果，又是以后各阶段的准备，它本身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是风格演变的证据。艺术领域里的一切都分解成一连串风格和运动，它们按自然法则的肯定性而接连发生。艺术品在某种风格倾向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它的外表特征将决定着它是否有价值。于是乎，各种主义像走马灯似地穿梭出现，越走越快，成为怪诞：春露秋霜之间似有不可逾越的鸿沟，青年天才们的进化演变阶段以月计算，他们的作品墨迹未干，已成故纸陈编。

对于这一切，艺术史的过分膨胀，当然要负一定责任，如果有人批评艺术史家们掀起了表现主义，也许是说到点子上了。但是更确切地说，应该受到谴责的不是艺术史，而是那盛行的历史主义，艺术史家的数量和威望，都只不过是这种历史主义的一种征象。甚至艺术家本身也不能逃避这一影响的力量，因而很多人只是在努力追随一种风格，而不是努力创造艺术。

即使对于艺术家们，他们的作品也不再是一个连贯的整体，而只是一个转折点，一个自身发展过程中的环节，这个转折点或环节不能孤立起来看，只能把它放在前后关系中来审视；他们的作品不是一种创造，而是一个文献。 

蒂策在1925年如此雄辩地描述的东西，正是后来哈罗德·罗森堡诊断出来的所谓"求新的传统"。我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向大家解释现代主义的这个特征是如何兴起的。这个任务很困难，但是我记得曾向各位许诺，要对这些发展画出一幅简要的图表。 

我还是不得不继续分析原典而不是绘画，这样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艺术作品是否真能由理论观念决定。

由于这个原因，我斗胆先从蒂策对1925年形势的描述开始，因为我认为，他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哲学思潮最终确实对艺术情境产生了影响，他把这种哲学思潮称为历史主义，而我的朋友卡尔·波普尔则把它放在"历史决定论"的名下仔细研究的。而且我还希望，在我的第一次讲座中已经说明了观念在艺术中是有一定作用的，温克尔曼1764年提出的那些意见，在两代人以后的拿撒勒派运动中获得了明白具体的表现。 

古典时代生硬的古风式风格向熟练的掌握人体形式的发展，被认为是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同代人莱西波斯手里达到登峰造极的。我曾把这一进步描绘成技术手段朝着特定目标的发展，这个目标是塑造令人信服的运动人体。我把朝着手段不断完善的进步观念称作工具式的或古典的进步观念，一旦这些目的都达到了，历史就停顿下来，我们所知道的那几个莱西波斯以后的古代雕刻家的名字，已经不再以如此清晰准确的顺序排列了。这种关于完满结局的古典性观念，意味着此后的历史只能是衰亡，或者最多不过是复兴而已。没有什么能够比完美的境界更完满了。 

我说过瓦萨里也抱有这种工具式的艺术观点，这个观点将绘画从失望的泥沼中带到了拉斐尔与米开朗琪罗的新高度。但是到了他写作的时候，这种对于我们所谓文艺复兴即古典文化的再生的信念，却隐隐地被一种新的、更强大的力量破坏了，这种力量就是技术与科学进步的力量。

事有凑巧，正好是瓦萨里的学生与合作者、佛兰德斯人扬·凡·斯特拉达在一套著名的版画中，形象地表达了这一新的信念；库珀学院以前的收藏中，甚至还有一些这套版画的最初画稿，我指的是那组名为《新发现》的组画，确切地说，那些新发现都是区别古典文化时期与近代的一些新发现；有美洲的发现、航海指南针、火药、印刷术、时钟、酒精蒸馏器、骗人的梅毒治疗法、丝绸及马镫的发现。 

这些实际上是从东方泊来的新发现之物，细细想来真有点意思。我们在中学里读书时，就知道航海指南针和火药是中国人的发明。印刷术也是一个令人信服的例子，中国人早就在运用印刷术了，后来才从那儿传到了西方。当然造纸术也是这样。丝绸和马镫是从亚洲传过来的，而酒精一词则来自阿拉伯语。 

也许可以说，正是这些新事物的输入，扼杀了"文艺复兴"一词所暗含的古代周而复始的有机进步的观念。古典文化的新生一直被看成是文明的复兴。与其他文明的接触，潜移默化地但却坚决有力地转移了这个重点。由于这些新的因素，尤其是新技术的输入，已经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招回古代世界了。我们从那幅金属版画上看到了旧时代的离去和新时代的来临。重点不再是为一定的目的而改进工具；新工具能制定出新的目的。历史成为不可逆转的，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进步是"没有固定限度的"。

亚美利哥·维斯普奇用他的星盘第一次观察到南十字星座的那幅金属版画，可以和宇航员阿姆斯特朗首次登月的照片相媲美，进而可以和进一步开发太空的科幻小说插图相提并论。 

我今天所谈的问题，正是这个包罗万象的进步观念，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观念的传播及其对艺术的冲击是发展得很慢的。我们记得，温克尔曼十八世纪还在宣扬艺术不需要进步，而是要摹仿完美的古希腊艺术，以摆脱现代的腐败。这办得到吗？温克尔曼无意中自己拆了自己的台，以为希腊艺术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产生于希腊文化的独特条件，比如这个文化重视体育运动，崇尚完美的人体。但是这些条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每个民族、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特点，因而有自己的艺术，只要承认这一点，温克尔曼的观点就不攻自破了。 

温克尔曼同时代有一位较为年轻敏感的批评家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发扬光大了他的这一结论。尽管赫尔德对希腊艺术的敬仰可谓忠心不二，但他认为用希腊的标准来衡量古代埃及雕刻的成就是一种谬误，因为希腊标准在希腊文化背景中是为不同的目的服务的。同样，要求德国中世纪艺术迎合古希腊异教徒们的口味，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基督教已经带来了一种无法迅速而神秘地消失的新东西。

这就是蒂策所说的那种历史主义的根源，它是降落在北方国家这片沃土上的一道信息，不管怎么样，这些北方国家倾向于反抗拉丁语系世界的唯我独尊。尽管莎士比亚从未遵从过古典的亚里士多德规则，难道他不是至少可以和拉辛相媲美吗？幸运的是，甚至在古代的批评里也可以看出，完美并不是唯一的价值。朗吉努斯的修辞论文里还歌颂了那种令人捉摸不定的"崇高"，作出令人难忘的结论，认为崇高是"高尚心灵的回声"。如果说古代世界之外还存在着高尚的心灵的话，那么在古典艺术的规范之外，就有可能创造出崇高来。 

值得注意的是，寻求另一种选择，这本身并不意味着拒绝温克尔曼的主张，即认为完美的观念已经由希腊人和拉斐尔彻底实现了。事实上，正是因为这一主张尚未定论，所以对于其他风格与其他方式的探讨才如此迫切和热烈。用我的图表术语来说，我在这个讲座的题目中所用的第一概念即那个让人捉摸不定的浪漫主义的概念，其根源就在这里。

我们看到，德国浪漫主义运动在基督教中世纪时代寻找这些可取的风格和方式的可能性，它所追求的理想是虔诚的单纯，而不是异教的高贵，更重要的也许是，它崇尚探索而不是成就。正是这样一种态度，使得斯塔尔夫人在1813年出版的《德意志论》一书中描述德国知识界的风气时，感到印象颇深。她说，如果古典一词与完美同义的话，那么就必须承认德国没有古典诗了。德国的语言尚未定形，审美趣味随着新创造的出现而不断变化，"一切都在进步，一切都在运动，固定不变的完美之点尚未达到。然而，这是一桩坏事么？她认为不是，因为，认为自己具有某种古典艺术的民族用肤浅的摹仿贬低了这种艺术。

这里简略地概括了法国浪漫主义运动的纲领。大卫及其追随者这一派的古典正统理论对法国人压力越重，这一纲领对他们的吸引力必然也越多，因而出现"人必须作自己时代的人"这个战斗口号。它是1828年由德尚首先喊出来的，以后又以多种形式反复出现。乔治·博厄斯在一篇严肃的文章中指出，这个训谕作为纲领并没有多大意义，它实际上是我在《规范和形式》一书中所说的排除性原则，而不是一项训谕。决不要像安格尔那样越来越顽固地企图摹仿古人或拉斐尔，就像他画《路易十三的心愿》时那样。据说安格尔确实说过："他们说人必须和时代一起行动，可是如果时代错了，那该怎么办呢？"这倒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即使是这样，大家知道，企图证明安格尔的著名对头德拉克洛瓦具有进步的信念，将会是一个严重的时代错误。这里我可以简略地说一下，因为乔治·姆拉斯最近在他的一本论述德拉克洛瓦艺术理论的书中，已经阐明这位大师对古典批评的传统造诣多么精深。下面是一段德拉克洛瓦称赞古代艺术风格的颂词，它对于温克尔曼的名言"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是再好不过的解释了。在1859年5月9日的日记中，他把古物与米开朗琪罗和莎士比亚进行比较： 

古物从不令人惊奇，从不产生庞大和狂放的效果，我们对它令人敬慕的创造感到很轻松自然；只有经过深思熟虑，我们才明白它们是如何成长发展，并取得无以伦比的至高地位。

德拉克洛瓦的《自画像》

甚至令人更加诧异的是，我们发现他说过这样的话："艺术中一切重大问题都在十六世纪解决了，在拉斐尔的画中，素描的完美、优雅和构图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在科雷乔、提香、保罗·韦罗内塞的画中，解决了色彩和明暗对比的完美问题。"

而且，众所周知，他和安格尔几乎都无条件地敬仰莫扎特，认为他"把艺术带到了顶峰，在顶峰之上，不可能有更完美的境界了"。

越是研究这些表白信仰的词句，就越加明白德拉克洛瓦实际上是在有意识地抛弃古典的理想，认为它在颓废的时代是不可能达到的，而且竭力追求另一种向他开放的可供选择的路子，一种激情的艺术，运动的艺术，这种艺术给他盖上了他不想成为的革命家的烙印。

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

当然不错，为争取自由的斗争吸引了他慷慨激昂的心灵，不管是希腊人的苦难也好，还是1830年的革命胜利也好，但是在思想感情深处，德拉克洛瓦仍然是一个愈来愈蔑视政治和技术的进步这种流行观念的贵族，尤其是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他的日记里写满了谴责进步主义的话。 

在1849年4月的一段日记中，他间接地提到了这次失败： 

从过去一年中我们所面临的全部迹象看来，我认为可以有把握地说，一切进步不是要导致继续前进，而在于要最终否定进步，回到出发点去。这难道不是很明白的吗？进步，就是说万事万物的前进，无论善也好，恶也罢，都把我们的文明带到了一种深渊的边缘，很有可能滑下去，让位给彻头彻尾的野蛮状态。

但是，不仅仅是政治意识启发了他这种悲观思想。不久，德拉克洛瓦的思想转到了音乐艺术上去。

我们发现，拥护德拉克洛瓦的波德莱尔对进步的观念也抱有同样的双重心理。不错，他1846年发表著名论文《什么是浪漫主义？》中，力求复兴这个多少有些黯然失色的词语，声称他认为这个词的意思是美的最新近和最现时的表现。有多少种追求幸福的习惯方式，就有多少种美。这一点有关进步的哲学已经清楚地阐明了。

可是我们只要读下去就会认识到，波德莱尔这里所说的进步就是变化。他的解释使人联想起斯塔尔夫人的解释。浪漫主义"不会存在于完美的技巧中，而是存在于和时代的道德倾向相似的概念中"。 

显而易见，这样的历史相对主义，即承认价值多元论，与信仰任何一种进步，尤其是技术的进步，是水火不相容的。那些给十九世纪带来了自豪的新发现与新发明，本来是与人类的永不宁静毫不相干的。 

这种自豪感已经广为流传，波德莱尔与德拉克洛瓦一样，以贵族的观点鄙弃这样的庸俗偏见，从而在他评述1855年的展览的前言中，大量地抨击了这种庸俗的信念。 

随意找一个在酒吧间里读当天报纸的好法国人，问他怎样理解进步的，他会回答说进步是蒸气、电力和煤气这些东西的发现是我们胜过古人的见证。这个可悲的头脑里是多么黑暗，那里面物质的东西与精神的东西是多么古怪地混在一起。

他用一种更为严肃的语调问道，使得技术不断进步的保障在哪里？怎么能够保证这些无穷无尽的进步是合理的？至于艺术，波德莱尔继续说，艺术可以更新自己，但这些创造性的迸发，每一次都没有共同的衡量标准，都不可比较。 

西尼奥雷利果然造就了米开朗琪罗？佩鲁吉诺蕴含了拉斐尔？艺术家只产生于他自己之中。

波德莱尔的反问实在简明不过地概括了浪漫主义的个人主义，此外再也不可能有更好的标准来检验这种主义了。当然，瓦萨里的伟大理论体系的基点，是深信米开朗琪罗从西奥雷利对艺术的贡献中获得了教益，并且又继续加以改进提高。我们再回顾一下瓦萨里对艺术的目的和手段的概念，他的观点不过是认为米开朗琪罗的《最后的审判》更加完全地令人想起那个可怕的天谴日，比起西尼奥雷利的视像来，使我们内心里产生了更多有益身心的恐怖感。

波德莱尔说得不错，佩鲁吉诺并不孕育拉斐尔，但是无可否认，拉斐尔向老师学习过，他接过了老师的圣母类型，并精心加以修饰。纵然无论何人都可以支持前拉斐尔派的意见，认为他这样做也就牺牲了他所喜欢的某种特质，但拉斐尔仍然还是向老师学习过的。 

然而显然易见，这些文艺复兴大师们所关心的问题，仍然来自艺术在当时社会中所起的宗教作用。他们既是大师，又是仆人。只有当艺术成为独立自主的王国，甚至不受古典主义所服务的美的形而上学的支配时，浪漫主义的挑战才会变成人们的话题。

米开朗琪罗的《最后的审判》

难怪浪漫派强调说，艺术是没有共同标准的，除了艺术家要成为他自己这样一个目的之外，艺术与任何外在目的毫无关系。但这个似乎言之成理的学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使是人的个性也不是在真空中可以自我显示出来，而是要在可以称为结构的情境之中，通过选定的一些行为来揭示。正是这样一种结构情境，使得拉斐尔能够展示他的爱好和不可估量的天才。

自相矛盾的是，十九世纪，恰恰是这个进步的观念使得这样一种框架，这样一种结构情境既有助于个性的表现，又歪曲了这种表现。众所周知，到了十九世纪，进步的观念早已从技术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工艺科学或许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但用培根的话来说，这证明知识就是力量，它是战胜自然的力量，随之又产生改善人类命运的力量。正是这种相信理智带来幸福的信念，激发了美国和法国的革命。

年迈的伊曼·康德从遥远的柯尼斯堡展望这个翻天覆地的大事件，他说这不是一支插曲，人类将对它永志不忘。纵使大变动在灾难和暴行中失败，但力求把政治建立在理性原则基础上的尝试，则完全证明了人类精神上的潜在力量多么巨大。

可以说，像德拉克洛瓦和波德莱尔这样的浪漫主义者，是忽视了康德所英明预见的新的情境逻辑。假如有人用手枪逼着你说你是赞成还是反对进步，这也无济于事，你不久还是会认为这与艺术毫不相干。这当然是各种"为艺术而艺术"的拥护者们所作出的反应，他所不得不参与的那些战斗、学院派对他的敌意，都足以证明他是一名革命者，一位新时代的开拓者，必将粉碎陈腐的旧形式，使人类心灵为自己建设新居。 

这里至少要提到两位哲学家，他们的思想体系是要证明人类已经安全地迈上了预定的航程，走向理性的统治。一位是奥古斯特·孔德，他认为人类文明是由进步的自然法则所支配的，他后来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又写了三篇文章，作了一些更有分量的解释。孔德所谓的这个发展过程是自发和不可避免的，只有在考虑了所趋向的将来之后，我们才能理解现在。这种庄重的非个人的过程中，即使伟大的人物，也仅仅是按预定情节出台的演员。我们把这些人称为伟大人物，因为他们高瞻远瞩，足以站在时代的前列，但并不是说他们创造了历史，而是历史造就了他们。他最后得出结论说，斯塔尔夫人说得对，他警告我们不要把演员错当成戏。

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合乎而且超过了孔德对历史规律的乐观看法。在黑格尔的体系中，人类历史成为广大的宇宙过程中的一个部分以不可抗拒的逻辑规律展现出来。黑格尔为这个展现所创造的这种逻辑，当然就是有名的辩证法。我不是黑格尔的朋友，我要把这种方法称作一种鱼与熊掌兼得的方法。

你不一定非得拥护法国大革命才能在这场理性的胜利中认识到，通向"绝对"的曲折过程中存在着不可避免的一步，它导致了不可避免的拿破仑的反动，并进一步产生了普鲁士国家的超级形式。

我在一本叫做《寻求文化史》的小册子中，已经讨论过黑格尔哲学对艺术史或文明史的编史学影响，此处不再赘述。现在要紧的是这个轻率的学说对艺术批评的影响，以及通过这种批评对艺术家本人所产生的影响，换句话说，就是蒂策认为应该对当代艺术中令人惋惜的时尚变化负责任的那种影响。 

这种影响最早的和最富于启发意义的典型例子，莫过于海因里希·海涅关于1831年"巴黎沙龙"的评论了。德拉克洛瓦曾经在这个沙龙里展出过他画的《自由引导人民》。海涅特别热心研究的是亚历山大·加布里·德康的一幅画《土耳其夜巡队》。这个题材必然会扣动一个进步批评家的心弦，因为这个土耳其帕夏自然而然地变成了愚笨的反动的象征。正是这个话题使海涅提出了他的黑格尔式的艺术哲学，那些话值得完整地引证如下：

挺着大肚子，高高坐在马背上，威风凛凛，盛气凌人，他的面孔又蠢又阴沉……，手中握着象征专横权力的节杖…… 

马在奋蹄狂奔，马肚子紧贴地面好像半爬半飞……这一切正好受此间某些批评家的指责，什么不自然了呀，跟漫画差不多了呀。

法国有那么一些专职的艺术批评家，他们用预先制定的陈规来衡量任何一件新作品，专爱挑毛病……有位雅尔先生在《费加罗报》上写文章，说他是一个只用理性原则作为判断标准的人，但他可怜的理智却看不出德康的画是件杰作，他与德康的画迷们不同，这些人把德康的画捧为杰作，而他们却不仅仅是用理智来观察理解的。 

这个具有可怜的理智的可怜的人呀，他甚至不知道他是怎样正确有其事阐述了自己谴责别人的理由，因为要评定艺术作品的时候，理智的可怜的声音却决不配当首席发言人…… 

批评家的真正错误是问艺术家应当做什么。但更确切的，是要问他想做什么，最重要的，则是要问他不能不做什么…… 

用某个假想的普遍标准来衡量艺术作品，那是多么愚蠢的事。"当艺术家被神圣的世界精神所感动时，象征就从他心里涌现出来。"艺术家是无法选择的，他好像一个梦游人。理智的职能，无非是修整他过分繁茂的想象。

这些看法，大约在一百四十年前形成，预示了许多我们称为现代主义的哲学。根据这一哲学，批评家明确表示，不承认任何人有权运用绝对标准来进行批评。这样的标准是不存在的，因为艺术家好比一个梦游人，他的作品是从他无意识中与历史同呼吸的神圣气息的启发而产生的。批评家所能做的一切，是向公众解释这个启示，他不再说这是好是坏，他只说这是“过时”还是将来的东西。

当然，在海涅赞扬德康的时代，浪漫主义已不是将来的东西了。1833年，画家兼批评家拉维伦攻击德拉克洛瓦和浪漫派，用了句有名的话：“自然主义是现在未来的艺术。”布鲁诺·加尔巴乔附和了这种说法，声称他相信自然主义艺术就是进步的艺术。自然主义艺术不得不是，因为只有自然主义才是广大人民群众明白易懂的。 

这种艺术批评形式和政治宣传之间的联系是最明确不过了。事实上，恰恰是一位政治宣传鼓动者，把人所共知的军事隐喻“先锋派”介绍到艺术批评中来。根据雷纳托·波焦利的说法，这个人是加希里埃尔-德西雷·拉韦登，他拥护傅立叶的乌托邦社会主义，1845年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讲艺术的使命和艺术家的作用，主张艺术揭示了时代最进步的趋势。"要想知道艺术是否实现了它真正的使命……艺术家是否实际上成为先锋，首先就要懂得人类在向何处去，这个物种的命运如何。"再也没有比这个进步的意旨再优越的批评标准了。 

大家知道，库尔贝的追随者和诋毁者们都紧跟这些路线去解释他的作品，尽管他几乎没有着手去实现这个任务。固然，他觉得自己是人民的一分子，与被压迫者的战士们相联系，特别要指出的是，无论如何，普鲁东是过于进步的分子，不可能相信他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艺术竟然会由库尔贝或别的任何人实现了，它只能有待于将来。 

艺术的顶点，一切艺术家都要立志攀登的顶峰离我们仍然很遥远；要经过许多世代，才能创造出典型的样板，公众才会承认和理解它们。

问题的核心实际上就在这里。和斯塔尔夫人及许多浪漫派一样，普鲁东认为，艺术正在向一个未来的目标前进，先锋派画家是个探险者，是个实验家，好像科学家一样，他也许永远不能在播种后有所收获，但是，他正在为将来的发现铺平道路。与这种信念相反，古典主义学院派信条的大权威卡特勒梅尔·德·昆西于1833年发表了他的论文《人类精神在自然科学与美术中的不同进程》。科学是不断进步的，而艺术随着古典美的实现已经达到了它的目的。 

然而，几乎不可避免的是，德昆西之类的顽固不化只会导致向愈来愈严重的两极分化，或者用近来带有不祥含义的话说，导向冲突的升级。读过雷华德的名著《印象派画史》的人，将会记得库蒂尔的一幅讽刺画，这幅画表明，人们深感现实主义运动对公认的艺术价值是一种挑战。库蒂尔画中的现实主义者坐在一座古典胸像上，一丝不苟地描摹一只猪头。他是个革命者，他眼里没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我一直试图把两个对立阵营的争论要点列表说明，而又不用指出每一个词的用法都有案可稽。用正体的词，含有拥护者们喜爱的正面意义；斜体字则是被解释成反面意义的诅咒用语： 

永恒不变的/非原有的 

新的/古怪的 

贵族/资产阶级 

革命的/鲁莽的 

严肃的/迟钝的 

激动人心的/耸人听闻的 

理想/谎言 

真理/琐事 

保守派/反动派 

进步的/颓废的

也许可以说，从十九世纪起，艺术风格开始具有了标志忠诚的职能。你可以从某人喜爱的绘画形式，猜出他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忠于谁，尽管你偶然会猜错。恰好也是在这个时期，历史学家们开始把风格史解释为社会力量的反映而常常认识不到在这个做法中有着推断不当的成分。纵使在某种特定的形势下，某个社会分裂了，也可以选择形成对比的标志，表明其对抗立场。

然而，决定这些选择方向的又是什么呢？例如，在偏离了保守方式的做法中，哪一种是真正地道的进步方式，它又是由谁决定？ 

正是在这种追求审美趣味理性化的过程中，黑格尔派进步哲学为进步的批评家提供了一种不可估量的帮助。如果说，黑格尔关于历史有某种逻辑的说法是正确的，进步的步骤有如三段论法则中的各个步骤，而且，因为这些结论是中肯的，从而承认它们也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从历史得出的论据就是不容反驳的。如果你从过去推论将来，看到了进化的来龙去脉，那你就会明白谁是胜利的一方。

这个纲领也有一个宣言，它在艺术领域中的影响，正如卡尔·波普尔使我相信的那样，与政治中的《共产党宣言》差不多。它的作者理查德·瓦格纳和马克思与海涅一样，是流亡的德国人。他的书叫做《未来的艺术作品》。显然，这个未来的作品就是瓦格纳的歌剧。这是可以通过逻辑论证加以证明的，只要按照黑格尔派的话纵观一下迄今为止的发展情况就行了：瓦格纳说，"海顿和莫扎特之后，贝多芬必定要来到，这是音乐天才们的必然要求，而他也毫不延迟地来了。"

因此我们要求解的这个方程就是：既然贝多芬和莫扎特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贝多芬和音乐又有什么关系呢？瓦格纳的答复既令人惊诧又机灵巧妙，他说，在器乐领域内不可能有进一步发展，因为进化已经达到了自然的顶点，在贝多芬那儿结束了。因此瓦格纳和黑格尔一样，接受并吸收了古典的、或者说亚里士多德式的进步的观念，因为他认为每种艺术都有其发展到固有的完美境界的时代。

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才有另外一种艺术来取代，由人类精神接受下来，进一步成长。贝多芬已经把交响乐的真正潜力发挥尽了，任何超越他的企图都只会导致腐败和衰亡。可是贝多芬本人已经超过器乐走了第一步，以一个合唱的乐章完成他最后的《第九交响乐》。现在需要的是前进一步，完全超越器乐的极限，把所有的艺术结合起来，而正是为了实现这种下一个逻辑阶段，瓦格纳把他的天才奉献给人类。 

瓦格纳对十九世纪进步主义批评家和艺术家的影响，这段历史至今还没有写出来。当然是值得写的。1848年大革命以后，瓦格纳逃到巴黎，在那里进行斗争。1861年他的歌剧《汤豪泽》公演之后，他的事业获得了象征性的重要意义。这部歌剧被巴黎剧院采用，经过一百五十四场排演之后不得已放弃，因为首演之夜赛马俱乐部组织了骚乱。

瓦格纳的歌剧《汤豪泽》

这只是十九世纪艺术史上的一个事件，进一步证实了浪漫派艺术家的形象，他是一位先知，遭到人们误解，在庸人势力的包围中孤身孑立，但最终却获得全胜，世人拜倒在他脚下，正如瓦格纳的情况一样，拜罗伊特这时成了人们崇拜的中心。 

我们并不可能也不需要把十九世纪进步主义哲学的胜利，归功于任何一位批评家或思想家。进步的事实比比皆是；当然，我的意思是，工业革命以来技术变化所产生的力量已经改变了生活。技术上确实常常可以预见下一步，它随时都可能出现。而正是这种经验，使黑格尔派在艺术上的推理模式似乎有点意思。 

这样，1864年时，接替维奥莱-勒-迪克被任命为巴黎美术学校美学教授的伊波利特·丹纳吸收了双方的论据，在他的艺术理论讲座中加以利用。丹纳已把黑格尔的《美学》译成法文，他坚信艺术的功能是使社会的理想具体实现。他对这所学校的那些学生的感染力，就在于他笃信这一点，并对"下一步"充满信心。 

你们大家都非常了解，实证科学的发现日益增多，地质学、有机化学、历史学、以及动物和物理学的所有部门，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创造，通过实验而取得的进步是无止境的，各种新发现的应用也是无穷无尽的。大家也了解，政治机构也同样在走向完善，变得更加合理，更加人道。人类总的环境、人的精神和心灵都处于一个改变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新型的事物和思想也必定带来新型的艺术。这个新发展的第一阶段，已经由1830年光荣的法国派实现了，它的第二阶段，且让我们拭目以待。先生们，这条康庄大道已经在发奋努力的人们眼前展现出来了！

这种艺术向科学靠拢常常是暂时性的，也常常引起对下一步的期待，这就是我特别指出的现代主义的区别性特征。十九世纪艺术史的编写工作，通常一直处于这种意识的支配之下，因而我们逐渐地才能认识到，进步的图表已经把该世纪的实际进程搅混到了何种程度。大量的作品由于不适合这种解释情境。因而被完全忽视了。

然而，如果我们真正想要使用进步的准则的话，我们最后不得不回到这个简单的观点，即认为进步可以达到各种各样的目标。比如十九世纪到处流行的所谓趣闻轶事画，我不会说这是那个时期的发明创造，但就在那个时期，用以表现动人幽默的小故事的方法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下面这个例子，是从一本评论法国艺术家的书上取来的，该书出版于1884年，它告诉我们，1853年展出的这幅迷人的画，至少是先以金属版画的形式"闻名于全世界"的，而后又以各种形式广泛流传。这位艺术家是路易·阿蒙，书名叫做《我的姐姐没在这儿》。我认为它证实了我的说法，即这种图画在十九世纪之前没有人画过。不管是好是坏，我们都要特别注意这种画，要弄明白为什么那女孩子躲在小伙子们背后，原来这只是一场卖弄风情的把戏，倾刻之间就会在嬉笑和接吻中烟消云散。我这本1884年的可靠版本承认，尽管此画富有魅力，却不无可以指责之处。人们本来会希望出现一个身体不那么粗壮的男青年，面孔也更聪明伶俐一些。这种批评听起似乎可笑，但我坚持认为这些话自有一番道理。 

而且，没有理由可以认为，像阿蒙这样的艺术家，竟会让自己对题材感到兴趣而掩盖其他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读一读英国批评家菲利普·吉尔伯特·哈默尔顿1868年评论这位画家的书，是颇有教益的。

我曾听到英国观众批评阿蒙的色彩是虚假的，但这很不公平；他的作品决不是严格地使用平常所说的色彩，就是说，他不会企求使用大自然的所有色调，而是满足于某些调节过的和谐，说人为的和谐也可以，但常常是很美的。这里也可看到，几年过去了，一小批古典派一直在精心试验，潜心探索难以言传的色彩和谐。他们的色彩恰如音乐之于大自然，不能因为它不同于自然中的万事万物而遭到责备，正如不能因为作曲家交响乐不同于山间水上的音响而受非议一样。如果承认绘画与音乐同是一种艺术，那么我们只要探索它自身的力量源泉，遵循它自身的内在法则，就会对画家更公平一些。

我不是说这些话能够证明阿蒙式的文艺复兴有什么道理，但是这些话提醒我们，情境是复杂的，一部真正的十九世纪艺术史必须对这种情境作出正确的估价。例如，这一告诫可以用来看待现代主义画史上最闻名的一件轶事，关于马内的《草地上的午餐》的故事。

马内的这件作品最初以《沐浴》为题于1863年在"落选者沙龙"展出时，曾遭到大肆诽谤。公众所期待的绘画，是用线索或姿态唤起某种情况，而这幅画对公众来说，显然是一种公开的侮辱，不仅冒犯了他们习惯的体面感，而且也不合他们的技术准则。这两个古怪的城市绅士和一个裸体少女的画面，要让人们明白什么呢？他们的关系是什么？这幅画并未提供线索；虽然街谈巷议说那少女是一个人的肖像，但整幅大画不仅可以看成一个低级的笑话，而且还是一个杀风景的笑话。

倘若他们像我们今天这样，知道这伙人就同阿蒙使用色彩的方式那样，并不以现实为据，不过是以拉斐尔的一种构图为基础，把细节的位置略加改变而已，那么，他们也许会更加愤慨，因为拉斐尔那一特殊的构图在十七世纪时被弗雷亚特·德·尚布雷进行过严肃的分析探讨，认为是完美的绘画典型。

难以令人相信的是，马内并不是要通过表明他追求进步事业的方向，来向这种"完美"的神话挑战。我们用不着怀疑他自己的声明，他并非激进派，并非革命者。和德拉克洛瓦与库尔贝一样，正是环境的势力分配给了他一个他并不那么情愿扮演的戏剧角色。他的艺术充分证明他对绘画传统很感兴趣，但正因为他显然不顾礼仪与体面，招致了朋友和仇人们的同样注意，从而使人们更相信艺术家是传统的破坏者这个新概念。 

库尔贝的《艺术家画室》

库尔贝的《采石工》

库尔贝的《筛粮食的女孩》

回顾一下那个世纪，的确就会得出某种发展的逻辑来，这就是从古典教条及其僵硬的规则中解放出来的逻辑。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些接连出现的人物构成了摆脱安格尔冷漠的完美主义的运动。德拉克洛瓦热烈而涂绘的敷色可以看作是第一次挑战。库尔贝那种近乎粗野的现实主义，是这个革命的第二步。难怪马内那幅被沙龙评选委员会所接近而使保守派批评家感到害怕的《奥林匹亚》，可以看作是为争取艺术摆脱一切虚伪与矫揉造作的陈规陋习而继续向前迈进的一步。 

马内的《奥林匹亚》

众所周知，正是围绕这幅画斗争使年轻的埃米尔·左拉开始出场了。他后来把他在1866年写的文章收集起来，献给了他的朋友塞尚。我把左拉提出来作为我最后的主要见证人，然而我非常明白，艺术史家有理由不信任一个最终不能认识塞尚的伟大之处的批评家。这个左拉年轻时认识的怕羞而笨拙的学生所取得的辉煌发展，也许是谁也料不到的。尽管如此，左拉漂亮动人的言词，给我们留下了必将来临的现代主义的最重要的文献，以及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

他就是这样向古典主义的理想发动了毫不妥协的攻击，轻蔑地将它抛在一边： 

还有一种信念认为，世上确有艺术美这样的东西，而且是绝对永恒的真理。这真是可爱的笑话。艺术和其他各种事物一样，都是人类的产物，一种人的分泌物，正如人体随天气与习惯的变化而变化，分泌也随之而变化。这就是说，明天的作品不会是今天的作品。你不能制定任何清规，或者提供任何戒律；你所能做的是屈从你的天性，而不要撒谎。

左拉深信，这类稀有的艺术家确实不需要人拥护，真正的个性之声总会在凡响中被人听见。归根到底，他们是一定会成功的。 

我们的父辈嘲笑库尔贝，而我们现在却如痴如狂地谈论他；我们嘲笑马内，我们的下一代反过来会在他的画前心醉神迷。

我肯定马内将成为明天的一位大师，今天我如果有钱买他的画，我一定会发一大笔财。不到十年它们会以十五至二十倍的价钱出售；而有些今天估价四万法郎的画，将卖不到四十法郎。

如果想知道这种批评是否有任何先例，倒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在批评史上，当批评家变成泄露内情者时，那肯定是个决定性的时刻，尽管就左拉而言，他的话是既恳切又天真。事实上，他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迫不及待地向读者保证，他不是要出来赞扬"未来的绘画"。他只相信个人，不相信运动或派别。但是他也知道他前后并不很一致。随着他那个时代的消逝，他也明白了他同情的是何种艺术。 

现在科学的气氛很浓，我们身不由己地被推过去研究事实和事物。所以今天所有赫赫有名的强人都从科学的角度来谈真理。时代的趋势肯定是朝向现实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实证主义。因而我不得不钦佩那些与时代紧密相联的人们。

可是，倘若明天又出了一个天才，一位思想相反的人物，有力量给我们一个新的世界，他自己的世界，我肯定要为他鼓掌欢呼。

在新兴的现代主义信条中，最需要详细考察的，莫过于这种相对主义了，因为左拉想用这种主义向他那个时代根深蒂固的见解挑战。因此，值得研究一下他是怎样分析探讨一位成功的沙龙画家的目标，即他对热罗姆的画《法庭上的的弗里妮》的评论，这幅画曾经名噪一时，甚至德加和塞尚都从中获得过充分的印象而画过速写。 

左拉首先向我们描述的，是这位艺术家如何竭力构思他所要描绘的事件的背景。一间法庭，那个希腊名妓弗里妮将在这里面对法官。他描述了画家怎样征徇建筑师和考古学家的意见，以确保一切细节描写都准确无误。用左拉的话来说，只有这时候他才能安排整个场面，选取那个最吸引人的时刻，戏剧性时刻，法官让弗里妮赤身露体的时刻。自然，画家懂得如何重点突出她的裸体形象，让她作出某种尴尬的姿态，"像任何一个年轻女人换内衣时受惊的情形"。但是，左拉继续说道，如果画家设法在法官们的脸上添上各种惊奇、羡慕和欲念的表情，那么作品才会取得真正的成功。 

热罗姆的《法庭上的的弗里妮》

要是让那一排排苍老的面孔因情欲而容光焕发，作出骚动的表情，就会成为一种最好的调味品，肯定会刺激那些厌腻了的公众的口味，必然会卖得五万到六万法郎，而其复制品也会充斥巴黎和各省会的市场，为艺术家和出版商赚得一笔可靠的收入。 

这些话，每个字我都深信不疑。我引用这些话，事实上是因为它使我回想起我所讲过的瓦萨里对绘画目标的看法。尽管它看来好像是一种亵渎，但这里我必须引证我说过的一幅规范作品，即拉斐尔的《圣保罗布道》的壁画大样，拉斐尔的这幅画恰好也描绘了雅典的最高法庭。在这里，艺术的手法也是用来戏剧性地、活灵活现地唤起过去的某一特定事件。热罗姆也许会自豪地补充说："我们关于古物的知识已经取得了进步。我的服装和舞台布景比拉斐尔的更为真实地道，也许我比拉斐尔更善于表达人的感情，即使左拉对我也无可非议。" 

倘若我们的判断力不容许我们把这两张画并列在一起，那一定是因为我们事实上逃避不了道德问题，目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拉斐尔的作品是宗教画，而热罗姆的作品画的是下流轶事。更重要的是，我们都已经明白地看出，瓦萨里在艺术过程中所探索的那些艺术手段已经进化了，其目的是使我们能亲眼目睹那些代表最高价值的事件，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伦理的价值。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拉斐尔用尽了各种手段，而且也是由于这个缘故，他的作品变成了典范，直到后来才有人开始把它和热罗姆的画混为一谈。 

我在纵论十八世纪艺术的时候，已经详细讲过反对热罗姆绘画类型的理由。他的作品可以说是用违反常情的手段去获取毫无价值的目的，以艺术的堕落去投合时好与刺激想象。 

然而，坚定不移的历史决定论者能利用这个论据吗？对于那些从价值角度来加以论证的人，这难道就无效？请记住，左拉与海涅一样，明确表示不同意批评家的这种做法。

历史决定论已经导致否定一切价值，这一点难道还有什么可疑的吗？但这并不是左拉的意图。不错，他愈来愈感到自己在观察历史的不断变化时抱着一种超然的不偏不倚态度，但是他自己明白，他所支持的同时代的艺术家们肯定不是相对主义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这种双中心论，使他1855年的小说《作品》获得了力量和激情。在这部小说中，他唤起了他自己所参加的那个围绕着"落选者沙龙"的斗争的场景。正是他们，而不是左拉本人，在敌对的人群面前大声疾呼："我们有闯劲，有胆量，我们就是将来，"而且也恰恰是小说中的悲剧主人公在大声疾呼："总有一天，一根别出心裁地画出的胡萝卜将孕育着革命。"

然而很明显，到了小说出版的时候，艺术家的新地位已经被广泛承认了，越来越多的人终于看到了这场新运动的目标是什么，而且，有些人宁可要印象派更为激进的视觉实验，而不要沙龙画家的精湛技巧。我不是要轻视这些画家年轻时所面临的斗争，但是我们冷静地考虑一下，需要如何彻底地调整观念，需要什么样的社会知识，才能了解画家所追求的新目标，我们也许就会对他们成功之迅速感到莫名的惊诧。我相信，这个成功的理由，实际上是由于科学的渗入，换句话说，在于可以证实他们的视觉的真实性。一开始就感到迷惑不解的人们，惊奇地发现他们也可以在这些说法中看到自然。在这种传授新的观看方式的过程中，艺术获得了一种崭新的意想不到的功能。

有意思的是再让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推论过程，它扩展了向后可以考察历史、向前可以窥测未来的这种功能。艺术已经等同于建立一种新的观看方式，而且这些新发明是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会被人接受，这个事实证明批评家需要克制自己的判断。尽管这种推理有许多不适宜的地方，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受到蒙蔽，看不见事实的真相，即印象主义的兴起具有与其他有序生长过程同样的性质，也显然在追求完美。难怪在艺术的圣殿中，印象派一直与希腊人或文艺复兴大师并肩占有自己的地位。

他们代表了古典解题方式的一个新的循环周期，生动地表现了波德莱尔远远瞥见过的那种疾驰如飞的现代生活，令人浮想联翩。而左拉却溜之大吉了。他怀疑马内和印象主义者太容易满足而裹足不前。或许他们只不过是为将来的某位大师指路而已。他常常被指责为背离了先前所忠实的主义，但是要记住，这恰恰是普鲁东谈到库尔贝的现实主义时所讲过的话，甚至塞尚也这样说过。

塞尚的静物画

1903年塞尚说："我开始看见了应许的乐土，我是否会像希伯来人的伟大领导者那样，或者我是否能够进入这块土地？"显而易见，左拉理解不了塞尚，由于政治立场不同而疏远了他。塞尚也理解不了从前的朋友左拉，这有点令人难解，因为塞尚不也暗示说，他也有同样不满于印象主义的暂时性吗？他对莫里斯·德尼说过，他想要把印象主义转变为某种固定持久的东西，就像博物馆里的艺术那样。

事实却有点可悲，就在塞尚沿着这条路孤身前进的时候，左拉在一篇论1896年的沙龙的短文中吐露了失望和怀疑，他反躬自问说，新方法的胜利是否太彻底？新的时尚常常会走过了头。明亮的色调，松散的笔法，强调色彩的反射等等，这些二十年前他热心追求的东西，现在却变成了一种庸俗不堪的潮流，这在他看来是多么可悲。 

然而，他最后总结说，他打了漂亮的一仗。"如果说我们开拓的道路现在是一条平庸的道路，那是因为我们拓宽了道路，以便让阶段性的艺术能够通过。"对这个时期的发展起决定作用的真正大师们，将会仍然留"在他们画派的废墟上"。 

在左拉的自问自答中，我觉得有些令人感动的东西，与我开始在讲蒂策的自问自答时所发现的完全一样。他们两人都诚实地问自己，他们本人对于自己觉得不满意的艺术状况是否都负有责任。蒂策看到，艺术史家们对风格的不断变化感兴趣，这种兴趣反过来对艺术家们起作用，加速了发展的进程。左拉含蓄地撤回了年轻时的浪漫主义的观点，那时候他认为批评家决不能批评，只能记录川流不息的事件。 

批评家和其他人一样，常常是迟钝的，容易犯错误的，看不见某一特定艺术家或运动所提出的问题。或许有时候看到了问题，却觉得它无足轻重，或者对它漠然置之。然而不管发生哪一种情况，都不能因为进步的向前迈进代表着某些超凡入圣的原理，像不可抵抗的狂涛巨澜，便使我们不能批评新奇的事物。 

那种认为艺术家只要表现自己或他所生活的时代就总会创造大写的进步的观点，如今已经证明是空洞无物，于我们无用。我们可能羡慕这样的时代，其中社会向艺术家提出了需要几代人努力奋斗的明确目标。不过我们所能安慰自己的是，人是一种造物，能够为自己提出问题并在艺术中寻求答案，正如他们在科学技术中寻求答案一样。只不过现在我们应该牢记，目标是我们自己选择的。 

煽动者都有自己的说法，好像有某种道义上的责任与时代一同运转，令他们替天行道。我认为不可能有这样的道义责任。顽固支持科学上的陈旧观念，在地球已被证明为圆形仍说它是扁平的，这种人是愚蠢的，应该受到谴责，因为科学的目标是真理，我们不能只要谬误而不要真理。然而在我们必须摒弃谎言时候，我们有权进行申辩，有权询问一项特定的科学计划和技术变化具有什么目标。我们最后终于认识到，我们没有必要做被动的玩偶，屈从于不可抗拒的潮流，没有必要去做一些仅仅因为工具改进后即可办到的事情。非常清楚，某种技术如果与我们的价值观相矛盾，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能够说"不"。 

我们必须有勇气问问进步的观念的背景是什么，我相信这种愈来愈清醒的认识将会对艺术产生影响。艺术教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要求我们深思熟虑，要求我们真正明白我们对艺术期望着什么。如果我们要重新获得使科学与艺术前进的勇敢信念，我们就决不能盲目地崇拜变化而牺牲我们的价值观，而这种信念是这所学校所献身追求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