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年社庆专题】西泠印社历史沿革（二）

地处里西湖一侧的孤山，自唐代以来就已得名。它高仅十丈余，广不过二十顷，却涵光汲宝，是个文脉绵长的地方。北宋林和靖处士“梅妻鹤子”结庐巢居，吟诗作赋，二十余年足不入城的高节，更是流芳千载，为历代文人雅士所题咏传诵，西湖孤山也由此而名动天下。

孤山西侧六一泉上，原有个数峰阁，《西湖志》中亦有记载。明甲申之变，崇祯帝死难，倪元璐、凌义渠、周凤翔、施邦耀、吴麟征、陈良谟等六人亦殉之，数峰阁即用来祭祀这殉难的六君子，吴梅村还作有《登数峰阁祀死事六君子》诗传世。清光绪初，晚清四大藏书家之一、大名鼎鼎的八千卷楼主、善本书室主人丁丙将之移建，一时间，“杭郡文学诸长老，探讨六书，研求篆刻，辄会于数峰阁”，俨然成为当时杭州文人墨客高雅聚会的场所。后来，仁和（今杭州）叶为铭、王寿祺、钱塘丁仁友、山阴吴石潜等几位对金石篆刻有共同爱好的年轻人，慕其文采风华之胜、斯文切磋之乐，也组织同好数子“踵行之”，相与品茗赏印，研讨印学，进而以印结谊，志合同道。这可以说是印社组织形式上的先声。

丁辅之、吴隐两位印社创始人论印情景（摄于1917年）

清光绪甲辰三十年（1904）夏，叶为铭、丁辅之、吴小冈避暑于孤山，小住广化寺人倚楼；王寿祺当时正执教泉唐馆校，授课之余，时相过从；山阴吴石潜居留上海，也时通声闻。长夏苦暑，闲昼无事，几位年轻人时常把玩金石，品评篆刻，“湖楼一榻，以研讨斯籀、模刻印玺为闲居消夏之乐”，“优游泮奂，岁月清华”，情景是相当动人的。他们对于金石篆刻一艺，咏味之不足，又慨然有感于印学之将湮没也，于是有了模仿先贤，创立印社的动议。就从这一年起，这群有志于传承印学的年轻人各出私产，在孤山数峰阁旁买地数弓，开始聚资营建印社，吴石潜、叶为铭时年均为37岁，王寿祺26岁，八千卷楼主后人丁辅之年仅25岁。也就在这一年夏天，吴隐在上海开设了“西泠印社”书肆，搜辑、刊刻印学书籍，制作、销售精制印泥，出版碑帖拓片。西泠印社传承百年的文化基业，就从这个夏天悄然始兴。

从雅好金石、同人聚会，到动议立社，再到聚资鸠工，这对于身为传统文人的他们来说是一个关键、本质的飞跃。或许，这时的他们，已经从国力疲弱、日益危急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中，预感到了自己所承载的将是怎样重大的一项文化使命。

西泠印社出现在杭州，其实并不偶然；杭州与金石篆刻，本来就有着异常深厚的历史与文化渊源。

西泠印社藏古玺印

金石篆刻，最早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华夏先民在甲骨上的契刻。那些深深浅浅的契刻符号，不但造就了具有独特象形意味的汉字，而且在数千年之后形成了篆刻这一艺术门类。早期印章大多采用铜、银、金或牙角、水晶等制作，多作为帝王以及他庞大的统治集团的权信，或者作为富有和高贵出身的表征。在秦汉时，由工匠镌刻的印章已有很高艺术成就。元代以后，以画梅闻名的王冕创造性地采用一种细腻温润的石头作为篆刻的原料，并为大家所接受，文人当中开始盛行篆刻之风，金石篆刻艺术由此走进大众审美视野。数百年间，这种追求方寸之间分朱布白的微妙意趣、以石为纸运刀如笔的精湛技艺的艺术，由于其中体现的书法的用笔、绘画的布局、诗词文赋的抒情技巧、典章文字的学术底蕴，甚至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阴阳虚实对比，逐渐成为了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具有独特魅力的艺术。

在印学史上，杭州是一个绕不开的城市，尤其在18到20世纪，杭州刻印、赏印、藏印、论印、玩印之风源远流长，堪称一座领衔全国的“印学之城”。

西泠印社藏古玺印

早在17世纪明末清初流派印章兴起的时候，杭州就是一个重要的印学之地，当时杭州在印人陆惠、丁良卯等印家的推动下，兴起了好印之风。到了清乾隆年间，由于对经史考据之学的重视，金石篆刻蔚为风气。以丁敬和继之而起的黄易、蒋仁、奚冈、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等八位为代表的浙派篆刻家，运用生涩坚挺的切刀来表现高古的秦汉风貌，以苍劲古朴见长，因为八人均籍隶杭州，后人称之为“西泠八家”，前后五代杭州印人领衔清代印坛长达150余年，承前启后，沾溉极为深广。清光绪年间，居杭州的皖人汪启淑，编就清代篆刻集大成之作《飞鸿堂印谱》，影响非常广远。同光年间“印奴”魏稼孙，不刻印而擅品评，他执著于推广印学，主动打通了浙、皖两派印学疆界，成为升华印学交流和发展的第一人。而在19世纪末藏印、辑谱之风盛行的年代，当时230多部印谱的制作、拥有者中，浙江籍尤其是杭州籍的赏家，又占着一个很大的比重。所以，西泠印社在杭州诞生，可以说是时势使然；而杭州在西泠印社草创、发展历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无愧于“印学之城”的尊荣。

1905年，丁仁、吴隐、王禔、叶铭等为创立西泠印社、营建房舍事宜向杭州府钱塘县正式呈文，要求在西湖蒋果敏祠之右、竹阁之北拓地数弓，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杭州府在批复中提到，“西湖为人文之地，该绅等慕苏白余韵，仰先觉遗徽，……集资建造西泠印社屋宇数间，为保存国粹、研求学问起见，事关公益，准予立案”。文字间流露出的那种文化的自信力与自豪感，令人肃然起敬。

石交亭，1912年建

山川雨露图书室，1912年建，旧为印社诸子论印处

接下来的二十年，是西泠印社迅速发展，声望日隆，日趋兴盛的时期。

一方面，西泠印社的早期社团运作仍然持续创设初期民间文人结社的性质，社团活动经费来源基本上依靠社员、社友的陆续捐赠和社会各界的赞助。另一方面，西泠印社自身所具有的相对严密的组织性（宗旨和社约），使它在活动组织上具有规则化运作的特征（即固定在每年春、秋两季举办雅集），但它的活动形态却又具有相当的自由度，诗词吟咏、笔墨酬唱、赏鉴珍藏、把盏倾谈，都无不可，延续了文人墨客消暇遣兴的风雅情致。

西泠印社早期社史文献

从社团活动的内容和主旨上看，西泠印社除了致力于金石篆刻艺术的研习切磋，更自觉地承担了保存乡邦文物、传承民族文化的历史重任。在“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的宗旨之下，西泠印社藉社员和各界贤达之力，“上自鼎彝碑碣，下至印玺泉刀，无不博采旁搜，藉资考古”，并设藏书处，专收两浙图经志乘、乡邦掌故、先贤著述及一切考论金石、古器、书画等图籍。西泠印社还立有《金石书画所见录》，凡见名迹即行详载并加盖审定印章，这已完全是有意识的学术行为。至于1921年，西泠印社中人募资8000大洋赎回稀世碑石——汉三老讳字忌日碑、在孤山筑室保藏的义举，更是保存金石、护佑乡邦文物的显赫功业。

西泠印社早期编辑出版的部分金石书画专著和印谱

在社团事业建设的同时，西泠印社还以创始人之一吴隐为首，创立并发展了西泠印社的文化产业。这一时期，西泠印社搜辑印行的各种印谱，计有《西泠八家印选》、《钱胡两家印辑》、《吴让之印存》、《二金蝶堂印存》、《遯盦集古印存》、《遯盦秦汉古铜印谱》、《遯盦古泉存》、《遯盦秦汉印选》、《缶庐印存》初集、二集、三集、《完白山人印谱》、《遯盦印学丛书》、《缶庐墨戏》（长尾甲在日本出版）等；编辑出版印学典籍有《广印人传》、《续印人传》、《再续印人小传》、《篆法约言》、《篆刻新论》、《刻印源流》、《说文部首》、《玺印叙言》、《古印文字韵林》、《封泥汇编》、《印谱考》、《印典》、《印谈》（由日本社员河井仙郎译为日文出版）等，为印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入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西泠印社的编辑出版事业在嘉惠印林的同时，也树立了“西泠印社”在商业领域的品牌知名度，其部分经济收益转而投入社址建设，又为西泠印社社址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提供了物质保障。

截至三十周年社庆，西泠印社的声势达到了建国前的最高点，以艺术社团和风景名胜双双名扬海内外，吸引了各界名人雅士前来游览，泰戈尔、鲁迅、张大千等都曾经在这里驻足流连。文化名人游览西泠印社，不仅令他们对西泠印社精巧的园林布置、高雅的艺术氛围叹赏不已，他们的揄扬同时也提高了西泠印社的知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