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丨巴塔耶与主权的悖论

本文的反思源自多年前由皮埃尔·克罗索斯基（Pierre Klossowski）对我讲述的一则轶事，当时我正要到他在维吉尼奥街的工作室里找他，他为此告诉了我他和瓦尔特·本雅明的相遇。关于后者，皮埃尔在四十多年后仍清楚地记得“那张好像粘着胡子的娃娃脸”。在记忆所铭记的诸多图像里，还有这样一个本雅明：说到《无头者》（Acéphale）的活动，尤其是巴塔耶在论“耗费的观念”的文章（三年前发表于《社会批判》[Critique sociale]杂志）中提出的想法，他举起双手做出一个警告的姿势（克罗索斯基在讲述的时候还站起来模仿），重复道：“你们在为法西斯工作！”

我常常疑惑本雅明意图用这句话说明什么。他不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一个与当局勾结的苦恼的理性分子（正如许多年后意大利战后文化里的情形，后者会被巴塔耶思想中所贯穿的主题所丑闻化）。他在1929年论超现实主义的文章中试着勾勒的“人类学的唯物主义”（matérialisme anthropologique）似乎的确——至少初看上去——接近巴塔耶想要扩大马克思主义之理论-实践视野的计划（请想想在这个文本中占据了一个核心位置的“醉”的主题）。本雅明还清楚地知道巴塔耶对法西斯主义的根深蒂固的厌恶，那样的厌恶恰恰在那些年的一系列文章和极具洞见的分析中得到了表达。如果他的目的既不是巴塔耶思想的主题，也不是其内容，那么，谁能够理解本雅明及其过分敏感的谴责呢？

对这个问题，我不认为自己可以提供一个直接的回答。但由于我确信那个时代的精神所专注的问题的持久的现实性，我会试着扩大那个铭刻着本雅明之警告的历史框架并问：我们今天如何肯定我们不知不觉地为法西斯工作？或者，颠倒问题：我们如何能够确定地声称，我们没有正为本雅明用那个词所指的东西工作？

为了更好地提出这个问题，我愿首先根据我自身度量的最为严格的尝试，把它定位于巴塔耶思想的理论遗产和一种共通体理论的讨论当中。我参考了让-吕克·南希（Jean-LucNancy）的重要文章《非功效的共通体》（La communauté désoeuvrée, Christian Bourgois, 1986, 首次发表于1984年第4期的《偶然》[Aléa]）和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的文本《不可言明的共通体》（La communauté inavouable, éd. de Minuit, 1983），它们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恢复和延伸。

南希和布朗肖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共通体在我们时代所遭遇的根本危机和消解，并且他们正确地追问一种关于共通体的思想和体验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正是从这样的视角出发，他们转动了巴塔耶的两面。他们同意在巴塔耶那里承认一种拒绝，即拒绝任何以一个共同假设的实现或参与为基础的肯定的共通体。

更确切地说，在巴塔耶看来，共通体的体验既暗示了作为人与人之间绝对内在性的共产主义的不可能性，也暗示了一种集体共融的不可实现的特点。在这个共通体的概念里，巴塔耶反对一个否定的共通体的观点，否定的共通体会通过死亡的体验而得以可能。死亡所揭示的共通体没有确立主体间的任何肯定的关系；它毋宁依赖于主体的消失，依赖于如下意义上的死亡：即它无论如何不能被转化为一个实体或一个共同的作品。

这里所讨论的共通体由此具有一个绝对独一的结构：它承担了自身内在性的不可能性，也就是，这样一个作为共通体主体的交流之存在的不可能性。换言之，共通体在某种意义上依赖于共通体的不可能性，并且，正是这种不可能性的体验，相反地，允许创建一个唯一可能的共通体。显然，在这样的视角下，共通体只能是“那些没有共通体的人的共通体”。这其实是巴塔耶的共通体的模型：不论是他自己时常提及的情人的共通体，还是艺术家的共通体，更确切地说，是他试图通过《无头者》团体（社会学学院[Collège de sociologie]就是其对外的显现）来实现的友爱的共通体，在每一个情形里，否定的结构都刻入了共通体的核心。

但这样的共通体如何得以实现？它可以用什么样的体验来显现自身？一个首先的回答是由斩首的意象提供的，如此的无头性（acéphalité）认可了对巴塔耶团体的参与：斩首不仅意味着对理性的省略和对首领的排除，而且首先意味着共通体的成员本身的自我排斥，只有在他们通过其狭义的“激情”来对自身实施斩首的那一刻，他们才是成员。

这就是巴塔耶用迷狂（extase）一词来定义的体验。正如布朗肖已经看到的，巴塔耶虽然与神秘主义的传统保持着距离，但他从中借用了迷狂（ekstasis）的术语，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悖论，即主体的自身之外的存在（être-hors-de-soi），神秘主义的传统已经暗含了某种东西，这种东西事实上在一个人经历它的时候被体验为消失；在它应向体验活生生地呈现出来的时刻，它必须对自身缺失。

所以，巴塔耶的迷狂的悖论就是：主体必须在它不能存在的地方存在，或者，相反地，它必须在它必须在场的地方缺席。这就是巴塔耶毕生试图把握的内在体验（expérience intérieure）的悖论结构，内在体验的完成构成了他所谓的一种“至尊的操作”（opération souveraine），或者，“存在的至尊性”（souveraineté de l’être）。

巴塔耶选择了“至尊的操作”这一表达，而非任何其他的定义，这当然不是偶然。带着他对术语问题之哲学意义的敏锐感，巴塔耶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保留的一封致科耶夫的信中，明确地强调了，关于该问题的最恰当的术语只能是“至尊性”（souveraineté）。并且，在《内在体验》的题为“决定性的位置”的一章的结尾，巴塔耶以这种方式定义了至尊的操作：“至尊的操作只从自身当中获取权威，同时也补偿了这个权威。”（译注：巴塔耶的这句话事实上出自《沉思的方法》[Méthodede méditation]，参见《全集》第5卷，第223页。巴塔耶在出版“无神学大全”第1卷的时候，曾把《沉思的方法》附在《内在体验》的后面。）

那么，至尊性的悖论到底是什么？如果君主（les ouverain：至尊者），就像卡尔·施米特（Karl Schmitt）定义的那样，是一个拥有合法的权威来宣布一种紧急状态并由此悬置法律体系之有效性的人，那么，君主的悖论就可以用这种形式来表达：“君主同时处于体系的内部和外部。”这个确切的“同时”不是多余的：由于他事实上拥有悬置法律有效性的合法权力，君主合法地把他自己置于法律的外部。出于这个原因，主权（la souveraineté：君权）的悖论还可以这样来表达：“法律处在了它自身的外部，它是法律的例外。”或者：“我，君主，作为法外之徒，宣布法律没有例外。”

如此的悖论是古老的，并且，如果一个人仔细地检查它，它甚至隐藏在了那个表达它的矛盾修辞当中：至尊的主体（sujets ouverain）。主体（从词源学上说，也就是处在下面的东西）是至尊的（处在上面的东西）。或许，主体一词（根据产生了两个相反的拉丁语前缀super和sub的印欧词根的模糊性），除了这个悖论，这个“停留在它不在之处”，就没有别的意思。

如果这是主权的悖论，那么，我们能说，巴塔耶，当他激情地试着思考共通体的时候，已经成功地打破了这个圆环吗？当他试着超越主体来思考，试着思考主体的迷狂时，他的确已经思考了其内在的界限，其构成性的悖论：主体的至尊性，处在下面的东西的高高在上的存在。巴塔耶当然已让自己说明了这个困难。我们甚至可以说，整部的《内在体验》，他或许最具野心的作品，就是对这一困难进行思考的尝试，他曾在一个既定的点上，把这样的困难描述为一种让他自己站在“针尖之上”的努力。但——无力完成有关至尊性的作品就是一个证据——他没有成功地实现这个目标。只有意识到这个本质的局限，我们才能希望承接其思想的固有要求。

许多年前，另一位迷狂的思想家遭遇了同一种困难，那就是谢林。在《启示哲学》里，谢林把思考这个总已经预见了提出它的思想的不可追忆者的功能，指派给了迷狂和理性的昏迷。这里提出的问题事实上比它作为至尊性（主权）之悖论的表达还要古老。这潜在地涉及一种以同样的方式来理解的二元性，西方哲学就试图用这样的二元性来思考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巴塔耶有完美的理由来谈论“至尊的存在”）：作为主体，?ποκε?μνον，质料的存在，和作为形式，ε?δο?的存在，总已经被提前假设了的存在，和在在场中被完全给出的存在。亚里士多德把这样的二律背反思考为潜力（puissance），δ?ναμι?和行动（action），?ν?ργεια的二元性。我们习惯于用力（force）、权力（pouvoir）来思考潜力（puissance）。但潜力首先是被动的潜能（potentiapassiva），是承受（受难）、被动性的意义上的“激情”（passion）；它其次才是主动的潜能（potentiaactiva），力量。

从西方哲学借以思考存在的这两极出发，现代思想，自尼采以来，已不断地把潜力特权化。所以，在巴塔耶——还有布朗肖这样最接近他的思想家——那里，一种决定性的意义被赋予了激情的体验，被赋予了这种激情的释放，他把这样的释放视为神圣者的终极意义。通过把一段写有“内在体验是行动的反面”的话指定为《内在体验》的关键（译注：参见《全集》第5卷，第59页），他同样返回科耶夫以指出，这种激情要在被动潜能的意义上来理解。

但由于至尊性的思想无法回避主体性的界线和矛盾，激情的思想仍然是一种关于存在的思想。在试着克服存在和主体的时候，当代思想忽视了行动之体验的一面，那样的体验数个世纪以来已构成了形而上学的巅峰，但目的只是为了激化权力的相反一极并把它推向极限。通过这样的方式，当代思想无论如何没有超越主体，但它思考了形式，最极端者和最衰竭者，纯粹的低下的存在，激情，被动潜能，而没有成功地打破那个把它固定于其反面的束缚。

这个把潜力和行动聚集起来的束缚，事实上，不是某种简单的东西，它在亚里士多德的一段谜样文字（《论灵魂》，417b）的这个“自身献给自身的礼物”（donde soi à soi，?π?δοσι?ε?? αυ?τ?）里得知了其解不开的结，那段文字是这样陈述的：“承受（π?σχειν）不是某种简单的东西，它一方面是一种毁灭（φθορ?），另一方面，相反地，是行动对潜力的一种保存（σωτερια）……并且这不是生成自身之外的东西，因为在这里，一个人拥有献给自身和行动的礼物。”

如果我们返回开篇的那则有关本雅明的轶事，那么，就我们仍停留于这种激情和潜力的思想当中而言，我们能够说：我们的工作，如果不是外在于法西斯主义，至少也外在于本雅明在发出警告时所想的西方的这一集权主义命运吗？我们能够说，我们已经解决了主权的悖论了吗？激情的思想如何能够得到释放，行动和潜力的思想如何能够得到释放？无主体的激情真地在作为自身之潜力的纯粹主体性之外被找到了吗？如此的激情允许思考什么样的共通体，并且，那不只是一个否定的共通体？

除非我们回答了这些问题——而我们还远远做不到这点——关于一个没有至尊主体的预设的自由的人类共通体的问题，似乎才能够被提出来。