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年社庆专题】西泠印社历史沿革（三）

1933年，西泠印社成立30周年纪念活动隆重举行，社员及社友积极参加，并纷纷将自己的书画印藏品拿出来展览。纪念大会后，叶为铭编《西泠印社三十周年纪念刊》，以志印社历年经营擘画之功。同时发行的，还有《西泠印社三十周年纪念册·名人名画全集》、《西泠印社三十周年纪念册·金石家书画二集》。30周年纪念活动盛大的规模，以及在当时时局下凸显出的深远意义是后来历次雅集难以比拟的。

但是，此刻的中国已是危机四伏了。1933年1月3日，日军攻陷山海关；3月3日，侵占承德。而此时中国大陆的腹地，正陷入一场盛大的“围剿”和“反围剿”的军事工程。

宝山印房，1912年建，曾毁于抗战时期，1974年重建

在杏花春雨的江南，西泠印社中人虽然还没有闻到战争的硝烟和血腥气息，但在举行三十周年纪念活动的优游流连之中，一种沉重与不安的心境总也拂之不去。在《西泠印社三十周年纪念刊》的《后记》中，创始人之一叶为铭这样写道：

“回溯三十年来同社诸公聚散无常，或客他乡，或归道山，言念古人，几至低徊不置。深恐陵谷变迁，爰将社中所有布置编印成帙。”

叶为铭  石鼓文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8月13日，日军大规模进攻上海。

11月5日，日军在金山卫（杭州湾北岸）登陆。

11月12日，上海沦陷。

11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内迁重庆。

12月13日，日军攻入南京。此后40余天，是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34万余条性命惨遭戕害。

身当乱世，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血雨腥风之间，西泠印社王禔、丁辅之、叶为铭及在杭诸社员相率离杭。一时同人星散，社务活动自然是无法开展了。但人可以辗转流徙，躲避战端，偌大一座孤山又如何逃得过战争的炮火呢？烽烟过处，难免生灵涂炭，文物荡然，孤山社址的安危存亡令避居在外的几位西泠印社创始人悬心牵挂了八年。

直到1945年，抗战终于结束，检视西泠印社孤山社址，整体并未遭到大的劫难，只有宝印山房失火被毁，社址轮廓基本无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青年时代的马衡

1946年，避乱上海的王禔、丁辅之、叶为铭三位倡议恢复西泠印社，一应事务则委托在杭州的西泠印社社员邹颂麐主持办理，具体包括老社员重新登记以及新社员入社事宜、西泠印社社址景观的整理和维修事宜、对印社藏品重行查核并修复残损者、筹办创社40周年庆典、举办书画扇面展览（包括征集作品、保管、装裱以及展出布置、展品销售后的款项汇总等）、举办社祭并落实主陪祭人选，以及复社一应招待事务等。其时，首任社长吴昌硕先生早已作古，社中群龙无首，而王、丁、叶三位创始人对社长职务又坚辞不就。经王禔先生提议，丁、叶二位和众社员赞同，函电磋商之下，著名金石学家、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先生同意出任西泠印社社长一职。

1947年，岁在丁亥。九月初九日，这一天风和日暖，天气晴好。西泠印社数十名社员齐聚孤山社址。大家都是劫后余生，星散多年后又相聚在一起，言及时局之变异、人事之无常，执手相看，无不感慨万千。上午，举行故印人秋祭仪式，丁辅之主祭，赞助社员熊凌霄宣读祭文，礼毕，全体合影留念。聚餐之后，与会社员参观了书画展览。展品中280余件扇面专供义卖，以充实印社经费，内中佳品甚多，精彩纷呈，展览当日即订购一空。

这次雅集，在国共内战、狼烟频起的背景下，是难得一见的文人雅聚之隆重场面。此后几年，虽然西泠印社依然基本维持着每年雅集的惯例，但毕竟乱世之中人事凋零，无复往日旧观。

丁辅之  石榴图

张大千  山水图

从1933年到1949年，在西泠印社史上是一个极为艰难的历史时期。品茗叙雅、笔墨酬唱，在战争的炮火之下，这些从容而优雅的文人雅聚场景只能悄然隐没了。值得庆幸的是，虽然西泠印社社团活动无法进行，但星散四方的西泠印社社员们却用各自的艺术修为和学养，在从艺治学之途上艰难而执著地开掘，这一点文化的血脉并没有被战争和匮乏所截断，反而愈加勃发出个体生命的热力。

这段时期，一部分社员继续从事与印社及印学有关的活动，撰写印学著述、编辑印谱、篆刻印章、组织参加另外的篆刻团体。除了社员集体编辑的规模较大的印谱，以及社员个人所辑与印社有直接关系的印谱外，印社一些主要成员张鲁庵、王禔、俞人萃、葛昌楹、高时敷、秦康祥、吴朴堂、童大年、马衡、唐醉石等人都有自刻印谱行世，如1939年，丁辅之、高时敷、葛昌楹、俞人萃等人合辑《丁丑劫余印存》二十卷并出版；1940年，韩登安始作《西泠印社胜迹留痕》印谱（1954年由印社印行）；1944年，葛昌楹、胡淦辑《明清名人刻印汇存》十二卷；1948年，高式熊辑《西泠印社同人印传》共200余方，印社同人每人一印并有传，等等。编集印谱成了一时之盛，在当时的篆刻界具有较大影响，为日后中国印谱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资料。同时，不少社员组织成立或参加了其他篆刻社团，如方节庵于1934年建立宣和印社，马衡、王禔于1940年在北京参加圆台印社，韩登安等于1946年参加龙渊印社等，不但使篆刻艺术广为传布，更培养造就了不少优秀的艺术人才。

贞石亭

（韩登安《西泠印社胜迹留痕》印谱印蛻）

另一方面，许多社员以个人身份为主，从事一些虽与印社无关、但对文化的传承很有意义的活动，如举办诗词书画创作、展览、学术讲座，撰写书画、文学等方面的论著等；有的社员组织或参加了其他艺术社团；还有的社员积极参加社会公益事业，或任教于各类学校，或任职于一些政府部门和事业机构。如1936年，浙江文献展览会在杭州举行，马衡、丁辅之、叶为铭等社员积极参与；马衡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王禔、吴朴堂等任国民政府印铸局技正；韩登安任西湖博物馆历史文化部专门委员。

福连精舍

（韩登安《西泠印社胜迹留痕》印谱印蛻）

在20世纪40年代，作为西泠印社日籍社员的河井仙郎对日本篆刻界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如1942年河井仙郎等人为纪念晚清著名金石书画家赵之谦，在日本东京美术会馆举行了为期三天的赵之谦殁后60年纪念遗作展，对中华文化的传播作出了切实的贡献。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民族灾难日益深重之时，西泠印人们以文人特有的方式，作诗书画印以言志，或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印稿、印章，保护国家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表现出崇高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气节，在西泠印社史上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篇章。如抗战杭州沦陷时，避居上海的丁辅之让其子赶赴杭州，抢救出家藏“西泠八家”的印章，编成丁丑重编本《西泠八家印谱》等。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不仅仅是一个民间艺术社团的经历，更与整个民族的荣辱悲欢紧密相联，呈现了20世纪文化史上沉重的一页。

责任编辑：朱小雨、黄燕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